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滩的一天

第三次看《海滩的一天》，每一次看观感都不一样。

也对女主林佳莉有了很多不一样的认知。

第一遍看的时候，得出的结论是男人有钱了都会变坏，如果不是跟着阿财，德伟可能不会变成后来的那样。

第二遍看，感觉佳莉也有点奇怪，她虽然是乖乖女，可为什么总跟欣欣这样的坏女孩玩到一处去？德伟这样的老实人，怎么会跟花天酒地的阿财混成哥们？是不是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一类人呢。当德伟和佳莉婚姻出现问题，没有人能给他们一个好的建议。

阿财建议德伟“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欣欣给佳莉介绍新的男生平平认识。可能无论第几遍看， 这部电影中的婚姻观和责任边界感都比较弱，或许这也是导演想要表现的一点。

第三遍看，认为佳莉实在是自私。

阿财最后的话不过是助长了她内心的自由女性之魂，说出了她一直以来游移不定的事情。

这样一看，阿财实在是聪明人，他看懂了德伟，更看懂了佳莉。阿财虽然有过很多女朋友，但是之后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过来找他的麻烦，纠缠于他，证明他对女人还是厚道的。

阿财对待兄弟也足够义气，德伟跟了他干公司，他给足够的薪水，给了德伟家买房买车请佣人的条件。

以下从几点来分析林佳莉对德伟和对朋友的漠视，以及对于家庭的无视。

1，德伟的遗物佳莉没办法确认。

正常一个家庭主妇，就算再怎么无视家里的事，丈夫的贴身物品，应该多少是知道的。

可是海边的大叔接连拿出好几样疑似德伟的遗物，佳莉竟然一样都不能确定。影片中佳莉说好几天都没见到德伟，如果只是几天没见，怎么连丈夫这些贴身物品一样都不了解呢？

况且德伟服用抗抑郁的药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就连德伟的情妇都知道德伟服药的事，但是佳莉作为德伟的妻子，连德伟服药，平时的护肤用品，这些一概都不知道。

那么佳莉平时在做些什么呢？她真的有做好一个家庭主妇吗？

2，直到结局，佳莉都没发现，德伟的那一通没打通的电话是因为佣人占用了电话。

阿财的公司初创，事情比较多，德伟需要经常加班应酬。佳莉就让德伟以后应酬了给她打电话，那一天也是德伟和佳莉结婚的三周年。可是那一天德伟电话都不知打了多少，从公司打到酒厅，都始终没有打通电话。

回家之后，德伟没有问佳莉为什么没接到电话。佳莉也没有问德伟为什么没打电话。两人都把电话这件事给忘了，只是后来德伟就再没给家里打过电话。

家里的电话那天为什么占线只有佣人知道，也只有佣人在意电话的问题，德伟和佳莉都丝毫不关心。那之后家中电话基本上就是佣人包办使用了。

佳莉和德伟说家里很多事也需要她来做，但仅仅打电话这件事情，佳莉一直也没发现。佣人对佳莉的态度也说明了一些问题。佣人对德伟很尊敬，但是对佳莉却不是很尊敬，因为佳莉在家里几乎就是什么都不做，只是买买菜做做饭，学学插花。佣人偷用家里座机应该也不止一回了，可是佳莉却一次都没发现。

这多少说明了佳莉对德伟和对家里事情的不关心。佳莉控诉德伟一点都不关心自己，那么她又有多关心德伟呢？她知道德伟工作内容是什么吗？德伟爱吃什么，他平时护肤品生活用品是什么吗？

佳莉在家里什么都不用干，她没有想到为德伟准备什么惊喜，减轻什么压力，只是追问德伟做了些什么。有了些空闲时间，就去报插花的班，去学习插花。

德伟回家晚了，佳莉会怀疑德伟。但是德伟往家里打不通电话，他从来不怀疑佳莉。这是佳莉的多疑与对德伟的不信任。

德伟虽然是个老实人，可是也从一些争吵中能够察觉他其实很不满佳莉婚后对他做事情方式方法的控制。

3，佳莉的翻译水平很烂。

不知道有没有记得，在佳莉和德伟刚结婚的时候，她也曾外出工作。佳莉是外文系的，她应该是学习英语的。毕业后找了一家翻译社的工作，但是她的工作能力堪忧，被老板骂：

“林佳莉你不是外文系毕业的吗，我想我不必告诉你怎么翻吧！”

这就说明林佳莉没有在工作和学习上太过花心思钻研，她之前也说过自己的学习就是随大流，大家学什么她也学什么，大家考什么她也考什么，相当没有主见。

佳莉其实一直没有获得人格上的独立，没有自己的想法，从小是被家里的想法推着走，长大了之后是依赖德伟，始终没有自己生活的能力。

4，佳莉爱德伟吗？

这个问题我看了三遍，也没有看明白。

佳莉开始是喜欢德伟的老实，好控制，后来结婚了，喜欢德伟陪伴在自己身边的感觉，可是她有给过德伟什么，愿意为德伟放弃些什么吗？

好像没有，如果真的爱德伟，为什么在已经有了足够的生活条件之后，她和德伟没有要个孩子呢？佳莉后来也回答过这个问题，因为她觉得自己不幸福。

可是不幸福的人多了去了，佳莉的好朋友欣欣，她生孩子是因为感觉到了幸福，感觉到以后的生活会幸福吗？可能也并不是吧。

所以佳莉的一切选择实际都是过多的自我保护的结果。

适当的自我保护是应该的，但是一旦过度，就会让身边挚爱的人都远离自己。

5，佳莉对原生家庭的付出

有很多回忆的镜头是一直穿插着佳莉的童年的，可以看得出，佳莉从小其实生活得还是比较幸福的，父母之间也没有怎么吵闹过，生活条件也是一直比较优渥的。

唯一给佳莉心里造成阴影的可能就是父亲的出轨和母亲的隐忍。

哥哥学习了他不喜欢的医学专业，毕业之后就接手了父亲的医馆。哥哥选择了不喜欢的人结婚，结婚之后共同管理医馆，两家医馆联营。

其实哥哥佳森是一直帮着妹妹抵挡住了风雨，为她撑伞。佳莉结婚之后就没有再回过家，更别提对父母的照顾，和帮医馆的忙。也直到父亲生病离世，佳莉才回到家看看家里，家里的大嫂虽然想表现友好，可还是和佳莉很有距离，外甥很害怕佳莉。

为什么佳莉和家人都变得如此淡漠？因为她没有对原生家庭付出，前途和经济上的支持她没有给过，家人的帮助她更没有。可是哥哥从未埋怨过她，母亲也没有，德伟前期也是努力给她创造幸福优渥的生活条件，从这些外在的条件来看，佳莉其实生活得非常幸福。

但是佳莉感觉不到这些幸福，陪伴在她周围的人就好像工具人一般，那么她的幸福就只能从自身上寻找。

————

印象很深的是林佳莉那一段“不了解自己”的论述，她不明白为什么两个人在一起可以话可以变得越来越说，是因为后来已经足够了解到不需要说话就能理解彼此的心意吗。

佳森在离世之前想要再重新活一次，可是在《一一》中，男主却觉得再活一次也没什么必要，因为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杨德昌导演在《海滩的一天》里的“重新活一次”的愿望，在《一一》中给了回答。

人生中，我们可能也会有很多次“再重新选择一次”的想法，可是到了某个年龄段回望过去，就能看明白自己，懂得再重新选择一次也不会有什么差别的结果。

从某些角度上来说，《海滩的一天》可以算是一部女性独立意识觉醒的电影，可是，你也可以说她是一部家庭衰亡史和悲剧史，这么多人的付出，就只为林佳莉的觉醒献祭。

（PS：这部电影每次观看的难过程度都比前一次更高，适合有一定生活经历的人看。）

前段时间，一个朋友分手，他说他拿起电话，告诉前任他想要分手，前任哭得泣不成声，她说是不是因为她没钱，她可以把身上的钱全部给他。在KTV里面唱李宗盛，我唱成了泪人，他听成了泪人。

杨德昌的这部电影，要从电影评论的角度去讨论，有很多点可以入手，不管是爱的本质也好，婚姻也好，女性主义也好，甚至去挖掘次文本，可以照见时代的洪流，意识形态的转变，以及社会学意义上中国传统家庭结构的松动。但这一切都太过冰冷，以至于我们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个体需要爱，我们想要去爱，而爱，是没办法被教育的。哪怕是张爱玲在自己的作品里面，冷峻而犀利地道出了爱情和婚姻的脆弱，她自己也一头扎入其中。

当自由恋爱开始成为社会的主流，传统的包办婚姻成为糟粕，身边的物质不断堆砌，我们都开始穿上了时髦的衣服，住进了现代的公寓，男人点着香烟谈论业务，女人购物，化妆，和其他的家庭主妇一起谈论家长里短，旧的秩序退散，新的结构出现，一切欣欣向荣，井然有序，但在一天早晨，我们醒来，看着窗外滚滚的车流，我们发现一切似乎并不对劲。生活的背后，满目疮痍，油腻的男人们急切地想要证明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别的男人谈论如何管教女人，自己怎么在外面寻花问柳，女人们在沙龙里面喝着咖啡，分享留住男人心的技巧，在新的秩序里，爱也被降格成为了生活机器的纽带，成为了维持外在体面的齿轮，成为了工具性的物品。于是，我们长吁短叹，世界上没有爱！安安稳稳地度过一生，这已成为了最大的幸福，这便是长此以往的规律，我们没办法转变。

可在那海滩的一天，男人和女人光着脚在海边行走，浪花轻柔拍打他们的脚踝，他们幸福地笑着，他们成为彼此的羁绊，他们徜徉着有无限可能性的未来。我们不能确定，在这一刻，爱是否存在，亦或是说，是不是在这一刻，他们的爱已经成为了永恒，离开了他们的身体，永久地镌刻在了每一颗沙砾里面。

佛说，万法缘起，法无定相，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为了避免痛苦，我们认清了一切事物背后的悲观底色，所以我们尝试脱离苦海，拥抱涅槃。可我们人类，太贪心，总想去尝禁果，于是爱成为了原罪。达尔文告诉我们，一切都是基因在作祟，若是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解释爱，这一切也都合情合理了，但是为何我们依旧为爱痛苦？这仿佛就是一个死结，一个永远都逃离不了的囹圄。

我们都情愿陷入无明，我们没办法大彻大悟。爱是什么？爱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爱？我们应该如何让爱成为永恒？也许佛说的是对的，我们应该面对无常。但我们宁愿在苦海里挣扎，也不愿去放下。你要让我痛苦，就不能阻止我去爱，也许只有爱过，才能明白什么是无常。也许投机取巧的大彻大悟，不如爱过之后的遍体鳞伤。

“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总是以两个人结婚作为圆满的大结局。大结局以后呢？没有人教过我们。” 《海滩的一天》里杨德昌抛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林佳莉问她抛弃了女友，屈服于父亲包办婚姻的哥哥：“你觉得快乐吗？”哥哥回答：“你先说什么是快乐。“ 那一天晚上，佳莉并没有在哥哥那里得到满意的答案，所以她决定和男朋友德伟私奔。看到佳莉和男友手牵手领结婚证的时候，就有了开头的那个问题：所有的青春小说、电影写到这里就已经是happy ending，因为男女主人公终于挣脱重重阻碍，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可是在杨德昌的眼里，电影才刚刚开始。 哥哥佳森说自己的快乐越来越小，听到一首好听的歌，老同学寄来的信就是他现在的快乐。在妹妹眼里，嫂嫂的脸永远阴沉，只知道照顾孩子；哥哥每天忙碌，家里毫无生趣可言。所以听完这段台词，她当然理直气壮地跟随自己的内心，和男朋友私奔了。 关于婚姻，我不知道自己是比别人更有发言权，还是更没有发言权，又或者只是仅仅看到冰山一角的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在我眼里见到的绝大多数的婚姻就跟佳森说的一样：快乐越来越小，甚至这种快乐，跟最初的所谓爱情所谓浪漫已经毫无关系。生活只是在无情又无奈地继续，仅此而已。 电影的第二个问题，是佳莉问小慧（第三者）：“你爱德伟吗？”小慧回答说，只有你这样从小生活无忧无虑的人，才会相信爱情。 在小慧眼里，爱情只是短暂的冲动，达到自己的目的才是最重要的。佳莉当然不会同意这样感情观，可她也找不出自己和德伟的问题到底在哪儿，曾经的浪漫和幸福不知去了哪儿。 她学插花，每天准备饭菜等德伟回家，在她看来自己一直都在付出，她的要求又是那么的渺小：德伟能经常回家陪她吃饭。而在德伟眼里，佳莉和他已经生活在两个世界，她根本不懂自己辛苦，自己每天被逼应酬，喝得烂醉回家，还要被她怀疑。佳莉的任何一句自以为安慰的关心，都像是给他的肩上再加了一块石头。 林奕华说，杨德昌拍的不是纪录片，却比纪录片更加残忍。明明一场在四分之一处就该皆大欢喜的电影，杨德昌却让它继续下去，让人看他们最不愿意想的那部分。我甚至觉得，这种时间的控制简直是在隐喻人生。因为绝大多数人结婚的年龄，都是在人生的四分之一处。我们总是被人教导该怎样谈恋爱，或者谈怎样的恋爱，结果往往忽略了之后的四分之三更长。 或许是因为我生在一个并不幸福的单亲家庭的关系，所以我对婚姻的看法向来都是很悲观的。据说美国的离婚率差不多是50％，但吊诡的是，每一对新婚夫妇发誓时，都信心十足地认为自己绝不会离婚，就像电影的林嘉莉和德伟。 生活真的是一把无情的刻刀。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婚姻呢？ 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真的是无解。我想，最后不管从哪个角度，不管是谁，都不得不承认幸福这个东西真的是越来越小的，否则的话，就不需要励志故事了。那些老先生老太太手牵手过马路的照片或许感人，但这份感动，终究是在旁人的眼里更加热烈。说到底，人生是可悲的。 然而这可悲并非不能带来一点正面的意义，因为只有认识到生活和情感的界限，才会知道眼前的是什么，应该如何面对它，才懂得珍惜那些微小的快乐，失去的时候才能更加坦然。 或者说，活得更加坚定吧。

女人在爱情中的不安全感来自处在被动的位置。吊诡的是，我们在爱情中的幸福感，有时也来源于把自己放在被动的位置。从小我们就被教育，公主是被拯救的那个。

所以，即使自己明明买的起的东西，别人送也会更开心，像东京女子图鉴里说的，梦想餐厅之所以是梦想餐厅，一定得是被心仪的男人邀请去才叫梦幻餐厅。生气了，要被哄，才叫受宠；遇到想共度一生的人，要被求婚，才算遇着良人。

所以女人一直在等待，所有的事都由另一个人的步调来安排。

回到影片，如果说时隔35年有什么能让人产生共鸣的，就是女人不变的成长。我们成长于一个绝对男权和异性恋主导的社会，很难学会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哪怕“像男人一样”这句话本身就有性别歧视的意味，也不得不说，时至今日，一个女孩子能够“像男人一样”独当一面，仍然是一句对她冲出个人天花板的褒奖。

就像佳莉一样，她看上去主动追求过爱情，面对父母的包办婚姻，她选择了私奔。可事实上，她只是把自己从一个家，送去了另一个家，换了一个庇护所罢了。她养活自己的能力一般，英文系毕业却做不好最基本的翻译工作。丈夫事业上了轨道之后，她就更是不需要再出去卖命糊口，每天可以赖床，起床后去学插花，最大的事不过帮佣人一起做做家务，等丈夫回家吃饭。她的生活，不仅仅是物质上仰赖丈夫的给予，精神上也是全然依赖这个人，放弃了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人格的自尊，以至于明知道丈夫出轨，也犹犹豫豫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离开，否则自感太可惜。

失去独立人格，换来的自然是精神世界的空乏。两个朝夕相对的人失去了精神上的交流沟通，就只是纯粹的生活伙伴，于是等价交换中，她在这段关系里唯一的价值，就是她的皮囊。她最后将这段婚姻沦为长期卖淫而不自知，即使病倒进医院，面对丈夫的探望，她的第一反应也是“不知道你要来，应该打扮”。这样卑微到尘埃里，却没有开出一朵花。

影片结尾，佳莉失去了丈夫，失去了财产，却反而让她坚强成长起来，这样“女人失去家庭才能成长”的处理，在今天看来或许是一种政治不正确。可是，这确实也是成长的一种，如果不被逼到绝境，太多后路没有办法支撑我们去走荆棘路。

女人在这个社会成长起来要迈过的障碍太多，这些障碍不是面对困难，反而是太多看似可以回避困难的方法。我到现在还记得小学的时候，大人们对成绩好的女生的评价是“上中学就不行了，不如男生了”，一早就被人找好理由泄了气。所以念书不好，没关系，以后随便找个文职工作就好，又不要你养家；工作太累，就去嫁人吧，跟一群男人拼什么拼，嫁个好老公舒舒服服过日子没有人会看不起你的……所有这些舒适和安逸，像藤蔓一样，至今仍然紧紧缠绕着所有想要爬出原本被安置的那一方天地的女性们，用糖衣炮弹把女人打下坚不可摧的性别城墙。

可是教男性的是另一套说词，你要坚强，你要勇敢，你要去闯，是男人就应该去拼搏，不然会让人看不起。作为一个普通男性，按照传统价值观来讲，生活确实有很多艰难，第二性几千年来一面受到压迫和资源不平等的同时，也确实逃过了许多第一性所要面对的压力。这是另一种不公平，但这就是作为一个人独立生存的必修课。

女性大多自幼缺失了这门教育，所以我们要用一辈子的时间，通过一次次直面生活的挫败，才能够修满学分。佳莉就是从看似绝望的绝境中学到了最重要的一课。

倒不是说这是因为她成为了一个独当一面的生意人，事业上如何得意，这只是一个符号化的处理。重点是，从前，她的生活永远是被动地在等待，等父母的安排，等恋人开口下重要决定，等丈夫回家吃饭，等丈夫的电话，等丈夫对于二人关系不睦的决断，唯独最后在海滩那天，她不等了，不论结果如何，她决定头也不回走自己的路，那天开始，她主动放弃了自己作为女人的所有后路。

最后，杨德昌真墨迹。

前前言：本人日记搬运

========================================================================

前言：现在是美国时间2016年3月22日，为了纪念《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修复版CC蓝光发售，我终于，记得把这段录音整理出来了……

背景：2015年11月15日，地点台北国宾长春影城，杨德昌导演处女作长片《海滩的一天》修复版在金马影展进行亚洲首映。女主张艾嘉、剪辑师廖庆松、录音师杜笃之在现场观看并出席了映后座谈，该日记为座谈内容。

========================================================================

杜笃之：在拍《海滩的一天》的年代没有现场收音，所有的声音都要一点一点制作出来：每一句对白、每一个脚步声、每一个我们听到的背景声都是一个一个堆叠出来的。我的印象是这部电影在最后要final的阶段，赶着要送亚太影展的时候，破了我的记录，我五天四夜不停地工作。最后好像是为了赶片，很多人在路上送片子，送到新闻局啊，送到影展给人家看，从冲印厂跑来跑去，中间给人家出了车祸，没时间处理，丢个名片说：“啊，我有事在赶，你们晚一点再来找我。我先把片子送完再说。” （笑）今天在这边看这个片子真的很感动，我们在之前准备的工作——对白、配音，现在看都还是很厉害的（笑）。尤其是我们张（艾嘉）导演，在那个时候配音可以说是很少有人这样做的，就是由演员自己来配音，然后可以配到连呼吸的声音都完全一样，这个事情在当时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主持人：现在的年轻的朋友比较难想象，在那个没有3D电影，国片很多的时代，没有明星会为自己在电影的角色而发声的，因为那表示没有身价嘛，对吧，张姐？你们在台湾新电影的那个时期有了完全不同的、相反的概念，为自己的角色发声，那种感情、那种状态。这部电影也真是古怪的噢，最小的那个林佳莉竟然是在电影两小时之后才出现的，然后影片整个叙事的观点在最后也是发生了好多次的转移，这在当时来讲也是个非常不寻常的事情吧？你们当时是怎么工作，怎么沟通的？

廖庆松：那段时间真的是非常赶，我记得我也有五六天是没有睡觉的，剪辑剪到眼睛没有焦点。没有焦点我就睡一下，睡一下半个小时我就醒过来，看到阿德，就是杨德昌，我说：“欸，你没睡啊？”杨德昌说：“我都在听你打呼噜。”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赶，每个片子抱到金马奖评审那里都还是热的，而且都是陆续一本一本送过去的。然后自己剪辑老是剪完就是两个小时四十几分钟，事实上中影公司有要让我们剪短，可是那天我剪不出来，我就问杨德昌：“杨德昌，你愿意剪短吗？”然后杨德昌就看看我，我笑一笑走出去了。我走出去看月亮，眼眶有点湿湿的，在想，我怎么这么没有能力把它剪短？不过刚刚看完这部片子我发现还好没有把它剪短。

主持人：在那个年代里面，因为电影院一天要放好多场，一部电影超过两小时每天就会少掉一场两场，像这部片子超过160分钟的长度，对戏院来说就是很大的损失了，尤其像中影自己也有经营戏院，怎么能让老板同意的？是因为张姐的关系吗？为什么那时候会让这样的版本出现？因为我的印象没错的话即使到了1985年，我在戏院看《童年往事》的时候就不是现在看到的130多分钟的版本，我记得我在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时候，也比我后来看的版本少了将近要一个小时的长度。所以真是太恐怖、太难得了，在那样子的时代，那样子的市场，那样子的环境，为什么、凭什么这部电影可以当时以这样的长度在戏院被看到？

张艾嘉：当时我们拼了老命了，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代表新艺城做这个戏的兼职。然后中影的老总是非常挺我们的，非常相信说那个时候所谓的新锐导演是应该要支持的，所以有很多东西跟传统很不一样，但他们觉得应该要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做了。可是没有多久之后我就离开新艺城了。

主持人：跟这部片没关系吧？

张艾嘉：多多少少会有点关系。当然了，因为那时候我做了几部片，这也算是杨德昌第一部完整的长片，之前做了柯一正，之后就离开了。今天看完自己心里也是很激动的，我记得之前我们做杨德昌回顾展的时候我就会找照片，会找到一些老照片，然后在一张照片后面我看到自己写的“我今天三十岁。”所以我刚刚坐在那边我觉得我不只是在看《海滩的一天》，我在看着三十多年来在我的生命中代表那个年代的社会，不少我们熟悉的人物，还有我的家、我的衣服、我妈妈的家，所有东西都在那里面一幕幕地出现，当然了很多东西也是有很多的回忆，可是只有在一幕中，我眼泪忍不住流出来了。可能你们都不知道，但是你（看杜笃之）记不记得，我的那个“外遇”平平，他的声音是杨德昌配的。所以我就觉得有太多太多的回忆，在那个年代可以拍出这样一部电影其实是很难的，可是好笑的是，到了现在还是一样的难。不过开心的是我们都还在坚持。我们年代的人、喜爱电影的朋友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主持人：三十多年前我还很小，我记得我读报纸的影评时，这部电影推出的时候并不是像今天这样说大家来瞻仰一部经典，当时争议其实很大的。大家说这部电影模仿什么安东尼奥尼啊，模仿欧洲电影啊，没有台湾味道。而今天看到整个是一个相反的事情，不仅是张姐变成女强人，在银幕当中不仅是发型的改变，从小诊所到公务人员，从整个时代的性别观念（这里听不清）……这样子太厉害了，在讲一个时代的变迁时把整个时代都压在了这个女人的身上还有她的这种背景，现在也不记得有多少部电影可以做到了，这样的程度。我很好奇张姐当时虽然也是新艺城在台湾的总监，有权力可以决定或推动这个案子，但看到杨德昌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有没有犹豫过说这个东西可以做吗？还是说，哇，太棒了，这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这对电影人来讲也是莫大的一个挑战。

张艾嘉：其实在这部电影之前我和杨德昌就合作了《十一个女人》，《十一个女人》虽然是电视剧，但镜头都是用电影的语言来拍的。从那时候我就知道并不是我们要去推翻一些所谓的老导演，而是电影的语言是可以一直往前走的。你说杨德昌有没有受到国外导演的影响？必然有的。每个导演都会受到看过的东西，看过的电影，艺术表现的东西所影响的。可是你也知道这是杨德昌第一部长片，可以看到他几乎想把他所有想讲的东西全部放在里面。三十多年后我会想说，你会看到杨德昌这么多年一直在转变，他也在转变，好的是他所转变的是他一直在往前一直在进步，他很有诚意地把所有当下那个时刻无论他想什么，他想为谁发声，他想为什么故事在说话的时候，他希望全部都能让观众看得到。所以他还是蛮诚实的，就是把他所有想说的东西都做出来。那时候我们几乎就是一股热情，不用去想太多的事情，还有好多导演，大家也都是这样就过来了。

主持人：另外我听说，只是听说，恰好也在这里验证一下，当时在拍这部片的时候有蛮大的冲突。像杨导这种心中有自己的坚持，但跟传统产业的做法很不相同，所以一定会有冲突，那该怎么办呢？

张艾嘉：所以其实我在演戏的时候要扮演两个角色，一个是要照顾他的情绪的，另一个是演戏里面压抑的女人。因为那时候你要拍中影的戏时中影会派一名摄影师，当时张惠恭是中影派出来的摄影师，而杨德昌那时非常地喜爱杜可风，其实杜可风那时候还没有拍过电影。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张惠恭也就接受了，（杨导）当时就去说服，说可不可以有两个摄影师。刚开始一直都合作得很好，可是到那个海滩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们两个在那边吵架，杨导跟杜可风在吵架。好像在戏里面，我远远地看，就可以看到那边听不见的声音（笑）。然后摄影师就走了，含着泪走的哦，我就不知道要去追哪个，过一会儿导演就喊说：“叫杜可风回来！叫杜可风回来！”他就是懂太多东西了，比如说你光打得对不对，他什么都懂，所以基本上你骗不了他什么东西。尤其是你想象一下一个摄影师在打光的时候，导演就拿着测光表在旁边，这个压力其实是蛮大的。基本上每一个部门他（杨德昌）都可以坐在那边说“你走掉好了。”当然除了我的角色（笑）。

主持人：因为杜可风也在台北嘛，他的新片也要在金马影展放映，然后那天晚上他喝多了还跟我一直说如果没有你的话《海滩的一天》是不可能完成的。然后他又跟我说了一件事，也要求证于您，因为我不知道他说的真的假的。（听不清，可能是在说杨德昌）就在旁边看他，怎么摆，怎么拍，他也不干涉不参与，然后就离开了，是真的这样让杜可风发挥的？

张艾嘉：是，杜可风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摄影师。

主持人：然后杜可风说当时他连打光怎么打都不知道，在拍这部片之前他不知道摄影是要打光的。我说会不会太夸张了一点，这样你也能来工作？他说是啊，那个时代什么都有可能性。

张艾嘉：我记得在配音的时候，中影当时的配音场是非常大的，导演要求也就蛮多的，杜哥（杜笃之）在里面搭了一个房子。

杜笃之：因为那个房屋很大，吸音的处理不是很好，你在里面讲话有点像一个礼堂，（我们）就在这个大礼堂里面搭了一个小房子。这个片子里面在小房屋讲话（的场景）我们就把演员放到这个小房子里面讲，你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回音。有时候我们到银幕后面去配音，因为银幕后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没有吸音处理，是有回音的。所以我们就在录音室里面到处找适合的空间，（电影）那里面有很多日本式的房子，走路会有木板的声音。我们就让电影公司订了很大一个木板在录音室里面，然后在木板上走路才做出那些声响。

主持人：我记得当时很多外国的影评啊影展都不晓得我们台湾当时的做法，很多人都以为这部片子是同步收音的，造成很多误会。

杜笃之：不过我们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为这部片子做声音而骄傲，很长一段时间。

主持人（问廖庆松）：你到底觉得谁的片比较难剪？侯孝贤还是杨德昌？

廖庆松：这两个都超难剪的，一个是精密的设计，一个是精密的设计要剪出不设计（的感觉），一个是完全自然，一个是要剪出比自然更自然。两个剪完看起来都像没剪过一样。

主持人：这就是你为什么至今没有得到过金马奖最佳剪辑的原因吗（笑）。开玩笑啦。

接下来观众提问。

观众甲：我想请问一下杜笃之，听到张主席说《海滩的一天》里面那个角色是杨导配音，我在想说可能还没有挖到很多的宝，以您跟杨导的交情知道他还在其他哪些电影里面配音过吗？

杜笃之：好像《独立时代》还是《麻将》里面的张国柱是杨导帮他配的。

主持人：那杨导在选择帮某个角色配音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的原因？除了里面的声音不是很适合之外，有没有说我比较认同这个角色（然后就给他配音）？

杜笃之：他好像有一点想要留他自己表演过的感觉下来，就找一个他很喜欢表演的角色。

张艾嘉：平平的角色就跟他还蛮像的。

观众乙：我想问一下张姐在刚刚这部片里面您印象最深、自己最喜欢或感觉演出最困难的是哪一段，谢谢。

张艾嘉：其实我刚刚看就觉得这个角色跟我本人是非常不像的，因为我不是一个压抑的人，所以从头到尾我未必可以了解这样一个女人是在想什么。可能在我们那个时代我也算一个，不能算前卫吧，就一个敢说、敢做的那种人，而这个女人她什么事情都压下来，都不敢说不敢做，把所有东西都投射在某一个人身上依赖在某一个人身上，比较不像我。所以我觉得从头到尾对我来说都必须要进入另一个状况，一会儿要跳入那个角色一会儿要跳出那个角色对我来说是最难的。还有一场戏，是当我在海滩的时候，徐明对我讲说：“不管哪一个结果对你来说都是一样的。”我就在那一霎那终于明白了说“对，得走了。”

主持人：因为这个角色跟你个性完全不一样，所以你有提出跟杨导完全不一样的看法去刺激、驳倒他吗？

张艾嘉：没有欸，因为杨导的剧本是非常精密的。我只记得在最初写这个剧本的时候他会常常跟我讨论说每个女性的成长，怎么样让她……因为你看得出刚开始的时候，特别是胡因梦这样一个角色，当她跟那样一个男孩子去谈恋爱，其实是非常不相像的背景的两个人在相爱，要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得很清楚。后来我就说，我们可以把她（胡因梦）带回我老家，父亲就能很快知道。我就记得这么一件事是我们两个谈出来的，父母亲看到这么一个外来的女孩子马上会做出的反应，会做出来的事情。可以看出来每个角色他（杨德昌）都花了很多时间去想他们的背景，他们会做的事情会说的话。我相信在那个年代很多导演跟编剧都受到了杨导蛮多影响的，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觉得自己学到很多受益很多。当然也受了很多气（笑）。

主持人：就像杜可风说的嘛，没有你这部片就不可能完成。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没办法再开放现场的朋友问问题，难得今天三位都在这边可以同台，大家可以再做个简单的结论吗？就是对这部片子可以再简单地聊聊。先从廖桑开始。

廖庆松：其实我很完整地看这部片子也是这次，因为我从剪片子到最后都没有看到，今天是第一次看。也很讶异说杨导对女孩子这么了解，也感受到张主席演得真好，而且里面很多画面我剪的时候还感觉没有那么漂亮。

杜笃之：我也是跟廖桑一样，也是三十几年没有看，今天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修复版）。虽然说不是我们做的，尤其是隔了三十几年有一些东西，有一些东西已经忘了，但今天看了真的还是让我觉得杨导真的是非常非常不简单。我还是一样为曾经参与这部片子感到很光荣。

张艾嘉：我想就像戏里面杨导写的说“时间很伟大，可是也很恐怖。”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都努力过做了这么一部戏，然后三十多年后拿出来看我们不觉得丢脸，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还是坚持那么一句话，我们就是要做好的东西。

主持人：好我们最后再次以掌声谢谢三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