恐怖分子

今天北京难得淅淅沥沥下了一天雨，看完《恐怖分子》，从标放跑出来，淋着夜雨赶往地铁站，踏过路上大大小小的水坑，只觉得寒气逼人。

杨德昌的电影往往精准，克制，刀刀见血。简单来讲，这部电影由三组人物关系构成，他们的故事彼此交叉，互相影响，一步步带着一个照常生活的普通人走向毁灭。

观影中途，我几次在周郁芬控诉自己生活的时候忍不住笑，感觉她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无数个矫情文艺女青年的缩影，这个女人对爱人和周遭的一切挑剔，关心的只有自己，以及她所谓的创作。

她嫁给普通的李立中，这个男人爱她，养她，让她专心写作，事事顺着她，因为他始终觉得配不上她，他身边的人也都这么说，她不告而别好几天，属于她的书房他动也不敢动，直到她回来，说厌倦了这样的生活，感觉自己被困住了，要离开他，控诉他这一介凡夫俗子始终不懂她要什么。显然，周郁芬是这段不平衡关系里不自觉的索取者，她看透了丈夫就是这样一个只想好好工作、对她负责、过安稳生活的普通人。

一直以来，文艺青年们都在努力挣脱普通人的枷锁，瞧不上普通人的生活愿望，殊不知这个社会最需要普通人，最需要大多数人都兢兢业业，甘于平凡工作和生活琐碎，他们为钱奔忙，因为他们还相信生活会因此变好。在这个社会中能任性做一个彻底的文艺青年，不用工作，又不担心生存问题的人能有多少？这样的人又何尝不是如周郁芬一般的掠夺者。

然而，真正的创作者总是痛苦的，而不是单单顶着一个“艺术家”的名号，过着感性的出格的生活，肆无忌惮地伤害他人，挥霍一切……虽然大多数人眼中的艺术家皆是如此……这里必须举出两个例子，一个是卡佛，一个是卡夫卡。

20世纪中后期的美国现实主义小说家雷蒙德·卡佛，是一个承担着养家重担的写作者，他出身底层，一辈子写了无数短篇，从来不写长篇，据他自己坦诚，主要是因为写作的时候，总担心屁股下的椅子会随时被抽走——他有一大家子人需要照顾养活……所以在他的短篇小说里，我总能看到隐忍背后一种难以言说的沉重和辛酸。

弗兰兹·卡夫卡如今被定性为现代派文学的鼻祖，但当时的他也同样生活在孤独与痛苦之中，卡夫卡生前无法靠写作养活自己，他一边在生活中恪尽职守，做一个踏实工作的小职员，以期获得上司的赏识、父亲的认可，另一边他也躲在家中孤独地创作，且永远觉得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一文不值，认为它们全是没有意义的。

创作者本来就是痛苦的，他们需诚实面对自己，并感受到永恒的挫败感，他们离现实很远又很近，只有如周郁芬一般的自欺欺人者还在将痛苦转嫁他人，以为生活离开了这个人，或者换个环境，就会变得不一样。相反，安于现状的如李立中一般的普通人害怕改变，他宁愿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组一个还算和谐的家庭，过平凡的小日子，然而在影片书写的当代社会中，他这种“平凡生活”的愿望，同他妻子想要的“新鲜生活”一样，都是一种随时可被打破、不断被打脸的“幻想”。就像片中另一个觉得自己可以是自由摄影师的富家子弟，没钱了也只好乖乖回到家，服从自己要去服兵役的安排。

所以影片最后，自欺欺人的掠夺者仍好好活着，不再相信只要自己付出，生活就会变好的普通人却走向了毁灭。

大师的电影连着看了两遍需要一些记录。

“如果你了解季节，变化只是一种轮回的重复。这一年春天和往常没有两样。”

影片开始时李立中同事口中的高组长之死和周郁芬笔下的小说提笔已向观众透露，这对主角夫妻的故事和许多人们一样，“他的生活太单调了，一旦出点事，反应不过来一定会出问题。” 主角李立中是个标准的老实人，为人谨小慎微，渴望上级的认可，对老婆表面处处隐忍顺从，没有事情也从来不会主动去找老朋友。生活于他习惯逆来顺受，默默期待日子会渐渐且自然的好起来。老婆消失了给自己找借口是写小说就放心多了，小说成功了她就会回家了，高组长死了提拔的就是自己了。李立中逃避生活里深层尖锐的矛盾与痛苦，蒙住眼睛一切似乎都还过得去。然而一通恶搞电话戳破了他的泡沫，老婆出轨、升职无望压垮了这个老实人的最后一丝幻想。他甚至连愤恨都是不声不响地发泄，在周郁芬的梦中向生活砰砰开枪，而击中的还是血珀里的自己。

周郁芬在小沈和李立中出现的画面时对比鲜明，一则每每明朗青葱，一则焦闷昏红颇同囚困。角色的关系亦如色彩所呈现的，小沈在周郁芬的故事里看到他们无法被时间改变的曾经，细细品读以他为原型的故事；而李立中结婚多年没看过妻子写的小说，“写个小说怎么会变成那么要命的事呢？” 他从不理解妻子的选择，也不曾试图理解。周郁芬这个“理想主义者”，通过写诗情画意的句子来逃避重复来重复去的日子，企图以结婚、写小说、生孩子、找工作、出轨来不断的寻求一个新的开始。当她提出要搬出去，随着烧水壶的尖叫，夫妻隔着墙背对背、然而紧紧直视镜头的对话直指痛处。他们在自我的空间里互相控诉，也许在控诉的更多则是于生活面前懦弱逃避的自己。看着此景的观众多少也下意识的被拷问了灵魂。

一个很喜欢的镜头是周郁芬的小说获奖后夫妻二人于餐厅相聚的画面。两人挨着坐，而隔窗看去被栅栏隔开，意趣深长，他们任然像在囚牢中，两者的距离也不知相隔多远，

杨导神一样的多线叙事、场景切换通过渐渐打开小强和淑安的故事串联全片。小强有点像年轻的男版周郁芬，喜欢活在幻想的世界，重复了离开寻找的故事。小强在无意拍摄了不良少女淑安后爱上了幻想中的她。与女友激烈的争吵在温柔的smoke gets in your eyes背景音乐下如梦似幻，随风飘起的纱帘隐约剩下小强女友在阳台心碎的背影，和远景里大步向前不回头的小强。小强女友摘下分手纸条后躺进了救护车，旁白“不想活了”完美引用了淑安的骚扰电话。荒诞绝妙，淑安成功的进行了一通通对他人生活的恐袭。小强在与淑安的重逢后发现了迷恋与现实的差距，选择离开他的幻想空间，这一次留在风中凌乱的是一片片小强镜头下淑安美丽的照片。

影片的镜头和色彩冷峻细腻，光影和构图精巧的反射环境与人物的情绪，大师的作品每一幕都让人感叹匠心打磨。城市里的人们通过画面积累映射的焦虑躁动、隐忍妥协、冷漠懦弱在最后主角意淫杀人和自杀的枪声中迭代高潮，惊心动魄。伴着蔡琴缓缓低吟“请假装你会舍不得我”，杨导的冷抢打在了观众的心上。恐怖分子里最为直白的恐怖分子就是乱打电话的淑安，其他的角色也互为对方的恐怖分子，又或者他们真正的恐怖分子是生活，更是选择在轮回重复逃避的自己。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太敢看杨德昌的电影，因为太锋利了。

他的作品就像是一把把尖刀，冷冷地插进城市的腹部，撕开一道道伤口，流出汩汩的血。

而其中最锋利的那把刀，当属《恐怖分子》。最近重看，又一次被深深地刺痛。

今天，就想和大家聊聊这部电影。

如果你曾为《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凝重而难以释怀，也曾为《一一》的深沉而唏嘘不已，那么一定不要错过《恐怖分子》，不要错过那个最锋利的杨德昌。

如果用颜色来形容杨德昌的电影，《牯岭街》应是昏黄的，像一段摇曳的旧时光；《一一》则是暖橙色的，明亮、克制、不乏温情；而《恐怖分子》无疑是暗红色的，藏匿着一种伺机发作的不安。

这种骚动的暗红，不止在心里，更直观地体现在视觉上。

如果你仔细留意的话，就会发现片中的红色是无处不在的。

它是李立中家里卫生间的颜色，每天下班，李立中进门的第一件事，便是径直走进去，摘下手表，挽起袖子，洗手、洗脸，像是在履行机械生活里的最后一个步骤。

它是医院窗帘的颜色，同事们在这里冷漠地谈论着同事的死亡，也为了争夺组长的位置，互相倾轧。

它是小强和女友因为照片中的女人争吵时，不停摇晃的灯泡的颜色。

它是淑安阴郁压抑的家中，母亲衣服的颜色。

它是暗室里，挂满了偷拍照片的墙壁的颜色。

此外，最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它还是剧中人的“脸色”。

不知是胶片的陈旧还是刻意的打光使然，这次重看时，我发现剧中人的脸上，时常会泛着红光，特别是在发生争吵和隔膜的时候，尤为明显。

红色，就像是这部电影的一个永恒的注脚。它并不刻意的抢戏，但又始终潜伏在角落里，默默地散发着幽微的光。

那么，红色究竟代表着什么？

在我看来，它代表一种警告，那是杨德昌在每个并不起眼的关口，提醒着我们，危险的种子已在此刻埋下。

那每一处红色，都是无意而为的因，而影片的结局，则是无法避免的果。

这就是杨德昌，一个死理性派导演。

甚至有时候，我会觉得看他的电影，很像是在看一篇批判社会的论文，那么观点明确、有理有据。

这和侯孝贤有很大的不同。

侯孝贤是没有观点的，他不在意这个，相反，他希望营造的是一种特别的味道，这很多时候要依靠现场的氛围和演员的状态，来即兴发挥；而杨德昌则是“观点先行”的导演，他的故事是为观点服务的，所以在他的电影里，一切都是设定好的，人物、台词、剧情……通通要指向核心的主题。

而且，和侯孝贤的自然气韵不同，杨德昌是属于城市的。

他的电影延续了安东尼奥尼始终在探索的主题，即城市中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疏离。

但他比安东尼奥尼还要更尖锐、更踏实，后者多注重于文学化的呈现，而杨德昌则试图去解剖城市的遗骸，收集线索，找出幕后的真凶。

正如他在《恐怖分子》中做的那样。

《恐怖分子》中的城市，是极端冷漠的。

在影片的开始，杨德昌用一系列镜头，为我们不动声色地展现了这种冷漠。

台北，夜晚，一辆警车呼啸而过，穿过肃杀的街道。

巷弄里，一个中枪的男人趴在地上，无人过问。

枪声四起，中年女人仍在若无其事地洗着衣服，对窗外事充耳不闻。

如此“冷眼旁观”的开场，为这部电影的冷峻风格定了调。

而更为冷漠的，还在后面。

影片分为三条线，三组人物，进行交叉叙事：第一条线，是中年男子李立中和妻子周郁芳的婚姻危机；第二条线，是混血儿淑安试图逃离家庭，以行骗为生的叛逆生活；第三条线，是酷爱摄影的富二代小强和女友的分分合合。

这三条线，看似没什么交集，他们虽身处同一个社会，却又活在彼此不同的世界。

可是，机缘巧合，这三条线却出现了一次意外的交汇。

也正是这次交汇，将这个故事引向了一个无法挽回的结局。

那是怎样的一次交汇呢？

它来自一通匿名电话。

谁打的？

淑安。

打给谁？

淑安被母亲锁在了家里，闲极无聊，她便在电话本上随意找了个号码，而接电话的人，正是周郁芳。

都说了些什么？

影片没有明确交代，但根据剧情可以推测，淑安谎称自己是李立中的情人。

就是这样一通恶作剧电话，给李立中原本就已岌岌可危的婚姻，带来了致命一击。

而讽刺的是什么呢？

周郁芳在听到丈夫有了情人的消息后，并未感到悲伤，反而更确认了“自己已不爱丈夫”的事实，于是当天便搬出了家。

而李立中从小强那里得知了这通电话的存在，他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以为妻子的离开是误会了自己，可是，当他找到妻子试图解释时，却发现妻子根本并不在乎，这令他感到绝望，也才有了最后的悲剧。

应该说，这通电话是完全偶然的。但杨德昌想要表达的，正是这种偶然之下的必然性。

他想要告诉我们，城市中人与人的情感，是如此脆弱，甚至一通偶然打来的电话，都可在顷刻间将其摧毁。

为什么？

因为条件早就具备了。

而电话只是个导火索而已，总会有人打来的。就算没有电话，也会有纸条，有短讯，有陌生女人的来信，最后即便什么都没有，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

因为在那些红色出没的段落里，危险的种子早已经埋下，只等待时机成熟，破土而出。

那是些什么样的种子呢？

是李立中对妻子的表面顺从，实际却漠不关心。他为了挽回妻子，不惜陷害同事，不惜处处忍让，但是他却从来没有认真听过妻子内心的想法，而只是活在自己臆想的完美丈夫的角色里。他以为妻子的离开是因为自己事业不够好、是因为写作遇到瓶颈心情低落，但通通都错了，直到最后一个理由——匿名电话——也被推翻的时候，他终于彻底崩溃。

而周郁芳播下的种子，是她的自由天性与婚姻制度的根本冲突。她是个不安分的女人，厌倦一成不变的生活，为了改变，她步入婚姻、她开始写作、她想要一个孩子，最终，同样是为了改变，她选择离开循规蹈矩的丈夫，投入情人的怀抱。

淑安是一个亚美混血儿。她的身世，是台湾历史上的一段悲剧。当年，越战期间，有超过20万美军驻扎在台湾，与台湾女子生下孩子。后来，美军撤离，留下了这些“生父不详”的混血儿。而淑安就是其中的一员。所以，她和母亲的关系才会那样疏离，所以，她才会拼命逃离家庭，逃离无聊的生活，寻求刺激。

小强是个富二代，父母常年不在家，他酷爱摄影，他冷眼旁观这个世界。他可以为追寻照片中的女人而丢下女友，但当追求淑安而不得后，他又回到了前女友的身边，就像是只有在没钱的时候，才会回家一样。

此外，还有老谋深算的医院主任、设计仙人跳的大顺、趁虚而入的周郁芳的旧情人……

每个人都是冷漠的，每个人也都是自私的。虽然自私的理由各有不同，有的因为愚钝，有的因为欲望，有的因为身世，有的因为狂妄。

可最终，它们却共同构成了一条隐性的因果链，如果缜密的设计一般，导致了最终悲剧的发生。

这里面，没有人真的做错了什么，也没有任何调解的可能，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一步步酝酿、成型、爆发。

这才是最最令人绝望的事情。

即便这样，杨德昌似乎觉得还不过瘾。

他为影片设计了两个结局，就在我们所有人都以为李立中终于像个汉子一样，举起枪，报复性地杀死了那些伤害他的人，而获得了一种宣泄般的快感时。镜头忽然一转，我们看见，李立中头部中枪，躺倒在水池边，血液顺着后脑汩汩而流，依然是阴郁的红色。而其他人安然无恙。

原来，那些不过是幻想出来的情节，或是周郁芳小说中的描述，而李立中真正的结局，很简单，他杀死了自己，如同影片开始那个中枪的男人一样，躺在这座冷漠的城市里，从此不再有人过问。

那一刻，音乐响起。只听蔡琴唱着：“请假装你会舍不得我，请暂时收起你的冷漠。”

这实在是过于悲哀的乞求了。

在这座城市中，还生活着无数的李立中、周郁芳、小强、淑安……他们只是过着自己向往的生活，却又在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中，成为了制造恐怖的因子。

无论怎样，恐怖分子已经养成。

只不过这一次，他的枪口对向了自己，而下一次，或许就是那个幻想的结局，成为现实的结局。

面对这样一部电影，我第一次那么渴望地说出这句话：我所说的，都是错的。

可是我也知道，杨德昌一定不会说出这句话。

中年男人不美，不健康，心理阴暗，还特别固执，自以为洞悉了一切，走到哪里都带着一种压迫着别人的气息。因而看到李立中的死并不会使我感到难过，反而有一种快意。他的自杀于自己、于家人，都是一种解脱。他是一个好人，可也是一个不讨喜的人。 片中的人物个个孤独而自私，只不过他人的自私都露在面儿上，唯有李立中的自私是深深地藏在骨子里的。他勤勤恳恳地赚钱养家，在事业上有小小的成绩，在外活得谨小慎微，在家则是一个“统治者”。这样的中年人，往往都有一个极其封闭的世界观，将责任和本分看作是人类唯一的美德，极度遵守社会的游戏规则，还要逼别人就范；身处于牢笼之中，还要将他人拉过来同他一起坐牢。他们往往又因为是一个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而觉得居功甚伟，缺乏对其他家庭成员的尊重与理解。片中有一幕我印象很深，妻子周郁芳写小说写不出来，十分苦恼，李立中却对妻子说，不就写个小说嘛，至于写成这样？（大概这个意思，原话不记得了），此时的他简直可以用面目可憎来形容。杨德昌的台词写得真好，许许多多琐碎的、看似日常的闲话，却能激起人心中千般的波澜。后来李立中为了查明妻子离开的原因，才第一次去读妻子的小说，更印证了他之前在心灵上对妻子的漠不关心，或者说，他压根就没有办法从心灵上去关心妻子，这也怪不得他。在他的观念中，他已经在责任上、道义上对妻子很好了。人与人之间不能相互理解太正常了，能相互理解才是千载难逢呢。只不过他到死也没有明白，这才是妻子离开的真正原因，这实在是有点悲哀。 我倒是对周郁芳怀有极大的同情，可能因为同样是女性所以更能理解吧。电影里她一直在质问李立中：“你懂吗？你明白吗？”表情和语气充满了轻蔑和无奈。轻蔑是因为，周郁芳在心底里就没看上过李立中，无奈是因为，她已经彻底放弃了两人互相理解的可能性。在李立中看来，周郁芳的一系列举动无异于作死，放着好端端的日子不过，折磨自己，也折磨着丈夫。但从周郁芳的立场来看，她回家做主妇也好，出去工作也好，写小说也好，与前男友旧情复燃也好，其实都是为了逃脱生活的牢笼，寻找相对的自由。不论她这次成功逃脱没有，至少她一直在努力着，屡受挫败而不止步，好歹也是一个勇士。如果周郁芳在她最失落的时候有一把枪，她很可能会实现李立中死前的梦想——杀掉所有人。而李立中并不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好人，走到绝路，不是出于理智而是出于懦弱，他只会向自己开枪。他先将妻子的离开归罪于假扮第三者实则是恶作剧的少女，后将之归罪于妻子的前男友，其实也是出于懦弱——他不能直面妻子其实并不爱他这个事实。有没有这通电话，甚至于前男友是否出现，他们的婚姻都岌岌可危，周郁芳在她那段独白中也表明了这个意思，可李立中就是要自欺欺人地不明白。当然这又要说到人与人之间不能互相理解的问题，李立中的爱是伦理上的爱，而周郁芳需要的是心灵上的爱。李立中对妻子小说事业的轻慢态度，已经令妻子深深失望了，遇到细细读过自己作品的前男友自然如同获得解脱一般。但这个前男友以及写作事业会不会是周郁芳的下一个地狱呢？谁也不知道。 片中还有两个年轻人，都有着晶莹剔透的心肠，举重若轻的灵魂。一个是热爱摄影、却偏要远离家庭的富家公子，一个是无所事事、跟小混混厮混在一起的不良少女。这让我想起了《牯岭街》里的小马和Honey，一个是因为有资本所以可以无忧无虑地作死，一个是因为前路茫茫所以自暴自弃地作死，但他们都是可爱的，因为年轻而天真，做错了事情也使人可以轻易原谅。他们的未来还未可知，因此企图“选择不选择”。他们看似很自私，为了爱，为了排解无聊，不惜一切代价，但如果是为了自由，其实自私也都不算什么。他们看似大喜大悲，敏感而脆弱，其实对生命的悲哀的承受力是要远远强于中年人的，因为没体会过太多的失去与别离，反而对之有一种漠然的态度。少年人不懂得珍惜生命，维持生命于他们而言实在太容易了，这样倒也好，死于年轻貌美的时代，就真正是个自由的人了，不比李立中在浴室自杀那样的憋屈。或者就成了周郁芳，已经开始衰老的身体陷于生活的牢笼，精神却永远想要逃离，逃离孤独，寻求理解，寻求意义，寻求自由。这样的一生必定是痛苦的，很可能追寻了一辈子，却只得瞥见一个幻影。不过，这样的人也不失为一个勇士，给生活的意义做注释者，多半都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