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2012

以后还敢不敢相信豆瓣评分？这么好的电影竟然被那写没看过影片的人恶意中伤的这严重，把对导演的攻击转化成对一部好电影的污蔑。
 每次进影院去看电影之前要在豆瓣上看下评分，低于7.5的直接忽略。
 周一看的少年派是因为评分竟然达到9.2,但走出影院内心并没有太多的震撼。然而1942的评分如此之低让我一开始直接认为此片不过是又一部“大师级”导演出品的垃圾片。
但是仔细观察影评，很多打一星的评论者根本没有看过电影，只是对导演和影片恶意的中伤。
幸亏今天走进影院看了这部电影，没有错过一部国产电影中难得的好片。电影借着还原历史讽刺了很多东西，人们在饥荒面前本性的暴露，我们中国人善良和邪恶的两面都真实显现。1942河南饿死三百万人，1959年饿死何止三百万！冯不敢也无法去拍1959，只能借由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的讽刺去指桑骂槐。冯近些年对宗教的感悟也融入其中，个人觉得此片和少年派都在宣扬基督教。虽然本人不是基督教徒，但是看到世界上有如此多的灾难之时我也会发出影片里的那种疑问：“如果神灵不去拯救受难的人们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信?如果上帝战胜不了魔鬼我们为什么还要信？”悲凉的百姓只能在饥饿和战火中挣扎，侥幸活下来的不愿意回忆这段悲惨的过去。
希望喜欢看电影的人们不要因为近乎污蔑的评分错过一部好片，以后看电影真的不敢迷信豆瓣了。

讲述河南1942-1943年大饥荒的电影《一九四二》，在坊间已成热词。但可惜的是，无论是
电影本身，还是作为脚本的纪实原著，乃至于媒体对该段历史的诸多重新发掘，均可谓是
伪史当道。

本文所澄清的，只是这些伪史中的一部分。
2012-12-07 第95期电影《一九四二》海报

政府压制舆论，不允许媒体报道河南饥荒？

重庆《大公报》1943年2月3日因刊载该报主持者王芸生的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
，而被当局停刊三天。电影及许多媒体，均以此为据，认定国民政府当年压制舆论，不允
许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详细]。

《大公报》被停刊三天，不是因为报道河南饥荒，而是“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

《大公报》被停刊三天是实情，但其被停刊的原因，其实并不是因为该社论报道了河南的
大饥荒。据王世杰1943年2月4日的日记披露，其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是：“《大公报》因指
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王氏曾担任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部长，1942年
12月7日刚刚辞任。以他的身份，自然知道《大公报》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换言之，报导灾
荒并不犯禁，但指责政府限价不力则惹怒了当局。

在《大公报》被停刊之前，重庆《新华日报》对河南灾荒的报道至少已有40余篇

事实上，对于河南的灾荒，国民政府从来没有限制过媒体的报道。譬如重庆《新华日报》
，自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3日《大公报》被停刊这段时间里，据笔者的不完整统计，报道
河南饥荒的新闻，已多达40余篇；其中12月份的报道最多，具体如下表：
入陕豫灾民，陕省府设法救济
1942，12，1
豫省灾情志略
1942，12，1
[洛阳各界救灾工作竞赛展期至本月十日]（要闻简报）
1942，12，3
豫灾弃婴，捐款救济
1942，12，4
[傅作义捐款万元救济豫灾]（要闻简报）
1942，12，5
豫灾救济，洛阳各界热烈响应，米干主教来渝筹赈
1942，12，7
救济豫灾，政府拨一万万元，卫立煌等发起扩大募捐
1942，12，8
河南之灾，灾区来信痛陈饥荒
1942，12，10
灾民迁徙耕地荒芜，豫省当局规定代耕办法，并筹措平粜基金及粮食
1942，12，10
[灾荒严重民食困难，豫省府通令禁止酿酒]（要闻简报）
1942，12，11
救济豫灾，美援华会派员赴豫，主持发放该会赈款，陕省府拨款收容灾童
1942，12，13
豫灾民相率流亡，每日到洛阳达数千，过去四个月已配送十二万人
1942，12，14
救济豫灾，农行赶办第二批灾区款货，甘全省捐一日所得赈豫灾
1942，12，15
洛粮价上涨，赈灾款已募四十余万
1942，12，16
前线将士同情豫灾，X战区官兵节食助赈
1942，12，18
豫省募款救灾，年底可望达五千万元，鹿邑上蔡灾情益严重
1942，12，19
救济豫灾，鲁山县献粮薪，各省纷纷捐款
1942，12，20
[新疆垦业银行及山西省府均寄款救豫灾]（要闻简报）
1942，12，21
蒋介石轸念豫灾，令在陇海沿线设粥厂，豫建厅筹划明年春耕
1942，12，28
豫枪决污吏
1942，12，29
豫战区官兵赈灾，每月自动减食两餐，蒋介石特电嘉奖
1942，12，29
[陆军某师某团，绝食一日赈豫灾]（要闻简报）
1942，12，30
国际友人协赈豫灾
1942，12，31

重庆《新华日报》当时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其刊登的内容，和重庆《大公报》一样需接受
国民政府新闻检查机关的审查。但这40多篇关于河南灾荒的报道，没有一篇遭到封杀处罚
；《大公报》遭到处罚后，到1943年6月，据笔者不完整统计，重庆《新华日报》对河南饥
荒的报道数量，至少还有80余篇，具体篇名及报道日期，恕不再以列表一一罗列。所谓国
民政府不让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显然不实。实际上，无论灾前灾后，对河南饥荒的报道
，政府从未有过限制。《大公报》停刊三天，不是因为它报道了灾荒，而是因为它抨击了
政府。

《大公报》被处罚之前与之后，对河南灾荒的报道同样从未中断

被停刊三天的《大公报》，在被处罚之前，实际上已有不少对河南饥荒的报道，这些报道
也未受到当局的封杀和处罚。下面是笔者对该报1942年河南饥荒报道的一份不完整统计：
洛阳喜雨，豫购陕粮救灾
1942，9，12
豫请振代表昨谒徐部长
1942，9，15
行政院决议救济豫灾
1942，9，30
视察豫灾（张继、张厉生奉派赴豫）
1942，10，1
救济豫灾；豫枪决污吏
1942，10，2
宣慰豫灾民
1942，10，7
查勘豫灾
1942，10，8
查勘豫灾，张继等由洛出发
1942，10，25
豫灾民移垦
1942，10，29
宣慰豫灾，张继等返抵西安
1942，11，5
振济豫灾，中央将再拨款急振
1942，12，3
豫省积极救灾，筹平粜基金，向富户借粮
1942，12，10
振济豫省灾民
1942，12，28
豫省灾荒目睹记
1942，12，28
天寒岁末念灾黎
1942，12，28

值得一提的是，《豫省灾荒目睹记》一文对河南灾荒严重程度的披露，丝毫不逊于后来王
芸生为之配发社评而惹祸的《豫灾实录》，该报道里有诸多惨烈的饥民死亡案例，譬如“
在宣城，一陈姓满门五六口由家长迫令长幼同时食砒霜自杀，在服毒后，邻居概不往救，
且曰：‘早死，少受罪！’”王芸生也为该报道配发了社论《天寒岁末念灾黎》，但因未
曾抨击政府的战时政策，两篇报道均顺利登出。1943年2月2日被停刊三天后，大公报实际
上仍在继续报道河南灾荒，据笔者所见，其报道至少持续到该年6月20日，当日刊发了张高
峰的前线报道《灾后话农情——河南新麦登场》。

蒋介石不许报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

电影及媒体惯说蒋介石不愿意救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流行的史料依据有三份。
这三份史料都有问题。

冯玉祥的回忆绘声绘色，但李培基根本没去重庆报灾，怎会挨蒋介石的骂？

其一是冯玉祥的回忆。冯氏1947年在美国写回忆录《我所知道的蒋介石》，其中说道：“
河南大旱，是人人都知道。这次旱灾是以叶县为中心，周围七、八百里，草根树皮都被饥
民吃光了。饿死的人不知有多少，遍地皆是，无法算计，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向
河南征粮。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大胆的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
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
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无人格长，无人格短的骂了一个钟头。可
见对于人命毫不关心。”上一期专题《1942年河南饥荒人祸分析》已经考证过，冯氏所谓
的“那位河南主席”，名叫李培基，在中央派人前往河南调查之前，李氏一直竭力在做的
事情，不是报灾，而是在瞒灾。被河南各界推举前往重庆报灾的杨一峰，“在重庆查出了
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事实恰恰和冯玉
祥所言相反。李氏既然从未面见蒋介石痛陈灾情，后面所谓“无人格长，无人格短的骂了
一个钟头”的情节，显然只能出自冯玉祥的捏造杜撰。

郭仲隗说“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但河南军方曾多次报灾，并因此与豫省府正面冲突

第二份史料，是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晚年在《江流天地外》一书中的回忆。据郭
氏说：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中
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
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郭氏说“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
”，全然不是事实。真实情况是：汤恩伯、蒋鼎文、李家珏等河南军方高层均曾向重庆报
过灾，但河南省政府方面则一直瞒报灾情。军、政双方的这种分歧，在1942年9月的西安王
曲军事会议上曾有一次正面冲突，冲突的结果，是蒋介石“决定1942年河南军粮配额（从
420万石）减为250万石”。详情可见上期专题。[详细] 如果不相信河南有灾，不愿救灾，
如此大幅度地减少河南的军粮配额干什么呢？但减而不免，则很显然与河南省政府的灾情
报告有关。郭所谓“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是在1942年10月30日，此时，河南
各界推派的赴渝报灾三代表杨一峰、刘庄甫、任兆鲁已经顺利将河南灾荒的实况转达给了
蒋介石。杨一峰后来回忆说：“弟当时被河南各界推为赴渝呼吁三代表之一，据所知中央
了解河南灾况，并非由于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先生之呼吁。……郭参政员之呼吁，可能是以
后之事，与中央之推派大员赴豫勘灾无干。”

王芸生说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其实只是王芸生的杜撰

第三份史料，是60年代王芸生、曹谷冰撰写的《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该文声称
：“（《大公报》被停刊后）王芸生曾为此向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说：‘委员长根本
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
‘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
免。’这可见蒋介石刚愎自用、不恤民命的作风。”在李培基没有报灾这一点上，王芸生
和冯玉祥一样，赤裸裸地撒了谎。陈布雷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李培基并未报灾
，陈怎么可能向王芸生讲那么一大段李培基报灾被骂的情节呢？这段情节显然是王芸生60
年代时杜撰的。再者，此时已是1943年2月，重庆派往河南调查灾情的张继、张厉生等人1
942年10月份就已经到了河南，饥荒的实际情形早已通过他们传回了重庆，政府的救灾工作
已经全面铺展开来，陈布雷怎么可能罔顾事实，跟王芸生说什么“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
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呢？唯一的解释，只能是王芸生在60年代伪造了这段历史。

记者白修德报道灾情之后，政府才被迫开始救灾吗?

美国记者白修德1943年3月22日曾在美国《时代》周刊上报道河南饥荒。白氏晚年在其回忆
录里引用一位“梅根神父”的来信，认为正是因为自己的报道，才迫使无心救灾的国民政
府行动了起来：“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
……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粮食，
发挥了很大作用。”电影乃至多数国内媒体照搬了白氏晚年的这一说法 [详细] 。但事实
并非如此。

白修德在《时代》周刊报道灾荒时，中央及河南的救灾工作早已全面展开

自1942年9月9日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以蒋鼎文为首的河南军方向蒋介石报告了灾情实况
之后，尽管以李培基为首的河南省政府仍然对饥荒的严重程度持保守态度，但河南省政府
的救灾工作，已不得不立即展开。9月16日，李培基迫于中央压力，正式成立河南省救灾委
员会；9月28日，李培基正式发表讲话，提出“今后本府决定将救灾一项，定为中心工作。
”此后，整个河南省政府的运转，即彻底转入救灾模式。王曲军事会议上，中央直接减少
了河南的军粮配额，并立即从陕西开始向河南运粮。

总体来说，1942年9到10月间，可视为中央及河南地方救灾工作的第一阶段。其内容，主要
侧重于调查灾情及救灾计划、办法的拟定。调查方面的主要工作，是查勘各县灾情实况，
详细记录“充足、自足、不足、待救”四种户口；具体的救灾计划和办法则依据上述调查
制定。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可视作救灾的第二阶段。此一时期，各项救灾工作均已分
别展开。中央发放了三次急赈款；河南省政府自筹赈款500万，并在陕西购得麸皮300余万
斤运回发放，地方亦筹款1000万。针对流民的各种以工代赈（主要是兴办农田水利，如疏
通河道，开凿水渠等）也搞了起来。最关键的粮食问题，先是向第一战区长官部借了后方
的囤粮3.5万包，又向汤恩伯部借粮160万斤，军队节食麦300万斤以及向陕西省购买的存麦
2万包，都分别发放了下去；各县所存的仓谷，也勒令必须在1943年麦收之前全部散发给灾
民；其他如查封大户存粮、设置粥厂、组织募捐等工作，均是在此一时期大规模展开的。
对逃荒的灾民，则根据其逃荒的主要路线沿途设置救济站，供给灾民吃住。

也就是说，白修德3月22日在《时代》杂志上刊文时，上述救灾工作，均已全面展开。“粮
食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不是白修德报道后的结果；“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
也不是因为白修德的报道；“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粮食”的时间更远远早于白修德
的报道。白氏在灾区不足20天，走马观花的报道并不可信。当然，1943年麦收（6月份）前
的四个月是灾民最困难的时期，旧储已尽，新粮未收；同时，3月份也是政府救灾工作最艰
难的时刻，本地储粮已发放殆尽，外部运入粮食又非常艰难——正如亲延安的美国外交官
谢伟思所说的那样：“正常时期，粮食可以从四个方面运进河南。而现在这些运输线有三
个方面都控制在日军手里。来自陕西的第四个方面运输能力受到严重限制，因为在潼关到
灵宝之间80公里的这一段铁路，正处在日军大炮射程之内”，所以，白氏在河南看到的灾
情之惨烈，确属事实；但白氏认为当局此前不救灾，自己使灾荒成为国际新闻后才开始救
灾，则只是他个人的一种想当然而已。

美国外交官谢伟思1942年11月在河南的观察，比白修德要准确得多

谢伟思1942年11月也在河南，他的观察比白修德要可靠得多。据谢氏记载：“粮食现在也
正在运往河南省，但数量很小。……潼关火车站站长说，他不知道运粮的吨数，但他对我
说每晚通常有两列火车东驶，每列平均10节车皮，容量15到40吨不等，可以设想平均载25
吨。据我所见，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粮食。因此，我估计一个月至少可向河南运进1.5万
吨粮食。火车驾驶极端困难和危险，要于夜间在日军炮火的交叉射击下行进。几乎所有桥
梁都被破坏了。需要走临时修筑的弯道。为保持铁路畅通，铁路职工表现了极大的英雄主
义和智慧。”如果谢氏调查到的数据是准确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从陕西到河南的唯一一条
铁路，即便“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粮食”，一个月也只能向河南输送三千万斤粮食，而
河南国统区的灾民，据美国救济委员会的调查，有一千多万人，也就是说，每人每月只能
从这唯一的铁路上获得三斤粮食而已。这恐怕才是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最终饿死人数众
多的主要原因。如果把视野放宽一点，更不难发现，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其实只是1
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一部分，河北、山西同样是重灾区——据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下达的一份文件《限期完成粮食吸收调剂工作，救济灾区，保证春耕》记载：“目前五、
六分区灾情至为严重，约近半数人民已无粮可食，饿死者日有所闻，春耕已陷停顿，必须
以全区力量之支援，始克渡过难关。”这份文件的签发日期是1943年3月25日，恰是白氏在
《时代》刊文的时间。中共在河北、河南交界地带的抗日根据尚且“约近半数人民已无粮
可食，饿死者日有所闻”，自不难想象陷于日军三面包围交通不畅的河南国统区会是何等
情状。

蒋介石让前线部队撤退，想把灾民当包袱甩给日本人？

电影里有蒋介石拟弃守河南、让前线部队撤退，把灾民当成包袱甩给日军的情节。学者们
中也有人撰文说：“为了拖垮敌人，人民又成为敌我双方的人质。……日占区不仅严禁灾
民向日军后方流亡，而且刻意将灾民向国统区、共产党控制区驱赶，使之构成中国方面的
压力。至于中国方面，在这个时候，第一，没有积极救助；第二，其实也期望这些灾民流
亡到日占区、他方占领区。” [详细] 这些说法，与史实相距可谓十万八千里。

河南省政府曾明确下达命令，要求各县协同国军“制止良民逃往敌区”

说政府“没有积极救助”，何谓“积极”？若以“效果显著”来定义“积极”，那么政府
很显然没有做到；若以“尽力”为“积极”，则政府可供指摘的地方并不多。至于基层政
权空洞化、腐败化，无法将救灾措施落到实处，则实在是国民政府贯穿整个大陆时期的痼
疾。但若说政府“也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他方占领区”，则纯属诛心之诬蔑。政
府若有如此期望，就不会沿着灾民逃往陕西的路线设置那么多的救济站。更何况，河南省
政府当年还专门出台过规定，命令各县严防灾民逃往敌区，该命令要求：“（1）各游击区
各县应将奉拨振款立即查放，并向受振灾民剀切宣达中央德意以资感召。（2）各县应督率
地方各界扩大举行救灾运动，设法募集款粮随时散放。（3）各县应切实督饬所属团队协同
国军，在通往地区地点设哨盘查，制止良民逃往敌区。（4）如遇敌军抽集我壮丁难民，应
随时随地予以武力驱逐，以粉碎敌寇阴谋。”（《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政府非
但不曾“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更不曾有过把灾民当成包袱甩给日军的想法。

1943年蒋介石确实从前线撤回过一支部队，但目的是为防止该部队起义倒向中共

不过有意思的是，1943年，蒋介石还确实曾经从河南前线撤回过一支部队，即赵寿山的第
38军。但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想要放弃河南，直到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之前，国军
在河南的防线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后移。赵寿山的38军当时驻防豫北郑州、广武一带，其之
所以被从前线撤回，原因不是灾荒，而是蒋介石和汤恩伯均认为这支部队已被共产党同化
控制，放在前线随时可能举旗易帜，故先将其从前线调回巩县“集训”，实质上是将其置
于国军的控制之下，稍后又将亲中共的军长赵寿山调往重庆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受训”。
对于这段历史，中共郑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著的《中共郑州党史》有详尽的记载。据
该书称，该部队早在1927年就有了共产党组织，曾被毛泽东誉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19
40年驻防巩县时，“该部地下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进行了起义的酝酿和准
备”；1941年秋，汤恩伯对该军丧失信任，认为其随时可能转投共产党，故其中央军“对
38军形成了包围圈”，“中共38军工作委员会”因此“同赵寿山军长经过多次研究，准备
应变措施和起义方案”；“1942年春，38军工委利用部队整编和人事变动的机会，将地下
党员调到关键岗位。夏，又将教导队和干训班毕业学员中120名党员分配到全军任职，准备
对付突然事变。”1942年秋，赵寿山派代表去延安汇报情况，要求部队起义，“毛泽东指
出：部队要做好起义的腹案和准备，不要公开打红旗，要打地方部队抗日同盟军的旗帜。
……起义时机，一条是在蒋介石要武装吞并并不能继续生存时；一条是日本人大举进攻，
国民党大撤退，部队留到敌后时。”38军内部的这些变化，重庆方面早有知晓，故而才会
在1943年10月将部队从前线撤回，与灾荒则毫无关系。

日军用军粮救济中国灾民？

电影里有一个镜头：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在飞机上巡视河南灾情，要求日军以军
粮赈济中国灾民。军官们疑惑不解：“……可是他们是中国人啊！”冈村说：“别忘了，
他们首先是人！”日军对灾民的救济情况究竟如何？

刘震云：“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

关于日军对灾民的救济，刘震云的纪实作品《温故一九四二》里表达得更加极端：“……
河南人没有全部被饿死，很多人还流传下来，繁衍生息，五十年后，俨然又是在人口上的
中国第二大省。当时为什么没有死绝呢？是政府又采取什么措施了吗？不是。是蝗虫又自
动飞走了吗？不是。那是什么?是日本人来了。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
了我的乡亲们的命。日本人在中国犯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
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
我不少乡亲们的命。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
壮大。当然，日本发军粮的动机绝对是坏的，心不是好心，有战略意图，有政治阴谋，为
了收买民心，为了占我们的土地，沦落我们河山，奸淫我们的妻女，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
。”

但事实是，刘的家乡延津早在1938年就沦陷了，他的“乡亲们”恰恰饿死在日军统治下

《温故一九四二》这篇纪实作品，以刘氏对自己家乡河南省延津县1942-1943年饿死人的情
形的调查为主轴，辅以各种历史档案文献构筑而成。刘氏在作品中引某“四九年之前的县
书记”的回忆，称其家乡延津县饿死人“总有个几万人吧”。但刘氏始终没有告诉他的读
者，他的家乡延津县，早在1938年就沦陷了。他在延津县的“乡亲们”被饿死，与国民政
府并无关系，所谓“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纯
属胡说八道。1943年，日本人也没有“开进河南灾区”，此一时期，国军的防线并未有过
大幅度的后移。日本不但没有“开进来”救国统区灾民们的命，连沦陷区灾民们的命，也
没有救。

沦陷区的灾情同样严重，日军没有主动放粮的记载，伪省府也无力救灾

回到冈村宁次。笔者在《冈村宁次回忆录》里没有查找到冈村曾前往河南巡视灾情的记录
。电影里的这个桥段，当属杜撰。但冈村在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期间，确曾有过个人捐
款，具体捐款数目，笔者看到两种，一种说是8万元，另一种则称是2.5万元。至于日军在
河南“以军粮赈济中国灾民”，笔者也未查阅到任何史料。但在同属冈村宁次管辖的山西
沦陷区，1943年也同样灾情严重，日军并未主动放粮，偶有放粮的记载，也是在受到灾民
攻击之后的应急举措——譬如“正太路阳泉车站为日军粮食集中地，1943年3月，各地灾民
数以万计先后集中到阳泉车站。在（中共）城工人员的组织下，进行向日军要粮斗争，捣
毁日军粮库多处。阳泉灾民300余人，从3月20日起包围了日军司令部3天，迫使日军将抢来
的粮食拿出一部分分给灾民。”（《山西通志》）

日军未曾放粮，当时主持河南沦陷区政务的伪河南省政府，在救灾工作上也乏善可陈。19
43年3月上任的伪河南省省长田文炳，素有清廉、干练的名声，长期与中共保持秘密联系，
据田氏的女儿田淑平回忆：“1943年，河南省闹蝗灾，人民纷纷逃难到湖北、安徽等省。
这些邻省不愿接纳灾民，田便以省长身份同两省协商。几经周折始得应允灾民入境。这虽
不能根除灾民的疾苦，但相对来讲减少了一些灾民的死亡。同年秋天，田还筹集粮食赈济
灾民。”田氏在沦陷区救灾方面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令从开封到海州（连云港）对开
一列火车，专供灾民携故衣登车去徐州一带换回玉米等物，以解粮荒，不使饿死。”田氏
的救灾举措仅限于此，因为粮食全部掌握在日本军队手里，在秋收之前，除了把灾民输送
出去，田氏别无他法。而在田氏上任之前，据谢伟思1942年11月的观察，“在日军占领区
，没有进行任何救济工作”，谢氏的这个观察应该是准确的，田文炳之前，伪河南省省长
是陈静斋，此人盘踞河南四年，恶名远播，据曾任伪河南省宣传处长的刑汉三回忆，此人
“在职的时间大约比田多五倍，但坐在办公室办公的时间可能还没田多”，清廉、干练的
田文炳尚且救灾乏术，无心民瘼的陈静斋当政时期，救灾工作开展得如何，自然可想而知
。沦陷区此一时期饿死多少民众，因在日军控制之下，并无数据，但可以参考丁玲1944年
的《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一文，该文援引晋冀鲁豫边区的统计数据，称“太岳区由
豫北各地逃来难民前后不下二十万，太行区也吸收了四五万外来灾民”，豫北全部属于沦
陷区，在日军严密防范沦陷区难民外逃国统区和共占区（日军此一时期壮丁紧缺）的前提
下，二十万灾民越过封锁线逃亡到中共根据地，已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其他逃往更广阔
的东部沦陷区及国统区的灾民，更不知有多少了。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2月16日即曾有
名为《豫北敌占区民众水深火热，灾情严重多易子而食，敌多方榨取裹粮而去》的报道。

结语

关于河南1942-1943年大饥荒，市面上可见的报道里，还有太多太多的伪历史。譬如说汤恩
伯不救灾，兵败时库存还有100万袋面粉。稍微用脑子想想，也知道这种证据站不住脚——
汤氏兵败是在1944年4月，灾荒1943年秋就告一段落了；汤氏40万部队，在灾荒已过的194
4年库存半年军粮，与救不救灾哪里有半毛钱关系？再如媒体报道里常见到一个细节，说为
白修德往纽约发稿的那个电报员被蒋介石杀害了，但只要稍稍用心去翻一翻白修德的回忆
录原文，可以看到那里分明写着“我猜想……”，其实连白修德自己都不确定是否存在这
样一个正直的电报员。

广告语真的很好，“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一个必须面对的真相”；只是，在伪历史里“温
故”，最后“知”的，会是什么“新”呢？

电影看过了，很多评论也看过了。life of PI也看过了。
作为一个主妇，做好家务，来写写影评。

观影感受
整部片充满喜感，因为张国立，张默，徐帆，冯远征都很搞笑。
然后发生的事，心里大约有数。
我看见这么多人，就知道要多少死多少。
我看到大小姐拿只猫，我就知道猫要死，小姐要做小姐。
我看到地主老财，就知道他肯定是人财两失。
我看到孕妇，就看到流产，这有惊喜哦，还是生下来了。
我看到老外，就知道正义来啦。
我看到官员，就知道准要腐败。
我看见日本人，就知道要杀人了。
我看到蒋公，就知道他肯定要流泪啦。

所以基本毫无意外地看了一场充满cliché的电影。

但是里面还是有很多故事的哦！

-------------------------------------------

日本人说的对吗？

我就觉得日本人说的那句，
他们先是人，再是中国人。
听了很震撼！

人，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
能战胜困难，舍己为人，做科学家，做艺术家，
也能3p，群交，饿急了还会吃人肉。

做中国人呢，wa，要求可就高了，
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
要立场鲜明，坚决斗争，要吃苦耐劳，绝不贪图享乐。
要严肃紧张，团结活泼，还要理性爱国哦。
要三十而立，娶妻生子，还有铁饭碗，最后抱着曾孙寿终正寝。
好大难度！！

这些日本人，认为这些中国人，首先是人，然后是中国人。
听了这话，是该给日本人一大巴掌，说：坏人！
还是流下两行热泪，说一声：只有你懂我。

日本人说的对，还是不对。
你愿意信那个呢。

-------------------------------------------

都是国民党腐败无能么？

1942我和我妈一起看的，
我妈革命老太太，绝对正牌中国人。
她看了，认为这是一个教育共产党人的好片子。
因为里面反映很多腐败，国民政府无能啊。

我心想：难道这里的人民，你不觉得不同么？
我觉得1942和平时抗战电视连续剧不同在，
里面没有大唱：地道战～嘿！地道战，嘀嗒嘀嗒千千万（忘歌词）
里面全是积贫积弱地，没头苍蝇一样的，野草枯穗一样的，人。
那些兵，说实话，不也是老百姓的儿子。

而且这些老百姓，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淳朴，善良的样子。
都是些自私，软弱，打酱油，啥是道德底线，能吃么等等情态。

如果还有一次战争，和饥荒。
你说，能有多少不同？从官，到富人，到老百姓，能有多少进步？
日本海啸，中国在抢盐。
我去超市看过，真的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了。
说这片土地上的人，互相关爱，听的我，假的都要哭了。

如今很多问题，也是老骂党，老骂党，
可是公务猿是禽兽，考公务猿的还不是逐年递增，
说保卫钓鱼岛，边远地区的公务职位还不是无人问津。
一人当官，七大姑八大姨全来求办事。
教育腐败，照样抄。
人心不古，晚上照样去共体路，
食品有毒，不是照样有人买单，
空气污浊，开车还不是准点到大街上排队！

这社会风气快成无数个屁了，难道真是党的不对么。

你说清朝成那样，都是清政府无能，
当时民国成那样了，都是国民党无能？
如今成这样，都是共产党无能？
还是？the rest of us，一直坚定按自己道理存活的这些普通人，
也不tm怎么样。
这两个观点，你信哪个呢？

-------------------------------------------

从这角度看，这电影还是有大乾坤地。
可惜，他就是很难称为全世界共同的大电影。
很简单，因为这点道理，就是中国这帮子人不懂。

一百多年了，
不维护建立共同的基本价值，
没有法律捍卫大家的共同认识。
没有武力去捍卫法律，大众权益。
就知道领土，和谁的领导。有什么用啊，
人心早散了，队伍早没了，还占着个地有什么用啊

兵兵将将与民争食，日本人没来粮食就被吃完了，这算干嘛滴啊。
人民之间只知道互相残害，大老远来要工人，都不知道接济点粮食。
难民，到了哪就烧杀抢掠，比日本鬼子不弱，谁开门迎你们啊。

各种负能量，

就知道一起嘲笑神父。
嘲笑神父，嘲笑神的时候，
大家找到了共同点，所见之处，都是笑脸。
一起嘲笑神明，嘲笑这个，不能当吃，不能当喝，百无一用的神。
哈哈地～～

难怪神都不眷顾了

希望寄于明天吧。
但这次最好人人参与，不要再打酱油啦

（电影在这些情节的表现上，还是挺分水岭的，可惜还是一个全世界都知道，就我们不知道的废话）

电影进行了没多久，张涵予扮演的神父消失了，蒂姆•罗宾斯也消失了，冯小刚开始以庞大的野心拆解国民党内部的腐朽：元首不察民情、军队恃强凌弱、军需官大发国难财、政协主席随波逐流……而另一边，则是饿殍遍地、横尸遍野，难民卖妻卖女。偌大的国家，只有负能量，看不到任何希望和救赎的可能性，让这部电影成为极不愉悦的观影体验，或者说，冯小刚知道如何去营造一场震烁历史的苦难，但他不知道如何去谄媚这个世界的崇高。

我不知道具体为什么，冯小刚会拍这么一部饥寒交迫的电影，倘若《唐震》还能关乎时代热点，那么《一九四二》作为早被人忘却的历史，看上去并没那么大的票房效应，而且前者尚有“抗震救灾”的这个谄媚点在，后者大概就只有赤裸裸地苦难呈现了，再说冯小刚的心狠，不像李安那样含蓄地隐藏犯罪现场，所有的暴力场面，包括野狗撕咬尸体，瞎鹿被热锅烹煮、横穿栓柱后脑的武士刀，都有些不忍目睹。整部电影，冯小刚就是在没完没了地将人物推向火坑，这是标准的电视剧风格的文本，以刻意强加的矛盾，调动观众情绪，剧力单薄，没有想象空间和题材的厚重感。

而且《一九四二》的出发点和《唐震》都很是可疑，面对这么一个苦难的题材谈票房无论如何都是一桩可耻的事，何况，要同时符合主旋律、商业片和艺术性的三重条件，本就是痴心妄想，到底终归是个“三不靠”。冯小刚从来不是一个有明确的美学风格和标志化镜头语言的导演，也不是一个有悲天悯人情怀知识分子。他的电影几乎都是市井的俗语，最有价值的 “冯氏幽默”，实则是谄媚化的笑料拼凑的一招鲜，和加长版的小品无异。所以一旦到了《一九四二》这样的大背景下，冯小刚立刻暴露出自己的贫瘠和浅薄，他无法从这个灾难的背后挖掘出人性化的东西，也无法理解如何去面对这段历史。整部电影，他除了刻意强化苦难，实际束手无策，信仰本可以成为支撑和救赎的力量，但神父的布道没有被展开，反而显得多余，而政府的腐败描写，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为了避免文本单薄而刻意强化的副线，实际上如同半部记流水账一样的《建国大业》，它和难民逃荒的主线，其实并未形成强有力的交互性。

负能量的另一个表现是，电影里没有一个道德化的人物，作为长工的瞎鹿又偷又抢还卖女儿，拉车的拴柱以两块饼干诱惑欲占东家女儿便宜，而那个地主老东家经历了家产从有到无，竟被冯小刚定义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受害者，这种倾向，从一开始就有失偏颇，包括徐帆这个角色，被塑造成半坚贞半可怜的形象，实际上是有意拔高。在这部电影里，她的自行出卖，包括东家女儿的自我出卖，在为家人换食粮的同时，未必不包含了个人解决温饱问题的原因，实际上都存有私心，这就让她们身上的悲情色彩大大减低，而那场姑侄拜天地的情节转换迅猛而扭曲，实际上和《唐震》中徐帆下跪的那场戏异曲同工。而拴柱虽然是死在日本人的刀下，但那不是民族意识观的反抗行为（假如不是风车事件，他亦有做汉奸的可能性），而更像是一场风车引发的“天下无贼”式的血案。甚至纽约时报的记者白修德也不单纯，他经历过炮火洗礼和饥饿的边缘，但那是他的职业，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获得普利策奖。李雪健扮演的河南政府主席李培基本可算个正面人物，但他虚弱、迂腐，无法承担起整部电影里的希望与救赎的责任。

很多电影都描写过苦难，但并存的是希望的抗争，《金陵十三钗》就是不分贵贱毅然赴鬼门关的气节，这种崇高的东西，《一九四二》一点都没有。冯小刚或许也曾顾虑过电影里的人性善恶，但分给疾病中的阿嬷一升小米，在芦苇丛里换条裤子，似乎就是理想主义的荣光了，冯小刚总把眼光聚焦在这种鸡毛蒜皮的小处，自然也难有顾全大局的胸怀。《一九四二》是一部没有气节，没有想象，没有灵魂的电影，且完全是拼凑化的文本，冯小刚的小聪明一直凌驾在叙事之上，他的电影从来都是节节低俗的谄媚，就算在这部题材严肃的制作里都没忘了那些浅薄的幽默，不幸的是，这些幽默不但无法调和电影本身的沉重，还让这部电影从根本上变得更轻佻。

倘若一个导演在以诚意拍一部电影，那么里面必然有他坚信的价值观，这种东西，李安有，张艺谋也有，甚陆川都说自己有，至少他们能找到一个论点，去解释它的崇高，哪怕是用谄媚的方式，但《一九四二》中的冯小刚，若无米之炊，也只好拿着放大镜数落着那一颗接一颗的伤疤了。这犹如是拿苦难来贩卖，那些刻意强化的苦难，实际上是为了发更多的国难财，这个从来都只把票房挂在嘴边的人念叨的不是良心，而是利益，他从来不懂什么是电影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寄托。

所以，《一九四二》根本上是一部很无耻的电影，我们也有理由怀疑它创作的严肃性，就像那些一百多天后仍然白白胖胖的难民晃在银幕上，很恶心，也很瘆人。

                                                       这不是一篇认真的影评，随便写写。

《沉默的大多数》里，王小波说他小的时候正赶上大跃进，大喇叭里天天高喊着亩产一千八，孩子们却饿得连铅笔和课桌的木头都啃。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和任何话语相比，饥饿都是更大的真理。

于是说到《一九四二》，跟《少年Pi》一样，说到底，不过都是讲了个生存斗争，人和肚子的故事罢了。不同的是，Pi是独角戏，真空环境，讲的是少年和老虎在海上饿着肚子求生的事儿；《一九四二》是群戏，携家带口逃避饥荒，扯不断的家族社会伦理关系。

《一九四二》不美，画面还赶不上《白鹿原》，更别提《少年Pi》，但不能否认冯小刚是个讲故事的高手，通篇下来，人物饱满，叙事挺有张力。

几个有意思的镜头。比如嫂子刚生了孩子，5天没吃饭。爹说煮了星星的猫，对不起她，没想到她只淡淡地来了句：“我也要喝猫汤。”就蹲到锅前，从怀里掏出一本书，一页一页撕开来当柴火烧了。从这一刻起，星星就全然摆脱了读过书的小姐身份，只剩下一个“人”的本性。家产被抢，连之前自己不吃饭也要喂猫的底气都没了。包括后来栓柱偷了美国人的饼干，偷偷拿给星星吃，想要趁机“弄了她”，星星仍是半推半就的，不说不给，也不说给，只是说等饥荒过去，就给他弄。跟家里的长工情深意切，一丁点身份架子也没剩下。

说实话，虽然当初栓柱冒死从当兵的手里救下星星，受了伤的时候，星星也曾含情脉脉地给他包扎伤口，但说到底，她还是个没义气的女人。为了肚子，扔下自己的爹，刚生下的小侄子，还有“情郎”，毫不犹疑就把自己给卖了。最初，当家的也是瞧不上栓柱的，刚出城的时候看见栓柱跟星星说：“有俺谁也不能欺负你”，满眼的嫌弃。可是到了这节骨眼子上，也抹起了眼泪，“哪个龟孙不愿把她给你哟”。栓柱是真冤，看上这么个无情无义的姑娘。

于是要说花枝。花枝从头就是个聪明理智的女人，栓柱没弄成星星，花枝第一个跑过来说：“我跟你弄，饼干给我”。星星一走，她又立刻说要和栓柱结婚，让他饿死之前也有个媳妇。可花枝却是个最有情感，有血性的女人。瞎鹿要卖孩子，花枝疯了似地骂，说她就是把孩子摔死，也不能卖了。后来瞎鹿夜里偷驴，让当兵的给拍死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花枝又原地等了三天，直到当家的说，再这么等下去全都得饿死，才又上了路。洛阳的窑子来挑人，花枝第一个被挑中，可她却带着两个孩子，和人家说：“挑一个大的，送两个小的，您合算。”

花枝和栓柱结婚，也是为了生存，她说栓柱有了媳妇，就能卖媳妇了。她自己做主，把自己卖了四升小米。临走之前，她跟拴柱说：“我的棉裤囫囵（完整）一点，咱俩换了吧。”于是两个人走进过人高的芦苇地里，缓缓脱下裤子。这个镜头有点像《红高粱》里面野合的场景，可花枝不是个浪漫的女人。她务实得很，做爱是做爱，为了填肚子，棉裤是棉裤，一码归一码。

都是女人，又想起《白鹿原》里的田小娥，也是快饿死了，一动不动躺在炕上。丈夫的叔叔来弄她，给她一块馍吃，她也给人弄。没人来弄，仍旧是躺在炕上，最后活活饿死。一点也没有生存斗志，没有主观能动性，比不上花枝。

其他也没什么可说的，仍旧是孤寡老头，消失在世界终点。不管是《活着》还是《白鹿原》还是《一九四二》，老头永远看尽人世变迁沧海桑田，生命力堪比绿巨人。

《一九四二》还是沉重了点，即使字幕显示花枝和星星都活了下来，看完还是如鲠在喉，撸完没射的感觉，太压抑。《少年Pi》虽然尾大不掉，倒是有始有终。同样是开放结局，不看吃蛆的那篇影评，依旧是阳光灿烂生活挺美的。总之，这世界上只要是没了吃的，老虎也得饿肚子，地主也得饿肚子，耶稣基督军阀大官都得饿肚子，谁也不能免俗。

所以王小波说饥饿是最大的真理，我说：肚子才是最大的真理。


P.S.没看过就给片子打一星的行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有点文革的意思，先定性，再找事儿。典型的立场大于真相，意识形态大于是非黑白。当然，咱们已经习惯了这一套，你也可以说这是严酷的文化枷锁下人民表达愤怒的唯一途径。

P.P.S.根据《南方公园》的最新统计，容易愤怒的人无一例外呈现阴茎短小的特征。

这科学吗？

诗经十五国风，八个在河南，篇幅最多的是《郑风》，郑国就在如今郑州附近，河南中心地带。孔子以“郑诗二十一篇，说妇人者十九矣，故郑声淫也”。其他国风也有妇人事，比如《秦风·小戎》，说的是女子思念出征的丈夫，但《郑风》多半是未婚女子谈恋爱的过程。这就不一样了，在孔子看来，女子敢这么大胆求偶，甚至弄到失态，那还了得，就是淫。卫国在河南东部，不仅有诗歌，音乐也很发达，而且描绘的多半是贵族爱情故事。孔夫子向来是讲次序的，离经叛道的事儿，下里巴人们做做也就罢了，贵族应该四平八稳，行君子之德彰国家大义，像农妇村汉一样沉溺于情事，忒不稳重，所以有“卫郑之声淫”。

现在中国人看到淫字，基本上立刻想到分子水平，如果不是DNA水平的话。其实这词儿本来不属于动物生理学的范畴。淫通霪，是竟日不停的雨水，引申义为缓慢而持久的浸润，感情上的缠绵悱恻。若用于比附人的生活态度，即为浪漫。《纵横四海》里发哥对红姑说：你要浪漫，我给你浪漫！旁边不过是个游泳池，人造的浪漫还是不够有吸引力，所以红姑没嫁他。真正的浪漫是要有条件的，丰富的自然环境，宽松的人际关系，精神自由随遇而安，才会有浪漫的心态。


经过孔夫子辣手整理，诗经幸存了一些缠绵悱恻的句子。下面这些耳熟能详的，皆出自诗经中现在属于河南的地区。

【发春梦的】：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网友欺骗，见光死】：

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
山有桥松，隰有游龙。不见子充，乃见狡童。


【浪漫邂逅的】：

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赠花表白】：

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姐又不是没人要，想姐就赶紧来！】：

子惠思我，蹇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翻墙偷会】：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


【嫌姐丑？分手！】：

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无我丑兮，不寁好也！


【老情人发达，剩女懊悔不已】：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将兮。


【思念总是度日如年】：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再见君子，云胡不喜？


【新婚祝辞】：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相濡以沫白头偕老】：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以今人之见，河南诸国风颇富野趣，女子顺应天性，自由恋爱，婚姻美满，不见得道德低下。孔子恶语贬抑，当然是为他的政治哲学服务的，三纲之一是男尊女卑。想想颇有婚外恋嫌疑的孔子见南子事件，他自己说不定还不如这些求爱的女子更有操守，但这并不阻碍儒家在这片土地上领千年风骚。

如今读这些诗句，不仅感觉无比浪漫，而且惊人地发现古代河南的生态非常好。荇菜是一种浮萍，漂流在河洲里，溱、洧都是河流的名字，桑、荼、蔓草、扶苏、荷华、舜英、桥木、游龙、凫、雁，还有各种只闻其声不见其形的鸟。河南简称豫，就是一个人在牧象。黄河象早已绝种，人们很难想象，如今一片过度耕植、人口超饱和的河南，曾经是堪比热带雨林的水草丰茂、野物出没的景象，正如你偶尔在某个房地产或化妆品广告上看到这些缠绵悱恻的句子，不会想起这是河南人写的。

至迟到北宋，河南都还相对富庶，罗马贵族生活质量大概比不上汴梁的一个马车夫，欧洲人看待当时世界第一大都市汴梁，应该和今人看纽约差不多。从此后就走下坡路，就像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河，逐渐干涸不见踪迹。历史荣枯本无常，但这是一次不可逆转的单向衰落，河南也开始逐渐与贫困、落后、灾荒相连，曾经促进过人口繁衍的文化，逐渐显露出世故、势利和残酷的一面。生态衰落和人际规则的复杂此消彼长，河南从盛产浪漫情诗的地区，成了典型的中国传统“重灾区”，总之，跟浪漫毫无关系了。


中国人有各种各样的歧视，歧视维族、藏族，那是恐惧异类；歧视河南人，则是无法面对自己。河南人在今天的形象，首先是像1942这样的影像不断暗示和强化的，惊人的贫瘠，伴随贫困的是土里土气，世故狡狯。对拼命奔赶现代化的人们，这不就是对整个中国过去的印象吗？在民族复兴已经完成62%、跻身发达国家遥遥在望的时候，人们更迫切地希望与过去切割，不断尖刻地嘲讽河南人以宣示彻底的脱离。

然而，这仅仅是愿望，整个中国还是一个饥馑社会，哪怕已经确信不会再被饿死、被吃掉，稍有落于人后就会产生巨大的不安全感。社会通过“面子”不断对每个成员施加压力，甚至你的亲人挚爱也不断对你进行规训，以保持与社会的步调一致。为此我们不断让自己变得坚硬，阉割掉羞涩感、以世故嘴脸对待落后者，为自己寻找不敢享受浪漫的借口，给恻隐之心等一切美德附加理性条件，如临大敌般对待任何让我们放慢脚步的事物。人们迫切追求的进步无异于逃荒，仿佛不朝前走，掉了队，就要堕入极为悲惨的境地，物质上再饱足，也抹不去化入基因的饥馑记忆，和深刻的心灵创伤。

淫风之后，饥荒史将长随。

 看完《1942》的心情，用复杂这两个字来形容比较恰当。不可名状，又难以言说。
  电影由刘震云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这部报告文学体的中篇小说全文用一种黑色幽默的笔调，戏谑的口吻描述了1942年河南饥荒的部分场景和国民政府在决策前后的心理动态。让教科书上金科玉律似的“大历史”和来自个体微不足道的“小记忆”之间做了对照，形成强烈的反差。可以说，刘震云是当代批判国民性较为犀利的作家之一，但是，1942这部电影，个人觉得它存在的价值和所引发的思考，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纵线——两条主线与四条支线

  影片由两条主线构成
1，老东家等人避灾——逃荒——流亡的路线与过程
2，国民政府灾前——灾时——灾后的表现与转变。
老东家的人物形象，用善恶是很难定位的，影片开始放任自己的二少爷欺辱花枝，接下来又打算报告县令捉拿城下求粮的灾民，他称不上是一位善人；逃灾途中求法庭保护栓柱，又分给花枝一家粮食，尽管并非心甘情愿，却也不至冷漠无情。临近陕西途中，他还不忘安再置土地，安定富足后再重回家乡，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家本位思想浓厚、有着基本是非道德观念，又有些自私自利的封建地主形象。随着剧情不断向前推进，儿子在家被灾民强盗刺死、儿媳抱着孩子饿死、老伴悄无声息地离世、最后的相伴——自己出生不久的孙子被自己闷死，老东家在身体上被饥饿摧残的同时，还受到心灵上的双重打击，让他一次次由希望陷入绝望之中，最后发出这样的感叹;"死了好啊，早死早解脱”。灾难不仅让他放下了自己的身段，退去了种种的外物，变成渺小而悲惨的普通灾民，也让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地主在灾难面前显得那样无能为力。这样的情节与形象，让我们一点点在心理上接受老东家这个角色，并对他的遭遇更多地转化为同情。
在影片中，蒋委员长以及国民政府上上下下的官员，似乎从来没有把救灾作为国内的第一要务，而是更多地刻画战争局势是如何的严峻，怎样的刻不容缓。要么是通过河南省政府转述得知，要么是通过社会的第三方力量，大公报，美国时代周刊。似乎更应了刘震云书中的那句，也是影片开头：在死三百万的同时，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宋美玲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丘吉尔感冒。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桩，放到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环境中，都比三百万要重要。蒋委员长在中国舆论和国际声誉的压力下，终于决定开始救灾，我们看到下级象征性地处分了一批官员，还强制要求灾民充当看客，我们又看到当时粮价疯涨，负责发粮的商家接替官员中饱私囊，灾区各机构论辩不休。虽然控诉了民国政府的腐败无能，但是没有像以往电影那样的盖棺定论，我们看到李培基主席的一心为民，也看到蒋介石一方面担心国际战事，一方面想要爱民如子，力求言行统一。客观全面地展现了当时腐化的国民政府。

  夹杂在影片中的四条支线：
1，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灾区跟踪报道；
2，张涵予饰演的牧师信念的动摇；
3，范伟饰演的老马由厨师到流动法庭又变回厨师的过程；
4，国内各界的捐款救助。
白修德这一人物有其确凿的历史原型，刘震云的原作中有几段引用当年白修德的报导，面对河南灾荒的场景，白修德感到震惊的同时，也很费解。在他的价值体系中，制衡的原则让政府的首要存在价值即是为公民服务。当他以“民有、民治、民享”为理念基础的政府来对比时，他不停地抛出这样一个疑问：他们的政府为什么不作为？张涵予饰演的牧师开始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相信逃荒途中的伤亡是因为他们缺少主的信仰，他不停地游说民众，施舍并传教，在死不瞑目的大娘面前，他感到疑惑，在亲眼目睹一位小女孩在他面前被炮火炸成碎片后，他开始动摇，在询问上帝旨意与恶魔罪行孰高孰低后，他的信念彻底坍塌；范伟扮演的由厨师到法官的角色，，所主导的流动法庭一直随着灾民，维持着某种完全不成形的法律秩序，直到被入侵的日本兵又把他变成了他们的厨子。即便国内实业家愿意捐出一半的家产救助灾区，在发送过程中，仍无法保证能够全数到达灾民手中，河南的灾情并没有任何减缓。
  主线与支线的交织
  当我们跳出这个环节，宏观地来看这部电影时，我们会注意到，这两条主线与四条支线是相互交织，相互关联的。两条主线分别象征主体和受体，四条支线则是对主客体的相融与补充。福柯的权力哲学中这样写道：权力不只是物质上的或军事上的威力，当然它们是权力的一个元素。对福柯来说，权力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可以掌握的位置，而是一种贯穿整个社会的“能量流”。福柯不将权力看做一种形式，而将它看做使用社会机构来表现一种真理而来将自己的目的施加于社会的不同的方式。1942年的民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象征这种权力的存在，而当这种权力没有被真理，或者说是知识所支配时，就只能沦为一种残酷的暴力统治机器。众多线索交织在一起也表现出电影的主题之一：即在政府这个主体不作为的情况下，记者，教会，流动法庭，实业家捐助，也就是其所代表对应的舆论，宗教，司法，慈善。都不能为灾民这个受体的生存环境作出改变，充其量只能是技术理性时代的某些修补。
  而且其自身也存在着种种问题，白修德为获取新闻几次深入险境，对话蒋介石困难重重，还面临着封锁消息限制人身自由的风险；脱离当时现实缺乏群众基础的教义，牧师非但没有让别人接受，也毁掉了自己的信仰；可笑的流动法庭，缺乏专业素养的法官，外憨内奸，外强中干，最后只会屈服于日军的刀下；有着爱国救民之心的实业家，救灾过程中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粮款也终将流入他人之手。

  贯线——1942中的两个深层次矛盾
1，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
影片和原作中有这么一句台词：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这句话很明确地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区分开来。墨子说：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斡旋在世界最华丽的舞台，他们极力争取国家命运走向的权力，签订合约，参加会议，出席着最高级的宴会，享用着最丰盛的菜肴，而河南逃荒的灾民则是在荒郊野外停留，一步步逼近死亡的边缘，一次次由希望再次陷入绝望。在这里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缩视成为国家内部阶层的断裂。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间。简单划分的两个阶层不光在物质条件和生活待遇上有如此巨大的悬殊，强势群体还时常对弱势群体进行欺辱：士兵抢夺灾民的粮食钱财，不法商贩从赈灾款项中抽取各种各样的好处费，陕西军官驱逐灾民的入境火车。影片对于这两个阶层的刻画是各有侧重的，对于上层阶层影片主要刻画其腐败，成规，结党营私，同流合污的官场，对于下层阶层则避免了相互之间可能发生的利益争端，更在个体内部之间展开。当这个社会的断层不断加大，扭曲，逐渐失去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契合点，国将不国。

2，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
在原作中，我们看到结尾详细地描述到被日军放粮拯救了的最后灾民，成了日军的乡亲，他们为日军指路，为日军抬担架，甚至为日军参军。影片中则极力淡化这一情节，仅在河南省主席回答蒋委员长的询问否定这一事实的情节中提及。在这点上，反对的两个倾向是，一赞扬，一批评，即不赞扬日军，因为日军侵华是整个事件的大背景。同样，河南灾民接受日军的粮食并为也不该加以批评。求生的欲望会压倒一切，这是每个人在绝境面前都会做出的选择。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气，故最为天下贵也。然而当所谓的“义气”，道德建立起的秩序瓦解，人的社会性消失时，当血缘纽带组成的种族群体关系消失时，当特殊情况下人性退化成基本兽性时，再谈什么民族，什么大义，就是用意识形态对个体进行道德绑架，要饿死还是做汉奸？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日军侵华，导致国家处于紧急状态，这是现代性扩张的暴力和冷酷；国民政府不顾百姓死活，既是前者的影响所致，也是和前者一样，是在同一逻辑路线上的结果，这同一逻辑无非现代性控制对社会的粗暴和无情，而蒋介石是在这个逻辑里面思考，自然会做出那样的决定。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更多的展现人道主义，以人为本的，以人类自身功能观念意义上的一种良知。


纵贯线的契合点——1942结尾

我们纵观整部电影，可以从中看到河南安土重迁的思想根深蒂固，从老东家和瞎鹿家的逃荒过程中，家本位和血缘亲疏的思想也随处可见。这与中国素有的家天下传统相关。在影片的结尾，老东失去一切亲人，失掉信仰，脑海中只有“走下去”的念头绝望地回转时，碰到那个同样失去全家人的小女孩，简单却有力的对白，简短却温暖的两句称呼，融化了所有的冰冷和绝望，让素不相识的的两个人成为家人，让不堪回首的历史重新燃起了希望。
这段情节彻底升华了影片在巨大灾难下表现出来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主题：星星从自诩为一个高贵的女知识分子，忍痛杀死自己心爱的黑猫，烧掉珍视的书籍，最后为了家人卖身；不从二少爷的花枝为了孩子屈身于栓柱，让“一天的男人”主动卖掉自己，自动临走前给栓柱换上更暖和的棉裤；栓柱为了“一天夫妻”的承诺四处找寻孩子，死于日军的尖刀之下......当传统的血缘关系在亲人的不断死亡和离去中结束，一种以爱心和责任为主的现代认知诞生，一种超出血脉维系的传统纽带的心理认同被建立。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间的矛盾探讨在此时显得无关紧要，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冲突纷争也在这里变得微不足道。这种现代的方式将逐渐使旧规则瓦解，从人与人的交际起步塑造出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和体系，安定，和谐，友爱。即灾难在摧毁旧有秩序，摧残人性，使其混乱倒退的同时，也于无形中孕育出了一种新的认知方式，新的社会秩序，新的时代文明。我想，这是电影众多线索汇聚成最后想要表达的主旨，这也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因，文明源源不断的所在。

几条暗线的存在
 1，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同盟国处于不利境地
 2，蒋介石炸花园口事件导致河南受灾
 3，国共合作下的军阀混战阴影


纵贯线再评价——冯导的诚意与电影的不足

冯导近几年的作品质量都较高（或许夜宴除外吧），对于这部影片，笔者并不觉得是在扣道德帽子，或者所谓的什么发国难财。
从影片的拍摄过程来看，宣传的报道是所有主演都为参与此片而节食减肥，这是让人称赞的敬业态度；值得一提的是冯导没有为参演的两位好莱坞巨星修改剧本，增添戏份，不是让剧本随着明星改动，而是让这二位融入电影剧本的文化体系中，饰演影片的配角，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向好莱坞巨星低头的国产电影会是好电影，两位巨星没有突出亮点的表演就是其表演的最大亮点。

从影片的题材上来看，1942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和启迪意义，一方面普及文化知识，让人们了解那段被遗忘的历史；另一方面也让人们深思，在当今时代，既不能放弃思考中国繁荣的真正动力，也不能站在远处，漠视个体的价值。

从影片的细节上看，李雪健被迫贿赂时，他背后墙上的四个大字「天下为公，很具讽刺性；日军给栓柱食物时，前面是馒头，后面是尖刀，如此逼迫就范，寓意很深。

从影片的监制上来看，冯导很少将主线人物刻画成脸谱形象，很难用好坏将他们定位，同时也尽量避免用宏大叙事的笔法刻画一些展现民族气节的英雄，而是写小人物，写小人物的流离失所，情感变化，在灾难下尽显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更具有真实性。

但是，影片在如此宏大的背景下企图穿插多条线索，力图全景式地刻画人物，难免在剧情铺张上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1，饥荒描写上略显不足，战争场面描述过重。在原作中对灾民的食物，最后的生活处境有着很详细的叙述。或许是对人性的一种秉持，或许是碍于现行的审核制度，电影中在这些场景上大多是一掠而过，没有详细刻画最后的食物是如何的难以下咽，又是怎样如毒药一般令人痛苦，易子而食等惨绝人寰的场景则在电影中被删掉，而用了许多镜头来表现日军空投导弹造成伤亡，血肉飞溅，尸横遍野的场景。由于国内的战争片数不胜数，所以大家对片子中的战争，炮火场景已然不是特别感冒。虽然是为了突出日军侵华这一背景前提，不过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让影片缺少了张力。

2，宗教主义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按照前面的分析，宗教作为四大支线之一，烘托主题并加强剧情悲壮效果。但是天主教派的教义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另一方面由于1942年天主教徒在民国属于小众，外国的视角已由时代记者白修德充当，这里的西方宗教视角就显得没有那么突出，也无法形成较大的影响。

3，高潮不够突出，起伏止步于音乐。很多人看过电影都会有相同的感慨。笔者觉得影片最后的高潮应该是河南灾民在日军放粮后成为所谓的“汉奸”，然后在此时唱响人道主义的悲歌。但是影片令人意外地删掉了这一情节，只是在李培基向蒋介石转述的情节里提了一句而已，这或许也是碍于现行审核制度的原因。另外，影片的节奏虽然整体给人一种微强烈的震撼感，但是似乎总是还差一点什么，是剧情与音乐之间缺少空白与渐进的过渡。记得影片音乐正式响起的第一个情节，是老东家房子被烧的画面，一种无言的凄凉。这个画面前本可以有更多老东家环视周围和表情刻画的镜头作为过渡，让观众有更多的时间追随人物的情感变化，但音乐突然响起，切断了这一桥梁，让高潮随着音乐而来，又止步于音乐，也让影片的音乐具有一种说不出的违和感。

我曾将本片列为岁末观影清单的首位，所以失望挺严重——坦白说，逃难到六十一天时，冯导离我的期望就已不止了三百里地。当然，如果没有《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我可能会看它更顺眼一些。但既然都是讲述饥饿的故事，就难免拿来比较：冯导用的是工笔，或许也算大师了；但李安是梵高，是毕加索。所以想想，也没什么可比较。

　　
在对李安的专访中，柴静说《少年派》是最不可能拍成电影的小说。我想她一定没看过刘震云的《温故1942》。准确地说，那根本不是一部小说——只是开头有些小说的端倪，之后随着资料的堆积，刘大叔义无反顾地迈向历史纪实散文的深渊。
所以说，剧本根本不是改编来的，而是另起炉灶，原著不过是提供了素材。写书的刘大叔，不像一个小说家，更像一个历史系的学生，对搜到的任何资料都如获至宝。而当剧本要求他变回小说家，他只能从二十年前的资料堆里，去东拼西凑出一个故事可能的模样。
从《手机》《我叫刘跃进》这些作品，我们不难窥见大叔的路数，也不难预见他对史诗型题材的驾驭力。 于是一个平庸的剧本，注定了这部电影的命运。
　　

电影的致命伤，在于没有观众想听的故事，即便是制造出的种种苦难、种种暴虐，也都没能超乎观众的想象。其实原著中，刘大叔很是收集了一些触目惊心的资料：
●扒火车时许多人被轧死，“腿骨像一段白色的玉米秆那样露在外面”。有的扒上车顶，却因半夜冻僵了手，滑下去摔死。
●一个母亲煮了自己两岁的孩子；一家农民收养了一个八岁孤儿，结果一家人把他“骨头上的肉，啃得干干净净”。
●国民银行在救济款上的盘剥：发放的全是百元钞票，但灾民只能换成小票购买粮食，银行在兑换时“要抽取百分之十七的手续费”。
　　…………
但这些资料在剧本中统统不见踪影，而一旦失去这些耸人听闻的细节，这部电影根本无法拯救那些被可乐和爆米花填充的灵魂。或许是冯导太过慈悲，或许是审查太过严苛——但是，将血淋淋的事实，艺术化为震撼人心的画面，应该不是对一个优秀导演的过分要求。
　　

虽然泪点不力，但冯导还是不负众望地安排了几处黑色幽默，比如牧师几次为死人“安息”， 冻僵的尸体却 “死不瞑目”；财主女儿自愿卖到妓院，结果吃得太撑，蹲不下为客人洗脚……至于效果如何，就要见仁见智了，反正我是有点哭笑不得。
还有更哭笑不得的一处。财主的儿媳妇生下孩子就死了，财主老婆扒开媳妇衣服说“趁热再喝口奶”——做个样子就好了嘛，干嘛真扒呀！本来挺堵心的一段，就这样被长达一分钟的露点给抢了戏。
　　

奥斯卡影帝布罗迪的“白修德”，只能说中规中矩，没看出影帝的价值。蒂姆•罗宾斯是神作《肖申克的救赎》的主演，但因原著中外国神父的善行在电影里全无表现，所以罗宾斯神父只能躲在世外桃源般的小教堂，默默地打着酱油。
张国立的“老东家”不得不失，但搭配男二号张默的“长工拴柱”，就让人忍不住出戏：“这是亲爷俩吗？长得不像啊。”徐帆都五十了，还有少东家为她流口水？冯导千万不能再这么疼老婆了。


没让我失望的是明叔的“蒋公”（因为他，当年的电视剧《长征》我看了N遍），气场到位，内心戏强大，让人不禁站在他的位置去盘算全局，于是考量这场灾难的高度有了不同。而这也正是原著的初衷。在我还无条件信服政治课本的1993年，刘震云就试图排除政治色彩和道德标准，把蒋某人放在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之中，去评判他处置这场灾难的得失。 从这点上看，刘大叔去写小说真有点浪费。
　　
或许，我们也应该体谅冯导所处的复杂形势，或许，他已讲了他所能讲出来故事。
　　
　　
-----------------------------------------------------------------------------------------------
　
1、当年三十出头的刘大叔，很有点愤青的模样。书里很彪悍的两段：
●指责九十二年许许多多的执政者毫无用处，但在哪位先生的执政下他的黎民百姓经常、到处被活活饿死，这位先生确应感到惭愧。这个理应惭愧的前提是：他的家族和子孙，决没有发生饥饿。

●我觉得这些人不去当土匪，不去合伙谋杀，实在辜负了他们吃人吃亲人吃孩子的勇气……一个不会揭竿而起只会在亲人间相互残食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那些土匪……是民族的脊梁和希望。


2、这几年大刮民国翻案风，那些曾被妖魔化的党国高官，都被重新打扮成了儒家君子。比如有个段子，陈诚任台湾省长时，孩子想坐他的公车……陈诚笑着说：“我坐小汽车，是国家给我的一种待遇。你们没有替国家办事，怎能享受这种待遇呢？”这里的“陈诚”，完全可以替换成任何一个伟大的名字。其实人都是一样的人，要官员廉洁奉公，不能依靠道德、人品、信仰，而必须依靠制度。
　　
　　就像《大公报》因为一篇《豫灾实录》，而被蒋停刊三天。而当时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要求《时代》周刊解聘报道饥荒的白修德，却遭到理所当然的拒绝。刘震云在书中说，“就是揭了罗斯福的丑闻，罗斯福夫人要求解雇记者的做法，也不一定会被《时代》周刊当回事。须知，罗当总统才几年？《时代》周刊发行多少年了？”这话的意境，至今让人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