癫佬正传国语

看了四百多部电影了，虽然比起大佬来不足挂齿，但也算看了一些，曾经超英片爱过，为武侠片痴狂过，被警匪片爽过，但是这部片子，还是让我真的哭成泪人，为之动容，上一次这么哭还是天堂电影院里。

癫佬正传，看名字还是豆瓣标签都像香港的传统喜剧片，看过才知道，是向我们揭开社会不为人知的角落———精神病人群。怪不得尔冬升的门徒看起来像个戒毒宣传片，原来对社会的关注一直是尔导的方向。精神病患者，社会的老症结了，大家总是这么说，可是，从来都没有认真解决过，即使是经济腾飞的80年代香港。这部片子像我们展示了精神病患群体的困境，家人的抛弃，外人的冷眼，医院与政府的不在场，只剩下社工凭着一腔热血苦苦支撑，也是杯水车薪。社工，老师，邻居，孩子，家人，甚至病人自己纷纷惨死，没有人错了，却好像所有人都错了，仿佛进入一个无底洞，让人心碎。

总是听到某些恃才傲物的人瞧不起港产片，认为就是个娱乐大熔炉。我想说，不要总是把香港电影和商业片一概而论，这么说的人又看了几部香港电影呢？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才逐渐了解到即使是最瞧不起的闹剧片，也是一个一个段子精心编排的，火爆的枪战也是一个个镜头设计剪辑的，你可以说香港电影有的人急功近利，但是不能否定很多电影人始终保存着那份电影的初心，这部电影没名气，没票房，却有那么多一线大咖，导演还是尔冬升，怎么说香港电影人也是有情怀的，甚至情怀比大多数地方的电影人还要深。

电影制作由于需要较大资金，无可避免的牵扯到商业化问题，问题不在商业化，在于人心。商业片也只是个名称，真正好的电影，是不需要用类型来概括的。1986，正是香港片的辉煌，有这么多电影人肯参与这部电影，本身就是对艺术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反观我们，真的做的太少了，只有医事法学课上的一句句口号，全社会都做的不够，唉，我们是不是忘记了什么？

电影，即使被商业附庸，即使被政治裹挟，它总归是一门艺术，电影不是为了教育谁，也不是为了批评谁，也不是为了赞美谁，它只是让你注视着，感受着生命，思考着人生。我想，这就是我看了那么多烂片后依然爱电影的原因。

很庆幸，我们有香港，有过香港电影，那么以后呢？

“不要用闪光灯”———尔冬升《癫佬正传》。

看到尔冬升的处女座会让我感觉很可惜。

1986年6月，杨德昌的《恐怖分子》还未上映，但凝视着片尾的冯，我越来越感觉这也是尔冬升给香港社会的一刀，尽管没有追求成为一个冷静的表达者，但感性的表达还是深深看出他对于这片土地的厚爱。

当然，批评者可以有很多理由挑出毛病，过于主观的感情调动，偏惊悚的配乐弱化了现实感，以及群戏的单调，但似乎在特定的时段这算不上缺点，如同影片里的那一个女记者，用了一个好的手段造成了不恰当的结果。过度追求客观冷静的感觉，或许也不会造成如此反响，以至于“无人过问癫佬处境了”。当然，这是不关乎电影本身的题外话了。

冯给出的那一枪，冯挨受的那一刀，就已为这部电影落下了最终的注解了。

后来，尔冬升改编了《热天午后》作为自己的第二部作品，比起原作更大的社会学方向，尔冬升似乎要玩的就是戏剧，人质帮绑匪，狄龙前一秒是个侠义人士，后一秒就是极为自负的说教者，最后他再把这一切都毁掉，把一个简单的故事在连续的时间和不变的空间玩到了极致。

如果回到九零年代，我看到尔冬升的前两部作品，我会相信他将是未来的马丁斯科塞斯。

1983年，黄百鸣编剧的台湾电影《搭错车》在台湾引发观影热潮，这对擅长喜剧的黄百鸣来说，这是意想不到的成功。

是的，当年整个港台电影界可能都没有想到，一部“社会悲剧”可以如此大卖。

《搭错车》的成功，是“悲剧”的成功，也让很多电影人看到了“尽皆过火，尽皆癫狂”（美国学者大卫·波德维尔语）之外的香港电影也是有市场的。

于是，关于香港社会边缘人物的香港电影，走进了观众的视野。

1985年，黄百鸣与郑则仕、郑忠泰联手编剧的《何必有我》上映。影片取得了票房、口碑、社会影响的“三赢局面”。

《何必有我》是一部为郑则仕量身定做的影片，郑则仕本人不仅是编剧，还是导演和第一主演。

在香港影坛，郑则仕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的外形如此“独特”，却往往能够在影片中担任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成就斐然，曾两度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除了是出色的演员，郑则仕在编剧、导演、制片等岗位上也有出色的表现。

郑则仕出身贫寒，外形又如此“独特”，他从影之初，一直在龙套角色中摸爬滚打，过程的辛酸、苦涩，是很多少年得志的明星或演员所难以体会的。当然，反过来说，郑则仕也因此成为了香港影坛最励志的人物之一。

《何必有我》讲述的是社工Koko（郑文雅 饰）努力帮助弱智青年肥猫（郑则仕 饰）适应社会、自力更生但最终却逃不过悲剧结局的故事。

郑则仕演肥猫，憨傻呆萌，乃不二人选。他因此获得金像奖影帝，实至名归。

在某种程度上，《何必有我》仍然带有香港电影的“过火”与“癫狂”，故事的戏剧性削弱了影片的写实性。但也唯其如此，它才能够引发社会热议，并吸引广大普通市民走进电影院观看影片。

从另一方面看，影片中的“情节”和“细节”也许没有那么真实，但智障人士的社会处境，在影片中还是得到了比较真实的反映。现实中，肥猫也许不会被警察枪击，但他的社会处境也难以有所改善。

也许正是因为《何必有我》所带有的社会属性，使得它在1986年的第五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获得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奖项——评选团大奖。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是香港电影金像奖历史上唯一的一个“评选团大奖”。

1988年，郑则仕与曹建南联手导演了《何必有我》的续集《肥猫流浪记》，影片延续了《何必有我》的“社工视角”，但社工的饰演者换成了张曼玉。

《肥猫流浪记》虽然没有取得《何必有我》那样的成功，但仍然算得上是及格水准的作品。而“肥猫”这个角色也成了郑则仕的“专利”。

1997年，郑则仕主演了电视剧《肥猫正传》。

2000年，郑则仕又主演了《肥猫正传》的续集《肥猫寻亲记》。斯琴高娃、郝蕾等内地演员参与了该剧的演出。而该剧在内地播出后，更让许多内地观众记住了郑则仕这位外形“独特”的香港演员。

从电影续集到电视剧及其续集，“肥猫”系列与社会现实与社会话题已经渐行渐远，它们变成了一个成功的电影“IP”的再度开发。

1986年，香港影坛出现了两部重量级的关于社会边缘人的电影作品：《癫佬正传》和《听不到的说话》。

有趣的是，这两部作品的导演竟然是一对亲兄弟：尔冬升和姜大卫。在《癫佬正传》中，表演最为出色的是秦沛，而秦沛是尔冬升和姜大卫的亲大哥！秦沛更因其出色的表演，同时获得金马奖和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

可以说，在1986年，秦沛、姜大卫、尔冬升三兄弟撑起了香港电影关注社会现实的整个天空。

也许有影迷会疑惑，秦沛、姜大卫、尔冬升三个人连姓都不同，何以是亲兄弟？秦沛和姜大卫都是“艺名”，他们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生于电影世家，但他们的父亲早逝，他们的母亲——知名演员红薇——便改嫁制片人尔光，生了尔冬升这个弟弟。

“癫佬”，广东话，指精神病患者。

《癫佬正传》是尔冬升的导演处女作。很难想象，武侠明星出身的尔冬升的第一部导演作品（他同时也是编剧）竟然是一部“社会问题片”。

而留意一下尔冬升的导演履历，我们会发现他其实一直是一位非常文艺范并富有人文关怀的导演。

《癫佬正传》还有很厉害的一点是，它能够让周润发、梁朝伟等当时香港影坛的巨星出演“癫佬”，而且是配角。

《癫佬正传》和《何必有我》很相似的地方在于，它们都是“社工视角”的“社会问题片”。我们也由此可见，上世纪八十年代，“社工”在香港社会中已经非常普及，而“社工”也是数十年来香港调和社会问题并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何必有我》聚焦弱智人士，以“肥猫”为例，而《癫佬正传》刻画的是“癫佬”群体，主要有三个“案例”，算是群戏。

除了“社工视角”，《癫佬正传》还是以记者切入叙事的，使得影片又多了一层“现实报道”的外衣。事实上，《癫佬正传》较之《何必有我》，确实更为写实，也更具公益色彩——诸多明星的加盟，可能也与影片的公益性有关。

《癫佬正传》已经成为香港电影中的经典之作，而《听不到的说话》则是一部比较小众的作品，如今看过的人并不多。

《听不到的说话》还是刘青云主演的第一部影片，年仅22岁的刘青云还是非常青涩的。

所谓“听不到的说话”，是指聋哑人群体，在影片则指聋哑扒手小团体。

聋哑人群体本身就是社会的边缘人，更何况他们在影片中还是扒手，身处社会的黑暗漩涡，他们的结局也难免是悲剧性的。

和《癫佬正传》相比，《听不到的说话》的公益色彩不那么明显，但它对聋哑人群体的关注，同样直指香港的社会之痛。

姜大卫在邵氏时已经开始担任导演，他导演的第一部影片是《吸毒者》（1974），该片正是一部关注吸毒问题的“社会问题片”。以导演的身份对社会问题的进行关注，姜大卫和他的弟弟尔冬升在这一点上可谓殊途同“起”。

时隔十二年，姜大卫用《听不到的说话》再一次体现他作为一名艺人的“社会责任感”。

《何必有我》、《癫佬正传》和《听不到的说话》是八十年代中期香港电影中难得的三部关注香港社会边缘人的佳作，它们让我们看到了香港电影介入现实的鲜为人知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