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想說一下《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老實說我是因為有一段時間喜歡看 Colin Firth 的電影才找這本原著小說來看，但無容置疑的是，在閱讀小說完畢後立刻再看電影一遍，可以肯定的說原著小說的鋪排設計確實是電影無法表達出來的。

由於電影的長度所限，電影把小說情節刪減或倒轉事情發生的先後次序可是最理所當然的事，例如電影中從沒提及女主角 Griet 的小妹 Agnes 在瘟疫中病死、弟弟 Frans 在老父遭逢意外不久便被送往瓷磚工場當學徒一事、家中只剩下兩老等等，結果電影無法交代究竟 Vermeer 反叛的女兒 Cornelia 故意打破 Griet 的瓷磚背後有甚麼意義－－ Frans 後來逃離了工場不知所蹤，Griet 跟弟弟就像瓷磚上的圖畫般永遠的分離了；又如 Griet 的一頭似屬於另一個自己的秀髮無意中被 Vermeer 瞧見，所以她覺得自己已沒甚麼秘密了，所以在繪畫後允許跟肉店少東 Pieter 在後巷發生關係，在小說中這樣的敘述最合情理不過，在電影裡卻把小巷中的那一段挪後了，感覺欠缺了一點連貫性；還有 Vermeer 要求繪畫Griet 微張開口的樣子，小說中交代了Griet 心裡的想法是「一個保守的處女是不會微張開口被繪畫的」，但電影中卻把這一段放在小巷事件之前，結果失去了作者原本對那幅畫作的表情所賦有的意思了。

小說的結尾是十年後Vermeer 病逝，同在 Vermeer 家的另一位女傭 Tannake 受 Vermeer 的遺孀 Catharina 所託來到肉店找 已為兩子之母的 Griet，結果原來是 Vermeer 臨終前囑咐要把當年 Catharina 的一雙珍珠耳環送給 Griet，但她覺得無論身為女傭還是在肉店工作也不配擁有這雙耳環，由於 Vermeer 的朋友堅持完成好友的遺願 Griet 才無奈收下。已長大成人但仍未出嫁的 Cornelia 一直在偷聽房間眾人的對話，私下便跟 Griet 說那雙耳環可以給她，結果 Griet 給了她一記耳光。最後由於 Griet 恐怕丈夫追問耳環的來歷－－這些年來她也沒有交代在 Vermeer 家的那一段往事－－所以當天便把耳環賣掉了，所得金錢便託辭為當年 Vermeer 家欠下肉店賒帳的還款。可是電影只交代說 Tannake 把那塊頭巾和耳環交給 Griet 便走了，相對小說的結局感覺好像有點草草了事。

小說中 Cornelia 的反叛性格是刻劃得很仔細的，可惜電影的篇幅所限有關她的敘述實在有點浮於表面；而且小說中 Vermeer 跟 Griet 談及雲朵是甚麼顏色那一段寫得很細緻，但在電影中卻變成了 Griet 一人的獨腳戲，實在有點意猶未盡。

不過電影的選角實在是不錯的，當我看到 Scarlett Johansson 散下淺啡秀髮那一段時，很能感覺到 Griet 那種「頭髮一散下來就像另一個自己似的」感覺。

    ——我要画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样子，葛丽叶，仅仅只是你。
——我逼迫自己直视他的眼睛，觉得自己燃烧了起来，一阵阵热流在我的体内扩散，虽然如此我依旧凝视着他，我的心脏跳得很快。他在画我了……
    她的灵魂，是一束临风照耀的锦绣花茎，经不起一丝动荡。他的目光会像一把慢热的火焰，引燃这层叠繁花，陨落，枯败，熄灭，成灰。

    十七世纪的荷兰代尔夫特。少女葛丽叶出身贫寒，经历着平静小镇上混乱喧扰的俗世气息。她沉默孤独的天性敏感，常常显出戒备的神情。粗麻长裙掩映下的白皙肤色象征着她的纯洁，略过市井的喧嚣，隐藏一隅。
　　
    她给画家维梅尔家当女佣。维梅尔在画室窗前问她天上的云是什么颜色，云朵层光相叠，色彩斑斓，她第一次知道了原来“白”不足以概括她对云的色感。维梅尔强烈地感觉到了葛里叶的天赋。维梅尔不再当她是粗俗的女仆，他打开了葛里叶生命中以艺术照耀的独特世间。

    阁楼的画室是维梅尔举家都不能走进的禁区，却是葛里叶和维梅尔在现实中隔离出来的另一个世界。维梅尔对她欣赏，怜爱，在这里，专属于两个人的静谧和理解，完成了葛里叶从女孩向女人的蜕变。她解开如同禁忌的头巾露出秀发，维梅尔握住她的手，当他们的手碰到一起，葛里叶却又慌忙甩开。他们的头依偎在一起看照片，她惊惶失措。维梅尔擦去她嘴唇上的泪水，她将翕张的嘴唇转向维梅尔的脸……
    敏感矛盾如葛里叶，点点滴滴激起了她甜美挣扎的焦灼。

　　维梅尔用针刺破葛里叶的耳垂。痛感、羞耻、眼泪和鲜血无力招架。在艰涩的爱与罪中，她唯一一次温柔地靠在维梅尔的胸怀，唯一一次敢于流露出一点点冀盼。这个她敬畏而深爱的男人，把从妻子那里偷来的珍珠耳环戴在她的耳垂。他认真做画，目光坦然。他穿越门第为葛里叶绽放出命运超然的层面，却终究无法填埋横亘在他们之间的伦理鸿沟。
　　　　
　　影片末尾，葛丽叶终于周旋不过嫉妒多疑的画家夫人和身份地位的悬殊，她走出了维梅尔永远走不出的那间画室。隔着画室的门，她和他互相依恋而终于没有道别。随着离开的脚步，她的世界从云端降落，重回市井，最后与一个屠户结婚。
　
    维梅尔和葛丽叶被俗世判刑的爱情，肉身已经消亡，精魂却在一副万世流芳的名画里流传，在一枚珍珠耳环的光泽中流转。
    
    我爱你，是不期而遇的相对，是生死度外的挂牵，是自说自话的坚持，是暗自悲喜的记录，是沉默封印的誓言，是无始无终的别离。
    这样才能令现实退让，仿佛置身透明的世间，用纯致的初衷，幻化一条浅黛色的丝路，探入命中的蜃景。
    
    我们从不说爱，从不。没有欲望纠缠的厮磨，没有欲生欲死的纵情。
    它清若晨曦，浅若薄暮，这一段清浅之爱，比深海还深，比生死更重。


　　

有些人进驻别人心脏只需要一个眼神，而有些电影打动人心只需要一个瞬间。

那苍白的少女怯怯的抬起眼眸的刹那，整个世界似乎都寂静了下来。背景是喧闹幽暗的长廊，高大而表情淡漠凌厉的老夫人站在她的对面长久的沉默，眼神冰冷，愈发显得那少女的无措。导演这样耐心的捕捉着她的表情，她弱小纤细，又多么敏感洁净，好象一株缺乏阳光的孱弱植物，与周围热闹的一切界限分明。
喜欢那些颜色，它们很英国，浓郁却又安静典雅，仿佛流动的油画。与男主角便是那位善于运用光线的画家有相通的感觉。知道自己会喜欢那些光和影的搭配，它们非常美丽。

当少女忍着穿耳的痛苦戴上女主人那只珍珠耳环，她的美突然被点亮了。那光芒和她一样洁白温润，一样带着一丝不安和怯弱，盈满了整间沉闷的画室。画面里一直浮动着温靡暧昧的情绪，却又不动声色的结束，淡淡的忧伤定格在少女回眸复杂的表情，那混杂着痛苦，渴望，不安和战栗的快乐。
直到娇纵的女主人大发脾气，我们才有机会看见那幅画。漆黑的背景中少女的光芒被完整的记录了下来。画家的笔触温柔细腻，带着他的所有爱惜和尊重。它和她，对他来说都是完美的艺术品。而少女，默默的回到自己昏暗的生活中，收起所有梦想。他是爱她的，足够了。

电影中的对白很少，音乐也始终若有若无。但是柔软的感情填充在每个角落，使这部电影像只饱满的桃子，多汁而气味甜美，让人心生欢喜。

　　临近学业终期，是校园情侣们最为忙碌疯狂的时候，一天二十四小时的行程都排得满满当当，似乎谁都不愿猜到劳燕分飞的抒情结局，这一刻他们需要多角度不辞辛苦地尽兴到精疲力竭。可是有那么一位，在打点好行李准备走人的前一天，不分青红皂白将相恋三年的女友狠狠痛打了一顿。那一天，是这个夏季刚刚开始闷热的烦躁下午，走廊上丢满了零乱的弃物，他蹲在地上嘤嘤抽泣。他说，你不知道，我有多少恨。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说的也是一场空余情恨，可是去留皆非当事人的意愿，也许多年以后某一天某一方的心底仍隐隐作痛，这种销赃匿迹连普通告白都未曾有过的爱情，除了一幅画，谁又能证明它的发生与存在。十七世纪荷兰著名绘画大师维梅尔倒是被证实确有其人，三十多幅真迹中，也还真有一幅《戴珍珠耳环的少女》，那位默默回头承应画家目光的女孩葛丽叶，需要一个虚构的电影故事来解释她的欲言又止。艺术家的日常生活是值得大力挖掘的，第一他有一定的知名度，这是一个卖点，第二，在人们的想象中，艺术家总是擅长经营浪漫的，这一生如果太过平乏无味，简直就是浪费了这个珍贵头衔。

　　浪漫是有很多种的，有轻松周旋得心应手的，也有四处落败灰头土脑的。电影中的名人维梅尔似乎更家常一些，除了偶尔爆发一两场小脾气，在他身上并没有太多自我修饰的刻意与作派。一个被家庭捆绑身心的艺术家看上去有点像不得志的办公室小科员，掌控最高权力的岳母是当然的大领导，满腹狐疑猜忌的妻子是非敌非友的同事，她坐在你的对面，一脸深情微笑地怒目而视。六个孩子，是那些乐衷于奔走各个科室的蜚短流长，他们全无心肝地四下议论，暧昧的眼神随时出现在各个角落。他们借故倒茶路过你的身边，那种漫不经心的窥探让人防不胜防。葛丽叶则是个谦卑的临时工，就算签了不成文的合同，可是还在试用期，谁都可以来挑她的错，嫌弃她的一身毛病。她变得话更少了，更小心了。有时候这样一种效果极为明显的反差，也是无意间引人注目的方式之一。

　　我无法计算维梅尔对葛丽叶的动情指数到达了何种程度，这个连一场露点激情戏也没有的电影，除了暧昧，还是暧昧。众人的关注力度过于强大，只能用穿刺耳洞的细微动作隐喻破处，就连葛丽叶本人也觉得忍无可忍，急急忙忙投送到屠夫男友的怀里。有时候慌乱与焦急就是这样，需要毁坏与破灭的失常，才能安抚片刻的平静。等待一幅油画新作晾干的过程是让葛丽叶异常痛苦的，她摆好了姿势，调好了颜料，当然也预料了最终的结局。

　　现在我需要了解的是维梅尔对这场感情的投入与真实程度，火热奔放到处留情显然是不适合他的，欲擒故纵也是不适合他的。他的态度就是没有态度，以被动的放任占据了上风，他鲜少谈及绘画之外的事情，也不愿碰触到葛丽叶的女仆生活。在密闭的画室里，不必行进到身体纠缠，维梅尔需要享受的是中国文人式红袖添香的乐趣，惟一落下的口实，只是那对搭配画面明暗的珍珠耳环。据说最受女人欢迎怜惜的男人无非就是这么两种，一种走的是落拓的浪子路线，另一种就是傲视一切的才华类型，如果幸运地同时拥有了外貌，那更是会引来一片尖叫，厮杀抢砸。维梅尔游走在这两大阵营中间，零乱的长发让他看上去多少有些不羁的流浪风格，而他的才气又是待价可估的，与猪肉铺的打杂青年屠夫相比，维梅尔轻而易举就攻破了葛丽叶的心理防线。

　　电影宣传中强调的是两个人的身份与地位的悬殊，我觉得另一种可能就是儿女成群带来的身心疲倦，对家庭与婚姻同样不抱美好希望。油画《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创作年代，正是清朝康熙帝在位的时期，康熙育有三十五子二十女，其中只有二十四子七女活到了成年。维梅尔当然不能与康熙相提并论，但从电影中婴儿降生时女仆们的窃窃私语可以得出一些端倪，这个家庭也一直在不断地添置吵闹的人口。十七世纪的欧洲，避孕术还是一项尚在摸索阶段的新发明，维格尔显然还没有享用到英王查理二世的御医利用小羊盲肠制造保险套的福利，那时候在欧洲流行的节育方式有毒药水、嗅麝香、勒腰带、踢小腹、刺破子宫、烟熏、服用催吐剂、放血、洗热水澡，或者干脆溺杀婴儿。这些匪夷所思的方法手段，一定会让维梅尔心惊肉跳，他没有色情画商的胆大包天，只能柔弱地借助一幅画的距离释放多余的爱情。他从不期待这段感情能够走到多远，也不关心这个戴过珍珠耳环的女孩又将去向何方。葛丽叶走的这一天的天气很好，画家维梅尔在想，这样的光线角度，这样的温热湿度，也许更适合用来构想一个新作品。

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诽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这说的是明净纯洁的晴雯。《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中的Griet便如晴雯一般，出淤泥而不染，擢清涟而不妖，虽没有寿夭，却一样的不容于世。
这是发生在1665年荷兰代夫特的故事。那是荷兰的黄金时代，是荷兰最最繁盛华丽的年代，Griet却因家道中落而到画家Jan Vermeer家作女佣。她寡言少语，看似温暾而顺从，实则固执又倔强，就是这样一个苍白安静的小东西，在Jan Vermeer家里复杂扭曲的种种关系的夹缝里讨生活，何其的不易。但她总是行色从容，不声不响。屠夫的儿子喜欢她，她也不放在心上，只若即若离，不冷不热。直到那一天，她看见了Vermeer的画，虽然看似只是一时因惊艳画的美丽而失态，但她的眼神变了，不再是漠然的死气和迷雾，好像有什么巨型的动物一脚踩在地上，激起无数微尘，她的眼里有神了，好像有什么东西就此注入她的生命。
作为一个画家，Jan Vermeer是伟大的，而作为一个人，他似乎从未快乐过，因为在家里没有人理解他欣赏他，对于他倾尽心血而作出的副副佳作，没有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喜爱和认同，正如片尾老太太说的那样：“那只是画儿！只是用来换钱的！没有其他意义！”他为了作画而生，因画不出心中风景的投影而苦，却没有一个家人能帮助他鼓励他，她们只是嫌他画的太慢了——“要画三个月，而还要再过三个月他才满意！”——不能换钱的画对她们来说没有意义，不如毁掉丢掉。她们错了，他的每一副画都不仅仅是把静物临摹在纸上，它们都深浸着他内心的感情和对现实的感悟。她们不知道每一副画都有意义，没有意义他画不出任何东西。他的生命日渐褪色以至枯萎，而那些画却将日渐鲜活，流传后代，并将代替他，永垂不朽。Griet是大屋里唯一懂他的人，是唯一看出他画中深意的人，识不识字又有什么关系？不识字的她只会更加朴实无华，纯净清澈，更显难能可贵。Vermeer教她做画，教她调颜料，教她用画家的眼光看世界。
她不露声色，却早已由内而外的为他所倾倒。屠夫的儿子不能让她崇拜，不能让她狂热，更不能让她日以继夜的追寻。他只是餐前的小点，而Vermeer却是隆重而丰盛的主菜。她爱他，在黑暗的角落里毫无保留的、默默委屈的爱他。见他与妻子弹琴低唱，见他为妻子戴上项链，见他二人细语呢喃——这可如何是好！这样掏心掏肺全心全意的爱他，却不会有回报不会有未来，最最亲密的接触也不过是偶尔两手相碰，他甚至没有说过“爱”、“喜欢”这样的话，最最绝望的爱情也不过如此，这可如何是好。她惟有与屠夫的儿子出去溜达以获得一点点心理安慰，也惟有这样，才能微填她心底爱的饥渴。而当屠夫的儿子要求看看她的头发时，她断然拒绝了，甚至只是轻轻的碰了碰她的头巾，都引起了过激的反应——“不！”她推开他的手，向前跑去。
出自画商的要求和Vermeer自己的愿望，他要画她了。消息迅速传开，集市上谣言四起，而她只泰然自若，冷静淡漠，看似无可无不可。——可是，他要画她了！她身体的每一小处都微微战栗。画像时，Vermeer要她把头巾摘下来——“头巾遮住了你一大半的脸，而我正是要画你的脸！”——她犹豫片刻，“不行，我不愿。”他建议她到内室去换一个不会遮住脸的头巾，她乖乖听命。他安静的尾随而至，于是他看见了，淡棕的微卷的浓密的披肩的长发！这样的景观不会为屠夫的儿子所见，这样的美丽不会再为任何人所见。这是她最美的时光，只为Vermeer而绽放。她回头，看到他，二人静默。这里的头发像中国古代的三寸金莲一般，有太多性的隐喻。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一切情欲都暗哑无声的在他们安静的外表下奔腾澎湃，四处冲撞，急于找一个出口，可是没有，于是他们只能这样静静的站着，用相交的眼神对抗挣扎。
Vermeer认为：“脖子的阴影里出现的闪光会吸引人的目光。”所以他要Griet在作画时戴上妻子的珍珠耳环，可是她没有耳洞。于是，在暗室中，她默默的把刺针递给他：“你来吧。”鲜血自她小小的耳垂上涌出，如初放的梅，她不出声的落下泪来。他为她戴上珍珠耳环，手落到她腮旁，拭泪，用泪湿润她的唇。她意乱情迷，欲语不能，稍带些疼痛和委屈，缓缓的转过头来，让他画。微启的微湿的唇上满是期待，她全身都在期待。可是他只敏捷而专注的把这一切画下来，让她在画布上永恒的隐忍。
画完成了，她在黑暗中疯跑，疯跑，疯跑去找屠夫的儿子，一言不发的把他拉到暗处，安静的做爱，她压抑已久的情欲终于奔涌而出，在暗哑的疼痛与暗哑的交合中归于平静。
然而Vermeer的妻子察觉到了他们之间的异常，她强行看了画，大声吼叫着指责他，叫她滚。她只静静的看着她哭叫，不亢不卑，全不分辩，似是一个完全的局外人。Vermeer软弱无力，一言不发，不声不响的看着妻子把她赶走，甚至不敢在离别时见她一面，说一声再见。那时的欲说还休难舍难分荡舟心许情深意重都做不得数了，他只缩在画室里，静听她离开时恋恋的脚步。于是她离去，站在城的广场中央，来时的惶恐无措只换得终生无法愈合的悲伤，她沉默片刻才缓缓的踏上归途，就似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实际上也是。
对Griet来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可精彩过后是一片空白。外面的世界特别慷慨，可到头来只是镜花水月一场空。她的白头巾和珍珠耳环中间是深渊，对于Vermeer，这个种入她身体深处的男子，她甚至无法曾经拥有。于是她只能离开，头也不转不回来，她的对他的暗哑无声的爱意和情欲将永远沉默，直到老，直到死。

晚上看一场嘈杂的晚会，我戴上耳机开始看此片。无字幕，声音小到几不可闻，完全如同默片，在那里猜测谁和谁有什么私情。
斯嘉丽在片中裹得严实，连头发都没露出一丝，直到中场过半后，解下头巾的金发闪耀在阳光里，夺人心魄。我霎时想起中学时语文老师讲：欲扬先抑。
她对他的爱很轻，很静，毫不张扬，隐忍的像尘埃里的花。她低着头，轻颤着等待利锥刺穿耳垂。刺下去时才发现，原来那么疼，却也只是蹙着眉，静默地流泪。他为她抹去血、拭去泪，心中的怜惜之情与爱意悉数倾注到了画作上。
她知道她不是他的人，那不如把流转的情意连同疼痛，都交给永恒。每一个看过我的人都知道，我爱你。

弗美尔（荷兰，1632-1675）的名画《带珍珠耳环的少女》，据考证创作于1660年，与伦勃朗的那幅著名自画像同年，其年弗美尔28岁，想必应该是风华正茂吧，待在一生未曾离开的德尔夫特，做他的小画商生意，别说欧洲，就是荷兰本土，听说过他的人也是寥寥可数；他的前辈伦勃朗那时54岁，已经名满天下，不过仍然穷困潦倒，在罗桑弗拉哈特度过了失意然而辉煌的最后十年。作为荷兰画派的奠基者，伦勃朗给后世留下几千幅作品，包括600幅油画、翻一番的铜版画和不计其数的素描；而弗美尔，则几乎湮没无闻，后世能够确认的作品还不到40幅，如果不是一次非常偶然的机缘，连这些也会消失于无形，一个如此伟大的画家曾经存在过，只活了43岁，生前籍籍无名，死后默默无闻，直令人感叹。

他们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其时荷兰刚刚独立，富足悠闲，新兴的小市民阶级构成一个独特的消费群体，他们习惯用“小画”装饰墙壁，荷兰即兴起“小画派”，画面只有A3或者A4复印纸大小，无论是伦勃朗还是弗美尔，都精专于此，不过画家在当时应该不算非常好的职业，他们都负债累累，伦勃朗曾经很富有，不过因为得罪世俗社会而陷于穷困；弗美尔干脆是因为子女太多而破产。到今天，伦勃朗的世界美术史地位已经无可置疑，前两个月弗美尔的《坐在大键琴前的少妇》，在伦敦以3000万美元落锤，生前遭际与死后哀荣，真可以再感叹一番。

荷兰是个美术国度，在各个艺术门类里此一枝独秀，是非常有趣的现象。固执的地缘艺术史家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中，认为坚毅的日耳曼人种，恶劣的北方低地自然环境，富足的人文传统，是伟大荷兰画派诞生的原因，与拉丁民族比较，他们“爱内容甚于外形，爱真是甚于美丽的装饰，爱复杂的、不规则的、天然的实物，甚于经过安排、剪裁、净化和改造的东西，”他们“擅长实用技术，”而平地、湿气则让“线条从属于体积”，使得整个尼德兰地区的画风细腻、光影美妙。其实，荷兰人的爱美是表现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的，比如他们非常整洁，荷兰男人的衬衫永远雪白平整，他们的室外永远凉着大片雪白的床单，你看弗美尔的画就知道他们的室内是如何一尘不染，德尔夫特据称是欧洲最整洁的城市，并非浪得虚名。从他们的生活来看他们的艺术，知道他们这样一丝不苟的生活哲学家，自然会诞生细腻的绘画作品。“小画”非常小，但是“分辨率” 非常高，《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算是比较大的，有46乘40厘米，精细到连珍珠耳坠儿上高光部分，都有室内景物的映像，这让人想起了戴嵩的《牧牛图》，牛眼睛中的牧童影子，让米芾栽了个大跟头，与此可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幅名画，流芳后世，即有了自己的生命力，很多人喜欢将其凭空放在历史时空中，揣度背后隐藏的故事，例如考证蒙娜丽莎的工作，持续几百年未曾止歇，让她有了各种身份和越来越神秘的微笑，可见瞎猜也是非常有趣和有创造性的工作。弗美尔因为生前寂寞，留给后世遐想的空间想必更大，一位聪明的作者根据只鳞片爪的线索，编了一本小说，讲述画家与家里新来的女佣，如何度过平淡生活中的细微波澜，至创立这一幅不朽名画的故事，想想或觉有趣。不过一批似乎不太聪明的电影工作者，据此拍了一部同名电影，按说拍的中规中矩，古老的街道，自然光，很有质感的衣料等等，是标准的美术故事的拍法，只是由于缺乏史实支撑而又缺乏足够的想象力，感觉实在是捉襟见肘，白白糟蹋了这么好的题材。

其实发现弗美尔的过程就颇具戏剧性。1849年法国大革命失败，流亡在外的名叫杜尔的艺术评论家来到荷兰，发现了署名德美尔的一幅风光画，随即跑遍欧洲寻找原作者真相，经过仔细的订正，发现作者的部分资料，并编出了约50件作品目录（后世考证有三分之一是错的），辛苦研究十几年后，杜尔出版了关于弗美尔的研究文集，在欧洲引起轰动，湮没将近200年的画家终于被世界重新认识。发现探索的过程永远是叙事艺术的起点，如果路径曲折而结果又辉煌，那简直就是叙事艺术本身，如果把那一点想象的剧情，揉在这些史实中，岂不是大大丰富而又好看起来，电影舍此而就彼，穿凿斧痕毕现，窃以为实在得不偿失。

就算把二战后审“荷奸”的故事附会进来，也会有趣得多。二战结束后，各国都纷纷秋后算帐，荷兰就有个画家被揪了出来，被控告盗卖弗美尔的名画给纳粹“豪屠”戈林，而这位名叫米杰伦的画家，却拒不认罪，辨称卖给德国鬼子的，都是赝品！自己不光是没有卖国，反而坑骗鬼子有功。原来荷兰的“小画”，因为小巧细腻，从来都不好模仿，所以赝品极少，法庭当然不相信，于是请了权威来研究，结果还真是赝品，自然无法给其定罪，大家对他的临摹功力，还赞叹有加。这人后来的遭遇不清楚，想来比米芾仔细的人，也应该小有所成，连德国鬼子也敢骗，倒的确与荷兰画派的技巧高超有关，所谓艺高人胆大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