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诗篇

台风过去的那个周末，天气变得格外晴好，久违的蓝天，白云朵朵。

风和日丽的下午，应朋友的邀请参加《我的诗篇》主创人员观影活动。之前，我只是从吴晓波的公众号里断断续续知道了邬霞的名字以及拿奖的消息。

我想象不出来这些电影里的主人公们的生活，因为他们距离我实在太过遥远；我想象不出来怎样的生活重压之下还能继续保持诗歌创作的动因和执着；我想象不出来究竟有多少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正在我们周围轰轰烈烈又悄无声息地发生着。这些问题让我对这部电影产生了某种好奇。

图书馆的放映厅。偌大的场子，三三两两地聚集着一百来位观众，显得空旷而散乱。有家长带着孩子过来，也有银发夫妻结伴而行。导演上台先介绍了些背景情况，灯一黑，广电总局的龙标就窜出来了。

画面安静悠长，声音刺耳嘈杂。因着这并非顶级的放映设备带来的奇怪的观影体验，让人很容易联想到这个看似繁荣却又荒芜的时代。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就好像电影里主人公们每天所担心的那些事情。

导演很克制地用镜头记录着每天这些工人们的生活，劳作、歇息、探亲、吃饭。有人生，有人死。生者未必理解这个世界，死者又何尝不是呢。我看着这些故事，故事中的人没有欢声笑语，没有远大抱负，甚至模糊了各种背景、抹去了之前的各种人生轨迹，交代的只有他们的诗歌和他们自己。影片用各种生活中捕捉的噪音作为背景，提醒我们生活的乏味和单调，偶尔配上的舒缓的钢琴曲，像是在点缀在生活中的一点点欢乐与希望。

这些挣扎奋斗在社会底层的工人们，若不是他们写下的诗歌，恐怕我永远不会知道他们在世界上存在过。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悲欢离合，谁来关心？那么，那些还不会写诗的工人们呢？那些用低价啤酒、劣质手机打发闲暇时光的劳作者们，他们也同样背井离乡来到城市闯荡，然后生活下去或者离开这里，每天埋头工作10多小时，工头把他们做出气筒，老板把他们当赚钱机器，客户把他们当路人甲。谁来关心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而他们自己，“习惯了，这就是生活啊。”

工人，这个一度听上去很高尚的名字，消失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很多年了。走在路上，从他们身旁经过的时候，你或许连眼都不会抬起一下。他们的存在就好像花园里的蚂蚁、电线杆上的麻雀一样，存在的同时似乎又不存在。他们肤色黝黑，满身土气，统一的制服让人无法区分彼此的差异，闲暇时的交谈用着本地人所无法了解的家乡话，这些让城里人难以忍受、避之不及，唯有过年前才想起他们的好来。

工人，已经很难成为这个时代的主人翁了。

而如今，把他们和诗歌联系在一起的这部电影告诉我们这么一群人的情感和理想。让我突然想起，是啊，他们其实就在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地方。
我并不懂诗歌。我原以为，诗歌应该是文人雅士在茶余饭后舞文弄墨的东西，应该是充满着理想和情感，吟诵那些闪闪发亮的人生，应该是出自生活无忧的成功人士之口。但是我错了，恰恰相反，那些“成功人士”聊得更多的是投资重组、是拍卖收藏、是环球旅行、是离婚拆台……诗歌？这个时代还有存在的必要吗？顾城和海子不是都自杀了么，汪国真不是去世了么，连高考都不准写了啊！这年头还有人在写诗？不是穷极无聊就是脑子有病吧。

可是我看到了邬霞的诗，以及电影中更多的诗篇的时候，我突然了解，其实每个人都是诗人，尽管他们工作环境肮脏不堪，生活条件举步维艰，挣扎在生存线上，但是依然在每一个可以表达的地方用凝练、具有冲击力又十分动人的词句，表达着他们对生活的思考、向往和热情。不是诗歌打动了我，不是这部电影的纪实手法打动了我，而是这些活生生的人真挚的情感打动了我。他们就生活在我的身边，虽然衣衫褴褛、虽然口齿不清，虽然生活拮据，可是对于这个社会的观察和洞悉，他们比我更加敏感更加真实更加直接。

什么是诗歌？通过他们，我知道，诗歌就是情感的一次集中迸发，它是可以脱口而出的，是可以时时吟诵的，是可以直指人心的。

更多的人在沉默。大屏幕上，一首接一首的诗歌传递出来生活的悲凉和他们的希冀。大家都在沉默着，然后有人开始抽泣。“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我们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们更加不易。这些诗句带着生活中最纯真质朴的味道，通过诗人们奇怪而不同的口音向我奔涌而来，把我淹没在放映厅里。

有观众提问，电影里的主人公的命运是否因为这部电影发生了转变。

然而并没有。

一部电影并不能改变什么。他们的诗歌也并不能带给诗人回报。灯光亮起的时候，我清醒过来，意识到诗人们其实距离我依然十分遥远，每个人可以尝试去做的，真的微乎其微。沉默的依旧是大多数。这个社会正在不断沦陷，那些梦想和幸福的光环距离我们越来越遥远，我们总是觉得，只要大家一起努力，这个世界应当会一天天好起来的吧。我们的理想若然都可以成功实现的话，那么真的期待一个美丽新世界的到来。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散场以后，有幸跟导演握了握手。他的手很有力，就好像他的脸庞一样刚毅。这让我感到很欣慰：在这个年代，似乎只有青年才能奢谈理想，才能一往无前地去追求某个目标，无关商业和功利。也许他也是用同样的力度去握住乌鸟鸟的手、陈永年的手，那一双双挖过煤矿、采过山石、扛过锄头也写过动人诗篇的手，能让这些诗人们放心，总有一个人会跑过来真的关心他们的故事和情感，会替他们担心明天的工作和今天的晚餐。

我们都期待一个美丽新世界的到来，我们也都沉沦在这空虚乏味的当下。诗歌带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看清前方和身旁的路人甲，让我们重温自己曾有的远大理想。104分钟尽管只是人生中的一个片段，但是因为这些字字句句，让我去思考、让我感到羞愧。电影结束，走出图书馆，那些诗句不断浮现，提醒我生活仍在继续，提醒我生活仍需要一种表达。

工人，在中国，人数接近3亿的劳动群体，日益被边缘，他们从公众视野中退场，失去话语权；与此同时，都市白领阶层逐渐崛起，开始成为时代的主角，成为舆论的掌权者。生活境遇的巨大差距，以及迫于生存压力而对自身生活世界的过度聚焦，使得人们逐渐失去对其他群体的兴趣，隔阂日益严重。
《我的诗篇》，试图将工人群体拉回都市白领的视野，实现阶层之间的交流与理解。但是，这将首先面临两个难题：一是两个群体之间难有交集，不易形成情感共鸣；二是以外人的身份去观察和记录工人群体，难以还原当事人的真实感受。
影片很好地找到了“工人诗歌”这一突破口。它不仅是都市白领、知识精英乐于接受的形式，而且是工人群体对其生活的主位讲述。诗歌，成为两个群体之间对话的通用语言，成为能穿越群际隔阂的声音，带领观众去阅读工人群体的世界与心灵。
工人诗歌，也是影片的情感基调，全片以此为主线，来组织视听语言，让纪录片本身转变为一首工人们的诗篇，来放大和渲染工人文字中的情感。但是，工人们只是使用了“诗歌”这种“廉价”的语言，并没有资格获得电影这种由白领阶层掌握、由资本运作的工业化语言的写作权，全片由导演完成了诗歌到视听语言的解读与转译，工人群体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太多机会。可以说，这部影片是在消费群体间的隔阂，以及由隔阂产生的讶异与震撼，但是影片在拍摄与营销过程中，并没有尝试去消解这种隔阂本身，工人们写完诗歌之后就退场了，电影完全成了导演个人作品，并没有表现出一些诚意的倾听姿态。
最后，不少观众们被深深感动了，但是让他们感动的是电影，并非诗歌本身；是导演在影片中的情感铺陈，并非工人的生活世界；是导演的讲述，而非工人自己的声音。我们对他们的生活依然知之甚少，只是充斥着大量一厢情愿的想象。可见，工人群体的声音在进入社会舆论时，依旧要被其他群体决定其模样。
但是值得肯定的是，《我的诗篇》至少让工人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各地观众众筹观影的热情，也让我们看到，实现群际间对话与理解的乐观前景。

只能说这是一部技术型的片子。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可圈可点之处。

诗歌很好，可是片子太差。

用配音渲染的情感，用剪辑制造的节奏，镜头的拍摄完全电影化，中景，近景，特写，全景，几乎每个场景都要切一遍过去。一部纪录片切换那么多的特写，显得太过主观，何况片子还那么多刻意的摆拍，所拍摄的场景都是为诗歌的内容而拍，流于诗歌的表面内容，完全感受不出里面的真情实感。

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太过放大工人的困境和自身的悲情来博取观众的同情。

这是一部电影，绝对算不上是纪录片。

澎湃《我的诗篇》系列评论之一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42902

【编者按】
       ”诗歌是一个时代最后的秘密。我们通过互联网寻找到六位特殊的工人，有自杀身亡的苹果手机生产工人，有叉车工、爆破工、制衣厂女工、少数民族工人，乃至地下800米深处的矿工。他们同时也是优秀的诗人，他们敢于从沉默和被代言的境遇站出来表达自己……”作为今年上海电影节纪录片单元唯一入选的华语纪录片，《我的诗篇》在前两场放映会的票脱销后，所加映的第三场也旋即售罄。这部讲述当代工人阶级与诗歌的纪录电影，一时一票难求。这或许意味着，劳动、苦难与歌颂生活这些最古典的情感，在今天仍然具备打动人心的力量。
       这部纪录片关乎诗歌之美，也关乎社会平等与劳工权益。澎湃新闻即日起起刊发围绕此一纪录片的一组评论报道，探讨我们时代对劳动的书写与反思。
       
《我的诗篇》海报：“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

       昆德拉曾经断言，我们的时代是小说的时代。随着资本主义逻辑的扩展，现代人获得了全新的时间概念。而小说以其情节性战胜了古老的诗歌，更好地回应了这种资本时代的时间感。当我们以为大部分的当代知识精英已经放弃诗歌这种体裁的时候，《我的诗篇》却告诉我们：诗歌并没有死，而另一个阶级正在默默地接续诗歌的余绪。
       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诗篇》是前所未有的。作为一种独特的记录方式，该片通过六位工人的生活和工作片段来捕捉他们诗歌中传达的“意象”。诗性的镜头语言，也很好地与这些意象暗合，达到了文与质的统一。因之，我们可以对彝族充绒工吉克阿优的双重边缘生活感同身受，我们明白了他为何要攒起最后的热情和力量来吟唱远方的家乡和亲人，尽管想象中的故乡已逐渐被主流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所裹挟吞噬；我们也看到了叉车工乌鸟鸟缺乏方向的失业生活，从而了解他诗歌中内在的荒诞感源自何处；爆破工陈年喜和矿工老井则带给我们更多的暗黑能量，让我们触碰到真实的血泪、疼痛和愤怒——这是一种尖锐的痛感，像岩石崩裂，像一瞬间坠入黑暗无渊的矿井；而制衣女工邬霞的诗句则要轻盈的多，我们仿佛能看到，她在布满荆棘碎石的生活之上依然要欣然舞蹈，以追逐和保存最后一丝的美与人之尊严；最后，富士康工人许立志则“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直到流水线工作的平庸与无意义彻底吞噬了他，“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他选择用死亡来反抗。
       
富士康工人许立志的骨灰被撒入江河，他用死亡完成了终极的反抗

       在两个小时的影像冲击下，我们似乎窥得了另一个世界的面貌，而工人的诗歌正是这个世界的钥匙。我们借了他们的眼和他们的心，对那个世界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然而，两个小时之后呢？在获得一大堆情绪和情怀之后，我们是否很快就心安理得地回归到中产阶级的生活中去了呢？我们在“同心”、“同情”之后，是否还能和我们的工人阶级兄弟姐妹“同理”，真正理解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处境，还有最重要的：他们为什么要写诗，或者他们必须写诗？
       显然《我的诗篇》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由于只有情绪和情怀，这注定只能是一部中上之作。根本的问题还在于，这部作品没有深刻地切入政治经济学。换言之，《我的诗篇》在成功传达诗歌意象之余，并没有进而剖析工人所处的权力关系，包括他们与机器和技术的关系，与资本所有者和国家的关系，以及在全球价值生产链中的地位。因此，我们只是感到悲伤和生活的残酷，却无法理性地认识这种悲伤和残酷从何而来，对工人阶级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工人阶级”何以成其为自在自为的阶级。而我们获取的影像始终是个体的工人——或在孤独地作业，或在孤独地写作——而不是工人的群像。至于这些工人-诗人与工友是如何相处的，他们如何在共同的劳作与生活中获得集体性的阶级认同，而写作与吟唱诗歌对这个群体又有何种影响，更是无从得知了。此外，资本所有者与国家在这部并不算太短的纪录片中也基本是缺位的。作为最终攫取剩余价值的一方，他们从根本上控制和规训工人。他们对于资本、技术手段和市场的掌控，正是工人阶级被持续剥夺的根源。
       实际上，相对于他们的观察者和影像记录者来说，工人阶级自己的诗人对权力关系要敏感的多。例如，女工邬霞的《吊带裙》就忠实记录了她的劳动产品（吊带裙）如何与她分离，通过复杂的流通链条，最终到达匿名的消费者手中。这一过程，正是马克思所言之劳动的“异化”，只不过中国女工用她诗性的语言再一次向我们吐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此外，还有一些尚未变成影像的作品，比如杨东在《最后的工厂》中，也描述了工人与机器的复杂关系，以及在技术变革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工人与机器的共同命运。这些朴素的政治经济学，工人阶级的诗人们了然于胸。
       权力关系被遮蔽这一重大的缺失，使得观众并不能从本质上理解，工人为什么需要诗歌。工人诗歌从来都不是对于诗意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的想象。实际上，诗歌和音乐类似，正是工人阶级能够掌握的少数几种反抗形式之一。诗歌打开想象的新空间，并且以显而易见的“无用性”公然对抗资本主义的功利逻辑。写作和吟诵诗歌，使得工人阶级的诗人们得以一次次暂时脱离工厂的规训和资本的控制，关照并反思自身的状态，从而短暂地恢复主体状态，对抗个体的“异化”——无论是美学意义上的，还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尽管资本的逻辑一次次又把他（她）们重新拉回到流水线上，但诗歌始终提供了反抗的可能，如果“生活是一场战斗”的话。
       
对于那些工作在数百米下的深井中的工人阶级，我们如何真正去体会和思考他们的处境

       如此，一种更好的表现方式也许是布莱希特式的“陌生化”与“疏离”。实际上，冷峻而克制的影像风格有助于抑制观众过度的同情和情绪沉沦，从而给予观影者更多的空间思考人物和诗歌意象背后所体现的政治经济学，体验工人阶级所处的权力场域和社会关系。
       然而，我们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此片从未从诗学的层面进入政治经济学的层面，也许并非是主创团队的偏失，而恰是由于资本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介入。从本月最初的试映会开始，资本的烙印已若隐若现。试映会的主角已悄然转向了影片的资方和制片方。于是乎，地产广告代替了影片介绍，名主持和礼仪小姐代替了志愿者，华商会与各类精英取代了工人阶级。实际上，片中记录的五位诗人无一被邀请参加试映。当他们的诗篇由所谓的知识精英和资本精英来诵读时，我们收获的不是感动，而是震惊：震惊于资本的吸纳能力为何如此强大，连工人诗歌这样异质性的反抗形式也能够被重新包装贩售，瞬间变成温情脉脉的面纱，以遮蔽真实的权力关系与潜在的劳资斗争。这很可能是工人阶级的二次异化：第一次是与劳动产品的异化，第二次是与自身文化产品的异化。
       当然，资本的介入并不代表资本的主导，而阶级关系的缓和也并不是罕见的历史事件。上世纪之交，美国工人的生产环境与福利待遇大幅度改善，背后正是所谓的“进步资产阶级”在推动。而随后三十年代的新政也建立在进步资产阶级、城市知识分子以及工人和南方农民的政治大联盟之上。不过资本的让步从不是理所应当的，我们也并不能假设，投资工人诗歌影像记录的资本，必然是天然良善或热心公益的。工人阶级生存状态与政治地位的改善，从来都依仗工人阶级自身的反思与斗争，从而促使一部分资本精英进入政治妥协或更为广泛的社会联盟。而这一场旷日斗争完全可以从诗歌开始。
       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诗篇》可以是一个分水岭。由于资本或隐或显的形塑，或者主创团队的各种认知或现实限制，这个作品的确没有深刻地切入当下工人阶级面临的权力关系。但无数例子说明，作品本身的进一步传播完全可以突破资本最初设定的游戏规则，获得新的意义，捆绑新的话语。资本也许要借工人诗歌的社会关注度来拓展自身的政治代表性，或直接贩售“中国最贵的思想”。然而一旦观众和广大的工人阶级看到了背后隐含的政治经济学，资本的逻辑必然面临挑战。

诗歌有没有用？
    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它既不会让一个痛苦的人变快乐，也没有办法让难以承受的生活变得更容易，反而让苦难和疼痛变得更加清晰。有一些诗人死了，大部分诗人都不快乐。
    那么诗歌有没有价值？
     它有。它让不可言说之物得以被重新看见，无形模糊的感受得到清晰的边界与形状，它让片刻即逝的得到某种永恒。最重要的是，一个坠亡的农民工，只是一个冰冷的数字。而一个坠亡的诗人农民工，至少能多收获一丝目光，一声叹息。

    关于诗人的一些思考。
    如果诗歌成为生活唯一的出口，人就容易爆炸。不要被诗歌困住，就像不要被生活困住一样。

    关于诗歌的价值，必须要时刻警醒自己，切勿掉入这几个陷阱。
    其一便是诗歌有价但无用，不要总问自己为啥我都会写诗了，还过得这么糟；其二诗歌的美大部分时间都是主观的甚至是随机的，写诗就像放漂流瓶进大海，一旦放出去，诗便只能在他人的眼光与评价中漂流，有人喜欢自然要感激庆幸，却万万不要因为负面评价去为自己的诗出头；其三写诗万万不可丢掉真。也就是说，不能为了写诗而写诗，不能为了美而造诗。诗歌应当是灵魂的切片。因此第四，不要去羡慕别人的诗，也不要觉得自己的诗微不足道和多余。

    关于自己，也就是上述的第四点。
    片中有提到，阳光并不平等地照在每个人身上，但诗歌会。
    只要保持诗歌是私人的诗歌，永远把诗当做自己掏给世界的礼物，那么诗歌对于个人的价值就永远珍贵且不可替代。这里的诗歌可以替代成一切作品。
    
    关于影片本身。
    影片永远只能呈现一部分的真实，但至少有一部分。感激这个尝试，虽然有诸多欠缺。
    诗句都很美很有力。片头的雪花也许是片尾撒入大海的骨灰，如果是，特别感动。
    最爱邬霞，柔韧而明亮。

    
    似乎好久，没有被一部电影这样深深地感动过，也似乎好久，没有在影片结束后，能够在影院里听到观众发自内心的掌声。我非常庆幸没有错过在哈尔滨上映的唯一一场《我的诗篇》，这部由作家吴晓波、诗人秦晓宇、导演吴飞跃联手发起的众筹纪录电影，让我听到了“低微的骨头里”江河的声音，这江河，流淌着他们的悲伤和梦想，也流淌着他们命运的走向。
    叉车工乌鸟鸟开篇的那首《大雪压境狂想曲》，可以说奠定了整部影片美丽但却清冷的基调：“天上的造雪工厂。机械的/流水线天使，昼夜站在噪音和白炽灯光中/麻木地制造着美丽的雪花/超负荷的劳作，致使她们吐起了白沫/泄露的雪花/成吨成吨地飘落……”大雪的浪漫与诗意，与流水线的机械与枯燥，就这样被一个拥有着打工者身份的诗人，或者说是诗人身份的打工者，给错综交织在一起。而影片中所展现的六位诗人和他们的诗，几乎无一例外，都面临着同样的矛盾与纠结。工作与生活环境的粗粝、贫瘠、麻木，与诗人内心的柔软、丰富、敏感，在他们的身上和诗中，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而正是这反差，建构出他们作为打工诗人的命运感。
    曾经长期观察打工群体的商业作家李志刚说过：“将人嵌入流水线，成为流水线延伸出的柔软肢体，温顺、驯服。流水线的程序和运动时间都是精密计算过的，人以固定不变的速度、单调机械的动作重复一整天的劳动。他们不允许有任何额外的思考，专注于眼前的一小块地方。也不允许有任何停顿或者错误，都会造成流水线的混乱。”很显然，诗人的个性与内心，注定与这一切格格不入，但作为一个打工者，又势必要与之妥协。诗歌就像一根脆弱的藜杖，能够支撑他们走下去的，是诗歌，可能会让他们中途倒下去的，也是诗歌。
    在影片中，我们看到这样一群打工诗人，他们在坚硬的现实中依然保持内心的柔软，在冰冷的世界里坚持用诗歌来为自己取暖。对于城市里的时尚男女来说，即使穿上再漂亮的衣服也不一定会有太大的喜悦，更不会联想到这些衣服的生产者，以及他们的生存状态。可是邬霞，这个14岁起就在服装厂打工的普通女工，却能在她的诗中，满怀深情地憧憬和想象：“包装车间灯火通明/我手握电熨斗/集聚我所有的手温/我要先把吊带熨平/挂在你肩上才不会勒疼你/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多么可爱的腰身/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林荫道上/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最后把裙裾展开/我要把每个皱褶的宽度熨得都相等/让你在湖边/或者在草坪上/等待风吹……”
    而就是这样一位爱美爱生活的女孩，却只能在深夜，偷偷地在工厂宿舍的洗手间里，换上25块钱买来的吊带裙，一个人在镜子前转来转去，当她微笑且平缓地叙述这一切时，让流着泪的我们，更深地体会到她这句诗的意蕴：“生活有多艰难，就有多珍贵”。
    对于绝大多数打工诗人来说，诗歌并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却能让他们更深地感知自己的命运。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单薄瘦弱的叉车工乌鸟鸟，在人才市场渴望寻求一份内刊编辑工作，面对一次次质疑时的窘迫与卑微；看到爆破工陈年喜一个人躺在床上，念他写给儿子的那首诗：“我想让你绕过书本看看人间/却怕你真的看清”，然后熄灯的那一瞬间；看到吉克阿优家乡的老人只能自己为自己扎好下葬时的头巾；看到许立志的哥哥念着弟弟的诗，“我想再看一眼大海/目睹我半生的泪水有多汪洋”，把他的骨灰洒向大海……我们仿佛看到时代和命运的车轮，在他们身上和心中碾过的一道道伤痕，而诗歌，就是他们的验伤报告。
    这些打工诗人，用他们的诗歌，让这个沉默的不被人注目的群体，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用诗歌展现他们的彷徨，也在用诗歌传达他们的呐喊，而我要感谢《我的诗篇》这部电影，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苦难，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梦想，让小人物微茫的命运，在时代的宏大叙事中，有了血肉丰满的细节。
    走出影院，阳光打在我的脸上，寒意却依然留在我的心中，心中忽然浮现出《南方周末》那句有名的献词，却被我有意无意地篡改成：总有一种无力让他们举步维艰，总有一种无力让我们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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