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梨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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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写书，卖书。马上结束的2018年，最后几个月，跑许多地方，也与人起争执。

于是乎，对《野梨树》的感触，像那口挖不出水的老井，人挖得还挺深。碰了石头，打不出水……电影里的写作话题，一脸不爽讨人嫌的文学青年，不过是人生困境的比喻。

如果你觉得它眼界有限，花三个多小时，讲了太少的事。那我不免想要说：人生，你的、我的、他的，充其量，加起来，也算不得什么大事。人生在世，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对吧？

许多观众经过迷糊、犯困、昏睡、走神，迎来了结尾的父子。原来同名书写的野梨树，父亲对孩子所描述的野梨树，它们的模样，它们的长成，是那样的孤独和扭曲，永远留在土耳其的乡间土地上，风霜雨雪，一年四季。

野梨树与周围环境，是格格不入的，就像每个人，拥有着自己的品性。你如何去接受，并喜欢上它呢？你知道的，这真的很难，就像很难无条件去敞开拥抱，接受至亲之人的缺陷不足。

回说杰兰做出改变，拿下了金棕榈的《冬眠》，我观感一般。当杰兰想承担更大的，知识分子对家国，乃至人性至深处的莫名责任感。他的电影形式，也跟着变得艰涩，沉重。

我对“如何看电影”有点个人偏见。如果有些话不是非说不可，电影里却滔滔不绝，那么，这无疑是不高明，或者比较笨，比较吃力的表现方式。我理解很多人说的，《冬眠》不好看，因为我也觉得“不好看”。杰兰拍的，都可以归为闷片，但我偏偏喜欢寡言少语，索性不说话的闷片。毕竟有些话，并不是非要开口。同样话多的《野梨树》，我的偏爱，更多是来自一名小镇青年的失落。他的人生，一团困顿迷惘。他的家庭，一通胡里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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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2

此番的《野梨树》，形式着实跟李沧东的《燃烧》，太像。两部电影，都可以同起另外一题：「给青年诗人的信」。题材撞正，不仅是英雄所见略同，也是两位当代杰出的电影导演，不忘对自身国度的社会现实和年轻群体，主动投奔，写下关照。不同在于，《野梨树》与周遭世界达成和解，《燃烧》铤而走险，彻底决裂。

与我熟悉的杰兰作品相比，《野梨树》镜头变化极多，多到有些随心所欲、漫无目的（譬如树下亲吻那段），又不像阿方索卡隆在《罗马》那样工于调度，彻底炫技。这个缺陷，我选择了视而不见。

全片密布吵架嘴碎，有长有短。其中有两场近二十分钟，关于文学与信仰的大型对话交锋。这两个话题，恰好代表了人类在精神求索上的不同趋势。主人公对宗教信仰并不感冒，他一心想吊死在那本野梨树上。可是，没有人支持它，最后一本书都没有卖出去。这已经算不得“不畅销小说家”，而根本是灾难，或黑洞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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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向命运低了头。《野梨树》在处理这段时间的跳跃滑动（雪地冰河放哨），显得异常轻盈，不闻声响。相反，他为了出版小说的愤懑与挣扎，电影却好像花了太多时间。

我想，写小说的人，固然有想卖几个钱的。很大一部分人，或是走投无路，或是果敢练笔，才选择与文字为生。文章有价，文字自有其价值，但文学更多是表达的需要，人类都希望有其他人，可以理解并认同自己——价值来源于此。尤其是在这个时代，当你无法脱口秀，难以应付社交，硬着头皮去经营所谓的人脉和圈子，捞资源、混履历。这个时候，文学是一片广袤而空白的自留地。你一个人，挽起袖子，就可以动手开干。

《比海更深》的作家良多

除了《燃烧》，《野梨树》并不是孤立的。《比海更深》里的良多，简直就像《野梨树》父子形象的叠印。爱赌博的父亲、想写作的儿子，当他们合二为一，不就是枝裕和电影的人物。

嬉皮笑脸的父亲，怒气冲冲的祖父，《野梨树》的儿子、父亲、祖父，三代人的形象，父子之间的关系，在梦境与结尾处得到了深化。儿子看到了摇篮中的父亲，父亲看到了吊在井口的儿子，既是剧作上的对位，也是彼此命运的深深羁绊。

《野梨树》并不是文学青年的顾影自怜，而是有如最后的言语希望。哪怕结不出苹果，也要像一颗野梨树那样，寂寞勇敢地生长下去。哪怕你一本书都没有卖出去，你最看不上的父亲，却是你最诚挚的读者。

目前版本，《野梨树》主人公Sinan，被翻译为锡兰（本文采用更接近土耳其语发音的导演译名：杰兰）。

恰纳卡莱

借助谷歌地图，很容易搜索到杰兰《野梨树》的取景地：土耳其恰纳卡莱（那座特洛伊纪念像），恰纳卡莱也就是杰兰父亲的故乡。两岁时，因工作变动，杰兰父亲带着一家人，搬到了耶尼杰。杰兰和姐姐的童年，就是在耶尼杰的乡间度过的。《野梨树》也有一趟往返在恰纳卡莱（海滨城市）和恰恩（山地乡镇）之间的行程，主人公大学毕业后，工作前途不明，所以回到了老家歇息。土耳其有五分之一人口，集中在西边，欧亚大陆桥上的伊斯坦布尔大都会区。东部和北部是相对动乱、保守和经济不发达地区（例如影片《野马》的发生地）。所以，《野梨树》在个人谱系上，更接近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小镇》和《五月碧云天》。有点初心不改意味的是，杰兰花了二十年时间，向俄国人契诃夫致敬。

桥

想成为作家的无名小辈，在桥上被本地知名作家大吼，一通训斥。这段十五分钟的对话，最终结束在了恰纳卡莱的桥上。那个被推下河的美人鱼雕像，应该是《野梨树》摄制组置景安放上去的。找到这座桥就更简单了……因为恰纳卡莱城区，看上去只有两座桥。

有机会的话，想去杰兰的故乡走一走。虽然那些野梨树，远在他乡。

去土耳其🇹🇷看看

《野梨树》并非一部水准之作，而是真正有突破性的杰作。

场景的直接切换，并没有割裂时间的延续，脱节空间通过声音的完整性得到了衔接。

瓦莱斯卡·格里巴赫的《西部》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通过环境音衔接任意空间。

不同的是，瓦莱斯卡·格里巴赫细碎、促短的手持镜头与锡兰沉静、绵延的长镜头相对立。

想让观众在观影时不发生意识的断裂，从而保有完整体验，这考验的是导演的能力。

锡兰做到了：转场镜头间省去的不必要时间，通过声音得到延续。

表现在电影中，是男主角Sinan边打电话边从山上下来的那一组镜头，场景得到“跳切”式呈现，但画外音却是完整的通信交流。

脱节空间与完整声音的结合，不符合事实；却让人感到奇妙，有一种超现实主义之味。

我们可以说，锡兰的野心是从《安纳托利亚往事》的自然主义，到《冬眠》的现实主义，再次进入《野梨树》的超现实主义。

锡兰的超现实表达得非常隐讳，很容易被误认为自然主义或现实主义。

首先是自然物候的呈现（光、影、风、水），尤其是风这一自然元素的呈示方式，明显从塔可夫斯基那儿继承而来。

锡兰将世间万物变为具有呼吸状态的自然之物，超越感官感知，为其附上灵性。

如果说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具有宗教的神性，那么锡兰的自然影像是否是一种“万物有灵”的超验主义，我们不得而知。

其次是意识变成进入潜意识的通道，《野梨树》在意识和潜意识的临界线上上下跃动。

在某些神秘时刻，观众越过意识状态，进入角色的潜意识之中。

《野梨树》中设计的几处梦境，并非没有原因。现实影像和梦境影像难以辨清地缠绕于一体，原因在于意识与潜意识正渐渐混同。

锡兰在《野梨树》中创造了可供呼吸和体验的完整世界，如此完备，如同曾经探访过的异域空间。

《野梨树》中的世界比现实的安纳托利亚或伊斯坦布尔更加真实。

虽然观众并没有在实际生活中体验过安纳托利亚的秋日光景，但在第一时间，他们被影像唤起日常生活中获得的相似体验。

锡兰通过影像放大观众感官层面的体验，每一声狗吠都在帮助唤起他们自己儿时的乡间记忆。

并非艺术模仿生活，而是生活模仿了艺术。艺术如同普鲁斯特笔下的马德莱娜糕，让观众寻回的不再是观影时刻遗留的影像记忆（反复观看将时间镌刻到影像中），而是逝去的日常生活场景。

逝去的日常时间镌刻在身体上。记忆隐秘储存着，直到遇到影像的刺点，从而重新唤回。

这是伟大艺术的秘诀。

有人把《资本论》拍成了一部电影，这种想法很神奇，这种抽象的东西怎么对应影像。最近接触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电影，像冬眠、地球最后的夜晚，还有这部，野梨树。毕赣的电影像碎片化的诗歌，锡兰的电影像叙事的抒情散文。《野梨树》是一部厚重的小说，有人说锡兰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贯穿着相似的敏感又沮丧的情绪。电影里大量的对话，空镜还有演员的表情动作，对应成一本书的话，都是作家的随想，大师作品里必有闲笔，写成文字是很实的存在，但要转换成影像就难免有一些抽象，导演把这种抽象用最容易理解的对话形式呈现，但看多了也会觉得单调，或许这就是一个天生的弊端，证明了“视觉”承载的抽象信息永远没有“文字”那么丰满、确切。

枯死的野梨

家庭关系像盘旋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或许丢了一点钱，矛盾便一触即发。这种类型的电影就像用高饱和的艺术滤镜来看日常又琐碎的生活。失败的父子关系有很多，但《野梨树》呈现的这种关系有些奇怪，严肃的儿子和散漫的父亲，似乎有些本末倒置，年轻人会比老一辈人更苦闷都是因为环境的改变。更广阔的视野，更丰富的学识，年轻人的野心很容易被充满，也很快被击溃，就像锡南。但两代人不可同日而语，失去一条牧羊犬的代价显然不能和失去成为作家的机会相比拟，但也没有人可以论断谁的悲伤更深沉，所以这种矛盾就呈现为父亲无法支持儿子，儿子没法理解父亲。我觉得《野梨树》也一定有一个类似初衷的东西，不论是《冬眠》还是这一部电影，镜头里的风景总是有一种大于故事的感觉，尤其是雪景，似乎不是为了烘托某种氛围、关系，该是时候下雪了，万物都会走向一个终结，人与其他动物也无异，造化于前，只有规驯，两个故事的终结都是自然而然的。

《冬眠》

《野梨树》

《野梨树》印象最深的几个镜头：一是锡南跟女主相遇：女主口中描述的，繁忙明亮的街道，夏天晚上，醉酒，被雨淋湿，一切，生活。当所有这些美好事物是通过“语言”来展现时，视觉上的沉默是电影给观众的留白，这些间断的，毫不相关的词汇或许构成了更诗意浪漫的内在景象，风声很大，但总归寂静，有风的山丘，风的存在感大于人。记得以前一本书里写“人岂可与山石同日而语?”要让一个人的命运显得无力又渺小，那把他放在最原始的事物面前即可，就像无拘无束的风。

二是女主婚礼后，锡南和女主前男友在一个湖边碰到，两个人一言不合就开打，而且争端是从第三者的视角开始的，伴随摔碎酒瓶的声音，草丛里睡觉的人被惊醒。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就笑出来了，这一幕真的好像动物世界，先从野兔、羚羊受到一些惊吓开始，镜头再转到打斗的动物——一个快要干涸的池塘边，两头野牛因为争夺水源扭打在一起，再加上那种怒号，特别原始。我在想这个镜头到底有没有意义，但是海报上就是这个湖边，而且这个斗殴镜头之后的所有时间，男主脸上都带着伤，让人很难不注意。但是我真的不懂为什么非要打这一架。

三是男主因为把美人鱼雕塑的手扔进河里被警察盯上，然后躲进了特洛伊木马的那一幕。这个片段我也觉得挺好玩的，把锡南的懦弱愤青气质刻画得入木三分。愤怒又怯懦的锡南故意把破碎的美人鱼雕塑推进河里，什么人会无聊到做这种事，故意毁坏公共事物一定是想标榜某种反叛，用这种既有害又无意义的行为创造些“死水微澜”，况且锡南毁坏的还是一只美人鱼，童话的符号。最讽刺的是，片段最后，锡南即将被抓住时，他从公交车上醒来，就连这种毫无意义的反叛似乎都遥远得只是梦里的东西。

1、辛意雲老師老子辛說卷六十八談「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有一部電影，是土耳其的電影，導演曾經導過冬日甦醒（Kış Uykusu，2014），這部電影得了坎城的金棕櫚獎，現在又再以這一部野梨樹（Ahlat Ağacı，2018）去參加競選，並代表土耳其角逐奧斯卡金像獎。電影的故事講一個年輕的大學畢業生，是土耳其的一個年輕的大學畢業生，也就是一個想成為作家的年輕人，他已經在大學寫好了一本關於自己家鄉的書，想要發表，他寫這個家鄉的書，不單純是旅遊的介紹，或者不單純是一種單純的風俗民情的介紹、風景的介紹。他這本書是從他家鄉的最突出、最真真實實的當地的各種各樣的不同於外在的風貌講起——奇怪的老人，吃梨的行為，賣著水果，做出各種令人不能理解的動作，但是卻具有某種戲劇化的特質。已世俗化的教長，信仰不再是最神聖的依歸，他們所表現出來的是跟常人一樣的觀點、行為，成為一種有趣的特殊性。還有，頹廢沉淪的教師們、老師們，以及各種古怪有趣的鄉村儀式。這種奇奇怪怪、各有各自特質的人，卻都生存在、生活在那美麗絕倫的家鄉的山村之中。

這一個青年人，土耳其大學畢業生，他把這些奇奇怪怪、各種各樣，其實雖有特質，卻都世俗化的人作了紀錄，同時進而將他們寫在那美麗絕倫的鄉下山村之中。他家鄉在舒緩的山脈包圍底下，那發紅的土地，滿山的翠林綠樹，尤其散散落落插在其中古古怪怪的野梨樹，他能夠結出歪七扭八的果子，可是這些難看極了的果實卻甜美多汁，可口極了，特別在清晨早餐的去吃的時候。在整個的陽光下，他們的村落總展現出驚人的色彩。這一切，在家鄉的人看來，簡直不足提，一切都稀鬆平常，可是他認為這是最迷人的地方了！當然，其中還有各家所養的牛羊獵狗，還有山中的各種小動物，包括狐狼。他認為這一切都是最值得與人分享的，可寫給別人看到的事物，可介紹給別人，去認識這個世界中有這樣的村子——他認為這是最值得書寫出來介紹給別人的村子了。

不過他缺少出版的資金，畢業後他就直接回家，想回家籌錢。也就在這籌錢的過程中，他看到鎮長的嘴臉，鎮長說一切為了家鄉，然後他所說的不在這些事物的介紹，卻是如何發展出企業，為這個家鄉賺錢。企業家呢？也同樣的認為只有企業能為家鄉帶來財富，才是唯一的工作。即使成了企業家，仍保有好讀書而且成為成名的作家，也都只是認為唯有發財才是真實的價值。包括了教長，包括了成名的作家……，他去一個個的訪問，問這些在上位者的意見，看見他們對自己周遭的生活的環境全不以為意，開砂石的開砂石，挖礦的挖礦，抓石頭的抓石頭，同時他們都不同意年輕人對家鄉人物的介紹，覺得那樣好像在揭瘡疤一樣，甚至於他和成大名的作家討論什麼是寫作，什麼是作品，其藝術性會是什麼，而成名的作家直接就告訴他：「只要投讀者所好就行，你只要強調出日常生活，大家都經驗到的，這一切，讀者就覺得你寫出了他們的心聲了，不必要有任何理想的陳述，這就有讀者，就能販賣，也就有出版社替你出版。」

就在這籌錢的過程，導演的重點，也就是電影本身最精要而充分的一個社會性的討論——他反映出整個社會中各種各樣的人物對現實的各種各樣的看法。也就是，在現實中，在利害中，侵蝕了所有的人際的關係——夫妻間既相愛又無法相擁；信仰失去了神聖性，只是一種生活的以及批判別人的規範依據；教育只是不得已的一個工作；至於國家社會也只不過是無可奈何的拘束；還有人生的問題……。在這些種種的限制且大家都在講求利益的觀點中，人生反而走不出去了，也無利可圖了，一切都被困住了！在他不斷的質疑中，像個鬥雞一樣，最後讓人全拒絕了他。不過他不退讓，就如同長在這山坡地上的那一棵棵顯得疏落而孤獨的野梨樹。他深深的自覺到自己的孤獨，不過也深深的意識到自己無法放棄的堅持，那種對自己生存環境提供生活的大地、山村，那種美麗山野的情趣，他情不自禁的關注在大自然，關注在這些大自然生命的展現中。而他慢慢開始發現這一切對大自然的愛戀，也是對生命的愛戀和肯定、生命本質的肯定，全來自自己父親的啟迪和影響。

他慢慢深入到自己的內心，看見自己對大自然、對生命的關注與愛戀，這全來自自己父親的啟迪和影響，而父親其實是被自己，以及自己的母親、自己的妹妹，甚至於全村的人都認為是個怪胎，甚至於是個失敗者的。這名父親是一位小學教師，雖然大學畢業，不過只在小學教書，沒有人真正的認同他，肯定他，甚至於喜歡他，包括他的祖父——也就是他父親的父親。所以，這個父親在退休後，一個人退隱到山上牧羊生活——因為這個怪胎父親對大自然的愛，對動物的愛，使他無法生活在一個人的社會中，他無法忍受全以人為中心的那種社會，尤其是以世俗價值為最高價值的社會，他在那樣的一個以世俗價值為高的生活中，他只有頹靡，他只有不振，他覺得被窒息，甚至於到最後迷失了自己真正的生活方向而賭起馬來。即使他愛著妻子、子女，他都無法從賭馬中振作；他賭盡了一切，甚至於讓家庭蒙羞。可是他對大自然的愛，卻堅持不顧一切人的反對！

年輕人開始看到他父親這特殊的一面，似乎也就在自己的特殊性格之中了！他想起他原本對父親的憎恨，曾恨父親迷上賭馬，欠下了巨額的賭債，賠上了他們整個家庭的命運，他詛咒他的父親。當他在詛咒他父親、責罵他父親的時候，這個時候說也奇怪，對他父親幾乎已放棄希望的母親竟然嚴厲的責備他：「你不可以這麼去咒罵你的父親，你要知道，你父親是個君子！在這麼一個視家暴為常態的社會裡與村子中，你父親這一輩子都沒有打過我，他連舉起手來揮一揮都沒有。他只是做不到我的要求，承擔不起那些來自社會、來自家庭要他完成的責任。」而後母親敘述出何以愛上他父親的原因，說他英俊，他會說話，他會說故事，他會說出許多令人迷醉的雋永語言，他會打開人的眼睛，讓人看到周遭的美景。他母親說：「他打開了我從來沒有見到的世界。」

年輕的作家非常驚奇，因為這是他不知道的，沒有意識到他父親的另一個特殊的部分。不過，這個作家秉承著他父親的堅毅與不顧一切的性格，終於還是走上寫作的路。同時似乎在他的回想裡，這一切都是來自於從小父親不知不覺的教導，讓他看見了家鄉的美，與這特有的環境下特有的人情風俗。整個大自然其實就是自然鮮活的巨大載體，是一切生存、生活、生命的來源，但生活在其中的人們都視而不見了，都只一味的追求著實用的以及商業的價值，以至於使生活淪落為平淡無奇。只有他的父親，最後幾乎放棄一切現實中整個社會的一切，回歸到山林，回歸到自然，酣然無憂的沉睡在帶著寒風的山坡的院子地上：周遭，都是翠綠的松林；鮮紅搖曳的楓葉在冷風中襯映出夕陽下鮮紅的太陽；而這鮮紅的太陽，更染紅了鮮紅的大地泥土塊——而這一切，是永恆的；而這一切，是真實、能傳承的。

他翻閱父親放在旁邊空無一物的皮夾——一毛錢也沒有，可是裡面卻深深的藏著關乎於他出版了書，在報紙上的報導剪報，上面還打著圈圈。他一時真是感動！等到父親醒過來，他才知道父親已經把它的書看得滾瓜爛熟，同時記住他很多的金句。父親甚至於告訴他哪些金句自己非常的喜歡，因為他陳述出大自然最真實的部分。

在這部三個鐘頭的電影中間，導演似乎想用詳細的事件、日常事件、景物，透過鏡頭，告訴我們什麼是自然；也似乎讓我們看到，唯有在這自然，也就是在這道中，才具有真實性，才具有傳遞性，才具有繼承性，人的生命也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裡，能傳遞，能繼承；而當人們能看得見，加以記錄，人世之間才具有能傳遞、能繼承的文化——然後，文化，也就是道的展現和陳遞了。

我藉著一部土耳其的電影野梨樹來說明人世間的傳遞與繼承，這裡頭包含了文化的傳遞與繼承，而這也是道的傳遞與繼承。在這人世間的傳遞與繼承中，我們或是可以體會到「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的含義，也就是任何能久的事一定是不失其所，一定以道為基礎，依道而行的事。而也唯有在這基礎上所完成的事，才能讓人脫開了私己，真正打開了屬於人性——人的眼睛、智慧的心靈，而涵蓋著天下人類、國家民族共同需要的事。由此才合乎道，同時能傳遞、繼承下去，然後成為不朽的事業，所以，「死而不亡者壽」。這部野梨樹雖沒有老子所說的這個道理那麼深邃，可是也傳達了類似的這樣的訊息。這部電影似乎透過了實際現實生活的形象，表達出另一種所謂合乎道的真實狀況。

整個村子裡的每一個人，都有著共同的價值觀，而這個價值觀就是商業利益的價值觀，就是合乎商業利益才具有實用性的價值觀，而這種具有商業利益實用性的價值觀才是人生命最真實的價值。這從人的現象世界看來，似乎是一種最具普遍性的價值了，因為人人這麼看。可使這商品實用性的普遍價值，唉呀！卻不是一個真正可以繼承、傳遞的事物。這奇怪吧？雖然這樣子的價值觀也會在現實的社會中一代代的傳遞，可是他何以卻無法成為那一個永恆性的繼承和傳遞的事物呢？原因是，他不是道，以至於他無法完成不朽。如此就不可能久，也就不可能壽。為什麼呢？因為凡是只求私利，一味的指在利上打轉，凡是私利，在心理上，在感情上，在意識上、知覺上，其實都圍繞著自己，這種圍繞會形成封閉的個體，一個孤絕的個體，跟外界無法真正相通的個體。封閉的個體就像地上一塊塊的石頭，雖然多，卻缺少真正的聯繫，他那裡面沒有生命的發展性、創造性、綿延性，所以他自然就沒有了傳遞與繼承的可能性。人只有開放了自己的心靈，開放了自己的意識，提升了自己在人性上的位階，不再在生物性上的限制，而到達了真正人性的開展裡，人才看到了生命的整體性，或者說人才能從生命的整體性看到了道。人能看到道，同常是從生命的整體性、相關性、通透性，才會意識到道，然後才會意識到道的生生化化的那一分創造和流轉。由此，而進入到道，然後與天下萬物一體，與道一體；由此所創造所做出的事物，就自然具有道的傳承性、不朽性，而達於永恆了。

這部電影如果去看的話，是需要一點耐心的，同時需要細心的品嘗。這部土耳其電影的導演，他拍製的手法，從和伊朗的名導演阿巴斯的手法滿類似的，不知是不是和在那樣的一種特殊環境下的生存、生活、生命發展有關，或者還是和中東回教的信仰有關，他們看事情都如同仔細的環顧周遭種種平常的事件，然後逐漸呈現出他們所要陳述的生命真相和主體。他們在這個敘述中特別喜歡展示周邊的大自然的環境，而這都是這一部電影中極其出色的表現，那個光影、光色之美，清亮、純粹、精緻。我一面看一面想，天哪，真有這樣光影的地方嗎？美到了一點渣滓都沒有，清晰到一點渣滓都沒有，翠綠就是翠綠，鮮紅就是鮮紅，清朗就是清朗，整個的大地非常非常的明細而清楚。喜歡看藝術電影的朋友不妨前去看看。

有些电影看完之后你会意犹未尽，觉得哪里没看懂却又异常吸引着你二刷，《野梨树》就是这样一部片子，寓言是需要反复咀嚼的。

主角锡兰非常像我在美国读书时曾经的室友，底色善良却愤青而自负，对于不相信的事情会轻蔑的撇嘴讥笑，毛躁而孤独，不同的是他是波斯人不是土耳其人。

在父子关系的剧情里，我们看多了纯真的儿子和少年面对酗酒暴躁的父亲，比如《四百击》，导演锡兰这里给我们颠倒了角色，毛躁悲观对世界充满挑衅的年轻人和他历经世事赌博却扔抱有童心的父亲。

开场，一个年轻人目光呆滞地凝视着什么，看了看手表和边上的行李都在暗示这不是一个悠闲的下午，要去哪里呢？航拍镜头将我们带到辽阔美丽的土耳其相间，一辆客车在乡间蜿蜒驶向远方。之后也多次出现车在路间的镜头，代表了锡兰几次的离开和返回。路，这一充满象征意义的表达。

回到家乡的锡兰，下了汽车第一个“迎接”他的是一位看似问候实则“讨债”的老乡，这也给全片定了了冲突的伏笔，这个文艺家庭现实与理想间的折磨。

还没进家门，就看到家里红色的自家车后面写着“老师家的车卖”，一切都是贫困的阴影。（多说一句电影翻译的问题，到比较晚才翻译这个卖车的细节其实是个误导，好像是锡兰要卖车筹备书款，其实一开始他父亲就要卖车，因为家里揭不开锅了。）

在父子关系和卖书生存的两条主线下，其实是土耳其现实时候方方面面的折射。市长口口声声讲大道理却不肯帮助一笔小钱给年轻的作者，当然这也是有理有据他要遵守程序；煤矿商人鄙视那些读书无用的年轻人，你们今天学的明天就没用了；锡兰的朋友，在一通电话里，告诉她如何作为暴力警察欺压民众并得到快感，“在任何看不到的地方我都会狠揍他们一顿，为什么不呢，这就是生活的哲学，每个人都把压力垃圾倾倒给别人。”“这世界就是一个婊子。”

行走中大段的长镜头，内容却是那么沉重，穿过乡间、铁桥、街道，电话那边是一个已经彻底放弃了“当老师”而努力“融入这个社会”的锡兰的同学。

唯一的温情来自野梨树下和旧情人的邂逅，除了旧梦重温得到的只是残酷的现实，她决定嫁给一个有钱的中年人。哪里都是一样，在现实面前爱情太虚无缥缈了，还是“坐在宝马里哭”比较安稳。两个同样受伤年轻人湖边的厮打，是无处安放的青春和愤怒。

一个人的贫穷还可以忍受，一家人的贫穷就是一种罪过。锡兰母亲被现实折磨的交不起电费要把冰箱里的食物寄存到邻居家，一家人只能在晚上点蜡烛。而尽管这样面对赌马的老公，仍然说出“如果让我再选一次的话我还会选择嫁给他。”

咄咄逼人自以为是的锡兰，话里有话暗含讥讽，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恶意的假设”，书店里对前辈的不敬，躲进特洛伊木马里被人追赶，车上的惊醒，究竟哪个是梦境？那种深深的焦虑，源自内心的不安和恐惧。我们是否也都有这种被追赶而无处藏身的梦？

“时间像一把无声的锯，你永远不知道他会对你做什么。”

锡兰也许有一种“被害妄想症”，家里丢了300块，觉得所有家人都是小偷，他不仅在社会上，在家里也孤立着自己。他没有朋友也没有家人。这场出色的镜头调度，缓慢退后的镜头渐渐隐现出每一个家人。

不断爬上家后面的山头，远处穆斯林的祷告声回响，就像《小城之春》里人们需要爬上那段旧城墙，对远方的凝望那是他们唯一舒缓透口气的方式。

究竟谁“偷了”那300块钱？

偷食禁果的伊玛目，像一则寓言，宗教与世俗，宗教在现代是更被强化的神圣的连接还是已经沦为敛钱的工具？（这一大段三个人的对话密集而需要大量伊斯兰教背景知识，看起来非常累却营养丰富）有人说“如果能证明伊斯兰教是存在于真理之外，那么我宁愿选择伊斯兰教而不是真理。”难以理解吗？这还是证明了“信仰无关乎真理”？

走投无路的锡兰，起念卖父亲的狗，镜头交待的干净而紧凑，首先是在开车门时候院子外对狗的凝视，然后马上切到郊外一个晚上在别人家里数钱，离开时候狗已经拴在别人家里。之后若干次出现狗，其实是一种若隐若现的幻觉和现实的结合，是锡兰睹物思情的自我责备愧疚，他偷了父亲最心爱之物而父亲却是唯一一个除了他自己读过他书的人，他一直诋毁恶意揣测父亲可父爱一直没有计较和改变于他，尤其是他偶然发现父亲钱包里他出书的一张剪报被珍藏，泪如雨下。

不得不对现实低头，服兵役的锡兰，在冰天雪地里茫然地在边疆端着枪，未来一片茫然，这段的画面非常塔可夫斯基，雪地里淡出转换为远景汽车行驶在乡间，再到晨雾里孤独回家消散的背影。

漫天飞舞的雪，一个没有经历过严冬和飘雪的民族是深刻和浪漫不起来的。

年少的时候我们谈道理，等真正明白了，我们却只道“天凉好个秋”。父亲唯有邀请儿子一起聆听自然的交响乐，没有什么道理好给讲了。

锡兰的那种愤怒和阴暗让我想起来胡波，想起了“席地而坐的大象”，不同的是胡波到最后都没有找到一种和自我的“和解”而锡兰是幸运的，至少有一个浑浊世上仍然纯真爱他的爸爸。

我们身边是不是都有这样一个锡兰，或者我们自己就曾经是一个锡兰，对一切都习惯性的负面评价，满满的负能量，但他们其实本质里并不坏，只是对这个世界仍然心怀理想，他们不接受混沌试图寻找真理，希望他们都有与自己和解的一天而不是渐渐变得油腻，希望永远内心如少年。

片中若干“超现实主义”的段落，所有的“超现实”都不过是为了逼近“现实”，只是我们凡人视而不见才称其为“超现实”，就像我们自己看不见而否认存在的那些“神迹”：

1.躲进特洛伊木马被人追赶，内心究竟和恐惧，是一场潜意识的梦。

2.赌马店里，锡兰说这里都是白痴，回头望去却空无一人，因为这个世界并没有“白痴”。

3. 家里自己打开的门，独自抖动的吊灯。是风？还是神秘的感应？

4. 枯树下，垂下一根绳子，半裸上身横在下面的人，是死是活？空旷的田野上唯一的一切。这是在隐喻锡兰和所有人命运吗？

5. 投河自尽的狗？锡兰究竟看到了吗？

6.蚂蚁爬满脸庞的婴儿寓意锡兰的重生。

7. 被吊死在井里的锡兰，每个人都有两次生日，一次是出生，一次是重新发现自己。

注：原文公号“来去一山”

努里·比格·锡兰的电影，承袭塔可夫斯基的衣钵，向来以精妙的影像造型著称。

精于摄影的锡兰，懂得如何将人置入恢弘的四季环境来呈示角色内在的情绪。

一种简约，甚至“极简主义”的艺术，来自削减文本、放大影像的手法。

从处女作《小镇》到《小亚细亚往事》，贯通着一条相同的路径。

直至《冬眠》，产生本质突变：影像退居其次，文本反而放大到极致。

放弃擅长的影像造型，探索不熟悉的文本潜力，对锡兰无疑是巨大挑战。

这也从侧面说明《冬眠》前的《亚细亚往事》达到了一种圆润的艺术高度。

只有无法再进一步探索的情况下，创作者才会另寻他路。

这说明锡兰绝非“一招鲜吃遍天”的导演，如史蒂芬•布塞之流。

追随偶像塔可夫斯基的步伐，锡兰探索的是“电影是什么”的艺术。

他明白倘使要再次突破自己，必须回归起点，重新开始。

于是锡兰在《冬眠》里选择了文学化的表达，走到影像表达的反面。

密集的台词造成某种程度的催眠效果，影像之美却未削减。

之于《冬眠》，《野梨树》更进了一步。

保留风格：文本极大于影像，保留话题：个人与家庭。

放大的是社会议题：梦想与现实间的冲突。

《野梨树》讲述文学青年的作家梦如何一步步破碎的故事。

虽然是老生常谈，锡兰拍出了新意。

电影中的男青年叫Sinan，与导演本人的名字Ceylan非常像。

有意为之，还是巧合？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知道的是作为镜像，Sinan折射出锡兰自身创作的困境。

之所以不选择导演，可能是因为类似的电影已经太多。

费里尼的一部《八部半》已经表达到导演困境的极致。

况且，作家梦的破碎更具有普遍性。

哪位文艺青年在年轻的时候没有怀揣过当作家的梦想呢？

成为作家的门槛最低：只要拿起笔写就可以。（谁又不会表达？）

较之于其它艺术（职业），作家与导演陷入的困难更为相似。

比如两者都需要投入巨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作品。

同时，必须承受创作带来的无尽焦虑。

绘画、雕塑和音乐等，更多来自下意识的举动。

更依赖于灵感，这个神而又秘的东西。

写作和导演则是一项长期的思维运动，耗费脑力和心力。

已逝青年导演胡波曾劝说：别拍电影，别当作家，学个绘画，或者音乐，哪怕跳跳舞也行。

这是过来人的教诲，胡波以其死证明了此建议的合理性。

选择作家和导演为人生志业，必须做好甘于过贫苦生活的准备。

无数人会放弃，但总有人坚持下来。

除了真正的热爱，舍此绝无其他希望。

“你们的父亲是一个面对现实，并且忠于理想的人”，格瓦拉给孩子们的信中写道。

面对现实是自费出版的小说没有卖出一本。

忠于理想是跳到井底继续挖掘。

无数人妥协于前者，只有少数人将后者坚持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