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战2017

比起《跑调天后》那种单纯为了自己刷存在感而拍的无聊片子，本片才算是没有浪费梅姨的毒瘤级演技。

看到前半段还有点奇怪，为什么提名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而不是男主，就算汤姆汉克斯没有发挥出全部实力，至少戏份摆在那里。演到女老板拍板时才真正心服口服了，矛盾全集中在她身上，手握乾坤的是她，难怪演员表上梅姨的名字要排到第一位了。

受到韦恩斯坦肥猪的连累，梅姨这半年来风评不佳。其实她有点像做头发事件当中的马苏，始作俑者早早躲起来了，她却因为目标更大而一直被追着打。

民众的正义感容易被利用，这种情况特别值得警惕。做头发事件当中，包括我在内的不少网友都想看到屁几万死无葬身之地。结果呢？他确实被封杀了，但是有更多比他优秀得多的rapper却也给这坨屎陪葬了。所以最近看到网上因为“汤兰兰事件”一股脑地在喷媒体人，让我有种深深的恐惧感。

澎湃、凤凰、新京报那几个记者当然该骂。“The press was to serve the governed, not the governors.”《华盛顿邮报》里的这句台词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我们对于国内媒体在汤兰兰事件中的表现如此失望。自诩“无冕之王”的记者不敢去挑战强权，反而利用手上的资源欺侮弱者，这样的行为完全与他们的使命背道而驰，以笔杀人，比起纯以蛮力横行霸道更加无耻。

但我还是愿意相信并非每一家媒体都这么无耻，所以也希望网友们不要扩大打击面，坏事是哪几家混蛋媒体的哪几个混蛋记者做的，就揪住这几个混蛋往死里怼。至于别家媒体，只要没有主动跳出来抱团洗地，就不要让人家躺枪误伤了。

医生，记者，[哔]察……每一种职业都有好人也有垃圾，民众声讨记者当中的害群之马，是在帮那些真正有职业道德的新闻工作者们清理队伍，相信他们也能明辨是非，不至于玻璃心地被轻易代表。这只是民众正义感的又一次爆发，不必上升到“民众与媒体之间的战争”这种层面。两个群体本是站在同一边的。

群情汹涌，是因为觉得受到了辜负。寄予厚望的人没有替自己发声，反而捅了自己一刀，甚至骄傲地想要成为压在自己头上的另一座大山，民众当然不肯干。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这座新冒头的大山被另一座更大、更顽固的、历史更悠久的山给碾压了，会是一种理想的结局。一次小小的做头发事件，最后的结果却是整个嘻哈圈子被铲平。谁知道这一次会不会有人将计就计让，打着“顺应民意”的旗号去清理自己看不顺眼的家伙、让媒体永远闭嘴呢？在气头上的我们或许一时会为此拍手称快，但是早晚有一天会后悔。

媒体惹怒了我们，至少我们敢怒且敢言；如果有一天只剩下了那些让我们敢怒不敢言的，那可就真是叫破喉咙都没用了，因为那个能发声却被嫌弃的破喉咙早就被我们自己给掐断了。

如果你适当回想一下，就会发现即将迎来的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上的提名影片比前几年的有看点的多，在接连的“小年”中终于出现了一批实力强劲的选手，《水形物语》打破了大家对于传统怪兽题材影片的偏见，领跑提名数量，《三块广告牌》以寓意深刻的剧本与细致入微的情感刻画赢得了广泛的关注与看好。

然而在众多质量上乘的影片之中，让我激动到流下眼泪的，不是一段凄美的奇幻爱情，也不是关于人性的娓娓道来，而是一段真实的历史，“一场战争”，我更愿意如此形容它。

对垒的双方，则是尼克松政府与美国新闻界，那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最有尊严的年代，那是一个从业者知道究竟该为何而战的时期，若是现在看来，宛若一场理想主义与浪漫情怀交织的美梦。

电影讲述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事件，1967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部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秘密组织小组对越南战争进行全面研究，不论是出于良心或是愧疚，这份在他口中被称为“留给后世全面了解越南战争”的报告在隐瞒国家安全部门甚至美国总统的情况下被制作了出来。

参与调查并了解这份文件的埃尔斯伯格博士无法忍受政府对于真相的隐瞒，于是铤而走险将这份长达七千页的报告如数复印，并于1971年交给当时的报业大佬《纽约时报》研究后刊登报纸，将美国政府的幕后真相公之于众，以期结束越战。

然而面对政府的压力，《纽约时报》最终停止了报道，当时还是地方报纸的《华盛顿邮报》则接过了大旗，为新闻自由与真相而战。

《华盛顿邮报》的奥斯卡之旅可以说是相当之强势，虽然只获得了最佳影片与最佳女主角的提名，但能以12月22日美国小范围点映就杀入决赛圈，就足以见得本片的质量保障了。

斯皮尔伯格，汤姆·汉克斯以及“提名收割机”梅丽尔·斯特里普，这几乎是学院派的杀手锏阵容了。而对于到了今天已经没有什么失手几率的斯皮尔伯格来说，这种著名的历史题材可以被视为其最得心应手的类型。

《华盛顿邮报》中有我们可以预料到的中规中矩，但也展现了令人振奋的激情。

还记得前两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聚焦》吗？同样是探讨了新闻的价值所在以及新闻从业者所应该坚守的信念与底线，也涉及到了报道真相与商业之间的博弈。但若真是比较起来，就不难看出斯皮尔伯格强烈的个人风格了，他的视野，他所关注的地方，或者说是在这部影片中所包含的多个主题中得到最好展现的，是一场历史性的对决，它所伴随的仪式感与精准的情感爆发点恰恰是《聚焦》试图去避免的。

对于“造梦师”斯皮尔伯格来说，《华盛顿邮报》的故事在今天看来就如同神话一般，光芒四射，影片没有像《聚焦》一样时刻压制自己的情感，认真的探讨新闻伦理问题以及调查的难度，而更像是通过影片去赞扬纯粹的新闻理想，这在今天不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看来，都显得比以往更加重要。

被揭露的五角大楼文件究竟会不会对美国士兵造成负面损失以及附加伤害？这是《聚焦》会采取的重要视角之一，而《华盛顿邮报》没有办法在这个问题上纠结更多，虽然本片中也将邮报即将上市的商业元素牵扯进来以避免影片陷入二元对立的地步，但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也多少会带有“正邪大战”的气息。

而反派，正是试图遮掩真相的政府，无论是气急败坏的尼克松还是良心尚存的国防部长。开篇国防部部长在面对真相时与面对民众时两张截然不同的嘴脸就已经为这群叛逆的报人提供了足够的动机。

正如斯皮尔伯格在《间谍之桥》中表现的那样，他没有在视听语言上走出革新的一步，《华盛顿邮报》的一切都透露着一丝老派的沉稳，和工业光魔助阵的《玩家一号》等片不同，更加依赖叙事的电影能将导演的思路放大呈现，而《华盛顿邮报》从各个方面看却仍停留在了《辛德勒的名单》那个时代。就像汤姆·汉克斯与梅姨的第一场对手戏，浓浓的舞台感扑面而来。

好在本片的编剧之一乔西·辛格是位“挖掘高手”，他曾经担任了《聚焦》的编剧以及2013年以“维基解密”为焦点的影片《危机解密》的编剧，在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涉及到新闻的可都是硬货，于是《华盛顿邮报》没有落入传记片常会陷入的俗套，做出抉择的人物与令人瞩目的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着令人信服的细节刻画。

《华盛顿邮报》除了用真实的录像录音以及如同历史照片一般的低饱和色调来营造历史感，还通过梅姨饰演的《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格雷厄姆引出了近年来老生常谈的女权问题。

影片有诸多片段都透露出了那个年代女性所处的不公地位，如一谈到政治，所有的女人都自动退场到旁边的屋子开始讨论起时尚来，即便是报业发行人，也时刻遭受着股东们的轻视，在许多人眼中，凯本身就没有能力胜任发行人这一职位。

凯这个角色的成长过程几乎是教科书式的工整，从最开始说话的颤颤巍巍，到最后力排众议做出决定，成为了这场战役真正意义上的总指挥。但可能是影片容量的问题，在今年可以被视为“死亡之组”的最佳女主角逐中，这个角色并不算亮眼，甚至带有着些许投机的色彩。

斯皮尔伯格终究没有吉尔莫·德尔·托罗那种切身的边缘感受，他始终无法像刻画本那样去自然地突出凯所带有的时代主题，将用在印刷机上的仪式感照搬到凯身上略显刻意，董事会以及交易所男女分明的画面尚且说得过去，但结尾当凯走出法院的那一刻就有些不自然了，那本该是一场伟大的胜利，通过新闻人的骨气来凸显凯的坚强，更需要的是一视同仁的视角，而不是柔和的圣光加上沿途清一色的女性。

反过来看汤姆·汉克斯的表演，很难去挑剔什么，更何况他和他饰演的角色原型已是老相识。和诸多沉闷的传记片不同，其饰演的角色不是在为特定的历史事件而进行填充，而是真正的推动了事件本身成为了历史，对于人物的刻画与历史背景没有出现明显的割裂感。这也是斯皮尔伯格老道的地方。

和“一个记者只身对抗庞大机器”的故事不同，《华盛顿邮报》呈现的博弈是这一职业生态链顶点的样貌，商业巨头、报业大佬与顶级政客之间的妥协与交锋，这也引出了一个底层生态很难去呈现的关系网，便是私人交情与专业精神之间的选择，政客会为了有利于自己的舆论而拉近与新闻人的关系。

这一点可能在国人看来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这种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关系”与“职权”自古以来就是高度粘合的，而陌生的则是本坚定不移的专业精神，“捍卫出版权的唯一手段就是出版”，这句话甚至会引来不少人的苦笑，因为我们所面临的权力高度不对等以及整个社会体制是容不下这种坚持与反叛的，尼克松可没有能力让整个新闻业消失，他的权力再大，也有被约束的可能，这才是我们看起来最梦幻的地方。

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是在香港，看到编辑室如司令部一般的充满决心，为了真相和新闻自由而奋不顾身，抛弃之前狭隘的商业纠纷而联手捍卫新闻时，我流下了激动的眼泪，这不正是我当年所向往的样子吗？而第二次看，是昨天在电脑上，然而我却是无比的心酸。

几次不知如何下笔，我便翻出了两年前写的那篇关于《聚焦》的文章，一下子便意识到了这酸楚的来源。那时的我奋笔疾书，稚气未脱却无比天真，字里行间是积极的反思与朝气蓬勃的希望。

我分析了一个记者该如何坚守自己的原则，秉持着新闻专业主义传承优良的新闻伦理价值观，我相信尽管乱象丛生，但我们总会依靠着这个神圣的行业完成我们的使命，并将其代代相传。

然而，现在呢？如果我非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我两次观影的情感，那么《聚焦》代表着希望，《华盛顿邮报》则是“缅怀”。借古讽今，于斯皮尔伯格来说这也是一曲挽歌。

如果给我硬性要求，我同样可以借着本“过气”的执着大书特书，假装我们还有环境还有机会去做出改变，我们的生存可以与尊严并存，告诉下一代人“一切还没那么糟”。但我不想自欺欺人，这是一个盲目的理想会致人于死地的时代，我希望我的每一位读者都能清晰地认识到这点。

我不禁会想到为什么片中那是个令人景仰的时代？不是人在单纯的使用媒介，而是媒介的形式塑造了传播的过程以及人们的使用习惯，进而影响了整个时代。报业，现如今看来甚至能扣上“古典主义”的帽子，它的严肃要求的是从编辑到读者都要有足够的理性，它追求的不是情感的宣泄，一篇篇的报道是真相，是为了做出改变，而不是一篇篇煽动情绪共筑这个后真相时代的10W+。

网络的普及助长了自媒体的繁盛，看似传播更快了，每个人都有更多的发言权了，但事实上那其中有多少称得上是“新闻”？而不是不过脑子草草几笔的“传闻”？报纸有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不可回收性，而网络最大的便利现如今却不是握在人民手中，一篇报道可以在几小时之内传遍全国，却能在几分钟之内销声匿迹，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你认为这是自由吗？

很多人在提到这部电影的时候会顺带提到最近的汤兰兰事件，但我们是如何在几年中迅速堕落到了这个地步？汤兰兰事件所涉及的新闻伦理问题之所以能出现，就足以证明我国如今的新闻专业主义所剩无几了，但主要责任在谁？我们有优秀的记者吗？曾经有过。

新闻有了姓没了根，这是最荒诞的魔幻现实主义，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我没有看到宪法第一修正案所带来的“势均力敌”，而是对媒体高压管控与无休止禁令压倒性的推进，步步为营。这庞大的机器在自以为掌握了真相的时候，却也让自己的公信力万劫不复，群众宁愿相信传言，也不会相信正式的公告，甚至对其嗤之以鼻。

与此同时2017年的《新媒体环境下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也无情地揭露了我们所面临的现实，再过个几年，可能我们就不需要这个报告了。真正在提供优质新闻的人已成为了濒临灭绝的边缘人物，而那些随便洗一洗稿子就能大摇大摆赚钱的蛀虫却越来越多。

《华盛顿邮报》中对于群众的刻画少之又少，但几个镜头便说明了另一个问题。媒体的堕落，不管是怎样的国情，都不可能是强权一手可以做到的。新闻自由可以培养群众的理性，而这种理性最终可以赋予媒体强大的监督力量，才有可能让媒体成为真正的良心。

这里核心的区别就在于除了权力机构之外，有没有人或是组织，有权利去思考怎样对于国家才是更好的，并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一问题即便是大多数的民众也会默认为“没有”。

通过几次封杀事件中民众的反应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越来越离谱的新闻事件，是谁在为一时的喜好而叫嚣着滥用权力，为言论封禁一次次的拍手叫好，殊不知这正在一点一点的瓦解本已奄奄一息的新闻自由与新闻专业主义。

这种混乱成为风气是因为理性的缺失，而自始至终都存在着的高压打从源头就厌恶这种理性。那么这是什么理性？简言之就是“我不认同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华盛顿邮报》中新闻界的胜利正是在绝大多数人都抱有着这种念头的情况下到来的。

可到了二十一世纪，我看到的却仍然是风靡的“我不认同你的观点，所以我会想办法消灭你”的极端阶级斗争思维，也可以见得为何我们会“顺理成章”的走到今天这步，其中有着无法忽略的历史因素。

如此看来，政府、群众、商界、媒体，这个生态圈中已经畸形到了何种地步，这也是为何《华盛顿邮报》来源于现实的影像却给我了看《吹梦巨人》的感觉，如果我不了解这段历史，我甚至会觉得这是部奇幻片。

影片的结尾堪称神来之笔，愤怒的尼克松和媒体真正的战争才刚刚拉开序幕，连接《总统班底》可以直接推出“美国历史电影宇宙”了。那么如今把“假新闻”挂在嘴边的特朗普呢？这电影仿佛在告诉他，“这事儿我们没完”，那我们呢？

《华盛顿邮报》值得我们思考的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伦理或是新闻自由了，该我们思考的，已经是新闻的存亡问题了。

新闻本该是历史的第一份草稿，如今却只能用404进行祭奠，历史则变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站着的人消失了，跪着的人也要遭殃，新闻再这么下去，就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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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首发于OPEN开腔

当斯皮尔伯格宣布要与汤姆·汉克斯、梅丽尔·斯特里普一起合作一部有关“五角大楼文件”的电影的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他们的身上。没错，作为好莱坞首屈一指的导演，具有“美国良心”的男演员，以及有可能是好莱坞历史上演技最为出色的女演员，这样一部影片从宣布立项开始，便立即成为了理所应当的颁奖季头号种子。

众所周知，“五角大楼文件”的泄密所引发的对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讨论，以及最终的“纽约时报诉合众国案”对于媒体角色的重新定义，更在“假新闻”的指责满天飞、白宫与媒体关系焦灼的当下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然而当斯皮尔伯格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完成了这部影片，最终揭开幕布时，我们才发现，这部影片果然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出现在影片中心的并不是在“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案中扮演核心角色的《纽约时报》，而是他们的竞争对手，《华盛顿邮报》。其后的发展才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这部影片要将故事的重点放在这家“跟风而进”的媒体上。原来在“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案的同时，《华盛顿邮报》正在准备上市。于是除了报道这样一个敏感新闻所带来的政治压力之外，《华盛顿邮报》更面临着资本的压力。这两方面的压力，让《华盛顿邮报》完美的成为了那些陷入困境的媒体的代表，为这样一部显然的“第四权”颂歌提供了绝佳的切入点。

另一方面，此时《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也正好是一位女性：凯萨琳·格雷厄姆。凯瑟琳的父亲，著名金融家尤金·迈耶在1933年买下了《华盛顿邮报》，凯瑟琳的丈夫菲利普·格雷厄姆则在1946年接管。然而在1963年菲利普饮弹自尽后，时年46岁的凯瑟琳不得不接下了这个重担，成为了当时仅有的女性发行人。而在《华盛顿邮报》成功上市后，凯瑟琳则成为了仅有的《财富》500强企业的CEO。1987年，正是在凯瑟琳对蒋经国的专访中，蒋经国宣布台湾解严。可以说，凯瑟琳对于《华盛顿邮报》的影响是巨大的。影片中，凯瑟琳除了面对白宫的政治压力与投资方的资本压力，更要面对来当时社会对女性职人的潜在压力。因此，无论是当下如火如荼的“#metoo运动”，抑或是在2016年几乎成功打破美国最高政治权力“玻璃天花板”的希拉里·克林顿，将凯瑟琳·格拉厄姆作为影片主角来塑造，无疑是最“适时”的。

正是因为如上的种种原因，哪怕最早挖掘“五角大楼文件”的是《纽约时报》，哪怕《纽约时报》凭借对“五角大楼文件”的报道获得了1972年普利策优异公众服务奖，哪怕最终打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案件名就叫“纽约时报诉合众国案”（New York Times Co. v. United States），这部影片仍然要以《华盛顿邮报》作为片名，把影片重点放在《华盛顿邮报》对“五角大楼文件”的报道上。这也难怪遭来了《纽约时报》编辑和记者们的不满。当年参与报道的詹姆斯·格林斯菲尔德（James Greensfield）就表达了自己的愤怒，称影片内容“不可思议”，更认为是“偷窃”。而当时《纽约时报》的法律顾问詹姆斯·古德尔（James Goodale）同样使用了“偷窃”来形容这部影片。当年《纽约时报》的华盛顿分部的主管马克斯·弗兰克尔（Max Frankel）认为这是一部“愚蠢”的作品[1]。

如果说影片将重点放在了“五角大楼文件”泄密的重点放在了历史上的次要角色，仅仅只是视角的不同，那么影片对于时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塑造，则更加值得商榷。在影片里，尼克松总统扮演的几乎就是一个典型的不能更典型的阴谋家的角色。观众从头到尾都见不到他的正脸，只能远远的从白宫外，透过窗户，看到他背影，并听着他是如何下达指令，对参与报道“五角大楼文件”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进行打压。如此刻画尼克松总统，几乎无法让任何人对他产生哪怕一丝的同理心。

然而，历史上真正的尼克松总统，最初对于“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案”的态度，实际上是默许的。因为“五角大楼文件”中的内容，是对肯尼迪政府以及约翰逊政府在越南战争中的所作所为的调查，涉及时间完全在尼克松上台之前。这个文件的公布，正好能够展示这两任民主党政府在越战中种种灾难性的错误以及对美国人民撒下的谎言。对于在竞选期间就承诺结束越战，上任后实施以越南军队代替美国军队的所谓“越南化”政策，并且已经着手开始与北越和谈的尼克松来说，“五角大楼文件”的公布，并不会损害他个人的政治利益。然而，时任国务卿基辛格却认为，无论“五角大楼文件”内容是关于什么，如此级别的泄密，会严重打击美国政府的权威与公信力，更会让美国的盟友对美国的可靠度降低信心。最终，基辛格成功说服了尼克松。于是，才有了影片中对《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的发放的禁令，以及最终的官司。事实上，停止越战的《巴黎和平协议》正是在尼克松任内的1973年签署。可以说，是尼克松结束了越战。

除此之外，在影片前半部，汉克斯饰演的《华盛顿邮报》总编本·布拉德利费劲脑汁想找人要一张尼克松女儿的结婚照，因为《华盛顿邮报》没有被允许报道。这件事纯属虚构。《华盛顿邮报》也没有像影片中表现的那样，在“五角大楼文件”报道后被拒绝进入白宫进行报道，尽管尼克松在“水门事件”后的确有类似的举措。

对于影片的编剧以及斯皮尔伯格来说，将尼克松总统塑造成带有刻板印象的坏蛋，实在是太具诱惑性了。作为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在任内辞职的总统，要想去抹黑他实在是太容易了。任内的“水门事件”几乎摧毁了一代美国人对政府的信任，时至今日，美国的民众依旧不肯轻易信赖政府。而关于《华盛顿邮报》调查“水门事件”的《总统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更是成为了描写媒体影片的范例，早先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聚焦》（Spotlight）与这部影片都从中偷师不少。这部影片甚至像漫威电影宇宙一般，加入“水门事件”的“结尾彩蛋”，仿佛它就是《总统班底》的官方前传。因此，让尼克松来当这部影片的反派，本就是历史传统。

更加具有诱惑性的，则来自影片背后创作团队的政治用心。自从唐纳德·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以来，不少人便开始将他与尼克松类比。尽管两人无论是个人形象，还是内政外交，都大相径庭：尼克松是知名的自然保护运动的支持者，任内通过了一系列的环保规范法令；特朗普则显然对环保没什么兴趣，不仅带领美国退出了旨在遏制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更是在短短一年内就推翻了奥巴马时代的各种环保政策；尼克松任内缓解了与中国、苏联关系，特朗普则在外交上异常强硬。但对于特朗普的反对者来说，特朗普的“通俄门”指控，无疑与尼克松试图以非法手段为自己赢得1972年总统大选的“水门事件”可以相提并论。而尼克松遭到国会弹劾，最终不得不辞职的下场，更是特朗普的反对者们所乐见的。对于本片来说，尼克松对于媒体的打压更是与当下特朗普对主流媒体的敌意相映照。

除此之外，影片还有一个值得注意但是又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当凯瑟琳·格拉厄姆与总编本·布拉德利（Ben Bradlee）在决定是否刊发新闻时，两人都意识到了他们在之前肯尼迪与约翰逊时代的失职：当年，他们一直与肯尼迪、约翰逊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时常出入白宫举办的派对，这导致了他们把手握权柄的总统当成了自己的好朋友而非监察对象。事实上，正是在“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案之后，美国媒体才真正与政府形成了某种对立般的关系，媒体作为“第四权”的角色越来越突显。然而当年他们与肯尼迪、约翰逊那般的“蜜月关系”，真的就一去不复返了吗？

在当下白宫与主流媒体的尖锐对立下，不少保守派人士也开始指责媒体对于特朗普与奥巴马的区别对待。《大西洋月刊》早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就以“为什么媒体对待奥巴马如此温和？”为题[2]。CNN主播Jack Tapper在接受《滚石》杂志的采访中也承认因为媒体更加支持的态度让奥巴马有时不用为自己说的假话负责[3]。那么奥巴马政府对记者也是如此的配合吗？

事实上，《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指出，在奥巴马的8年任期内，奥巴马政府使用《间谍法》对检举者（whistleblower）的起诉多达9起，比他所有的前任加起来还多；奥巴马政府还动用司法部与FBI对特定记者进行窃听，并使用传票迫使这些记者交代自己的线人信息。该文引用前《华盛顿邮报》的高级编辑伦纳德·唐尼（Leonard Downie）的话称奥巴马政府对于政府泄密的打击以及对于信息的掌控是“自尼克松政府以来最严厉的”[4]。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刊发于2016年12月30日，此时的奥巴马即将离任。

无疑，年轻而富有活力，且持有进步主义观点的奥巴马显然更容易获得媒体的喜爱，而与白宫良好的关系更能帮助媒体获得许多甜头。也许，面对如今“咄咄逼人”的特朗普，媒体们也正如影片中的布拉德利与格拉厄姆一样，意识到了媒体不该与政府做朋友，而应当对政府问责。

综合来看，《华盛顿邮报》这部影片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也许正是因为本片对当下政治如此不加掩饰的批评，才让这部云集了斯皮尔伯格、汉克斯、斯特里普，以及一众当下电视剧的熟脸们，外加斯皮尔伯格自带的金牌幕后团队，在刚刚落幕的第90届奥斯卡上遭冷遇，空手而归。而今年奥斯卡登顶的《水形物语》，虽然讲的也是各种弱势群体团结一心战胜邪恶这样一个显然对当下有所指的故事，但它童话般的浪漫基调，显然比急不可耐的《华盛顿邮报》更加符合好莱坞造梦的本质。

注释：

[1]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Hell hath no fury like The New YorkTimes scorned by Hollywood //www.cjr.org/the_feature/tom-hanks-meryl-streep-new-york-times-washington-post.php

[2]The Atlantic: Why Does the Media Go Easy on Barack Obama? //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3/02/why-does-the-media-go-easy-on-barack-obama/272807/

[3]Rolling Stone: The Last Word: Jake Tapper on Trump, 'SNL' and Old-School Rap //www.rollingstone.com/culture/features/cnn-anchor-jake-tapper-trump-snl-old-school-rap-the-last-word-w496978

[4]New York Times: If Donald Trump Targets Journalists, Thank Obama //www.nytimes.com/2016/12/30/opinion/sunday/if-donald-trump-targets-journalists-thank-obama.html

该片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汤姆·汉克斯和梅丽尔·斯特里普主演。这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取材于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政治丑闻事件之一，即水门事件发生前不久的“五角大楼文件”事件。

《华盛顿邮报》内部核心人员在事件前后面临的挑战是影片的切入点。《华盛顿邮报》是由梅姨的父亲一手创办的，之后她的丈夫负责报社运营，丈夫过世后梅姨接管。然而，在这个白人男性主宰一切的时代，虽然身为发行人，但她却遭到忽略和轻视，她并不被真正认可，董事会成员将她看作一个无足轻重的虚设。 影片并没有将梅姨塑造成一成不变的形象，而是极度关注其转变过程。从一开始，她便不断争取、试图在男性霸权主导下的场合里有一席之地，观众能明显地感受到她的无力感。在最后，她勇敢无畏地发声。为这位求女权的女性致敬。

影片另一位关键的人物则是汤姆·汉克斯出演的报社执行主编本·布莱德利。与梅姨相比，本的形象较为偏平固定，但并没有削弱其把真相放在第一，有职业操守，彻夜工作，为新闻事业奉献自我，并始终为捍卫新闻自由而努力的魅力。 像《华盛顿邮报》这样的电影，光是有技术不够，有好的导演和演员也还不够，它更需要一个社会土壤。感慨的是，人家的媒体和记者在冒最高的风险，不惜与最高权力机构为敌，为的是还公众一个真相。在想到最近的一些社会热点新闻，不禁会想，我们的媒体和记者又在做些什么？现在的媒体只要能搞大新闻有利益，就胡七胡八的带节奏，还管你事实真相是什么！“新闻是历史的第一稿，他应该呈现现实，而不是收割愤怒”

在女老板义无反顾决定发行的那一刻，泪目。“开国元勋给予媒体自由的保护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媒体在保护民主政体中的作用， 媒体是服务于被统治者，而不是统治者。”也说得好。

电影，仅仅能作为公民意识觉醒的工具，而无法成为我们改变现实的力量。记者和新闻，都应该在事实的基础上对观众和读者进行客观合理地呈现。而哗众取宠的标题党大有人在，很多黑暗面仍然被压在水底下，我们所了解的事实也仅仅是一部分而已。

还是相信会越来越好。

最近被许多朋友安利美国电影《华盛顿邮报》，讲述了该报纸一干人冒着极大风险，报道美国陷入越战泥潭不为人知的黑幕。

今时今日，无论是《华盛顿邮报》，还是《华商报》，都难逃被信息革命逼入历史墙角的命运，从欧洲到美国，从西方到东方，报社关门，报纸停刊甚至都算不得人咬狗的新闻了。

时代演进，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新媒介代替旧媒体的趋势无法悖逆，但新闻媒体所承载的社会功能不会消解，报纸停刊了，twitter，微博出现了。假如有一天他们也消失了，必然会有其他的信息传播载体出现。

归根结底，信息交流以及基于信息的新闻作为文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现代人精神需求的一方面，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必然性。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个道理恐怕没有人会不同意，除非是在希特勒时代。而更为复杂庞大的社会团体，政党，负责一国一地的政府，犯错的机率恐怕比个人会高很多。

所以，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媒体作为监督政府权力的作用都不同程度被承认，虽然在不同的时空节点，加之权力顶点的认知差异，对这一作用的承认程度时高时低。

问题在于，即便是政党或者政府知道媒体的监督从根本上利于统治和管理，但涉及具体的利益时，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关系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一样，存在局部的利益诉求差异，进而形成对抗。

即便是在标榜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民主自由的美国，自由的得来也从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电影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为了追寻真相，将符合最广大人民利益的黑幕曝光，他们不惜冒着与这个国家的管理者，以及美利坚合众国最有权势的人为敌的风险。

电影说保护出版自由最有力的做法就是出版，这个判断的逻辑在于在新闻自由和强权利益的博弈中，你进一步，他便退一步，你退一步，他便进一步。如若不坚守阵地，不战斗，不勇敢的说不，那必然会被不断拉低底线。

被监督者天然不想被监督，所以他们会使出浑身解数来抗衡监督者，例如新闻审查，例如威逼利诱，尼克松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威胁是赤裸裸的，如果报道越战新闻时媒体屈服，权力得胜，那么水门事件的历史很有可能会被改写。

所以，无论东西，追寻新闻自由的道路都是充满荆棘的。他们若干年前筚路蓝缕穿越重重荆棘，才得来了现在相对宽阔的话语空间，而我们的新闻领域，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一样，还在实现诸如衣食无忧等更多天赋权利的道路上披荆斩棘。

现在做的多一点，以后的路就好走一点；我们多做一点，我们的儿孙就少做一点。

当今，媒体环境一片肃杀，作为维系媒体职能的记者，被困于经济窘迫和理想幻灭双重重压之中，逃离成为常态。他们放下理想，为了亏欠的理想以外的自己营营于现实社会的“正途”，闭口不谈自己曾经是一个记者。也有一些人，力图寻找另一条道路，成为律师，学者，甚至商人，以图殊途同归，做一个有益于社会进步的人。

一个社会，总有人试图走上权力的顶端，享受万人为其俯仰的荣耀；有人期待富可敌国，创造物质，享受物质；但总有一些人有宽广的胸怀，悲悯的心地，力图以促进社会进步作为生命价值实现的具体注脚。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以及华商报的记者，他们之中有很多人以记者为具体职业，履行新闻监督职责，或多或少促进社会进步，甚至是推迟黑暗来临。

这样的人，始终存在，并将一直存在。即便此时金星低垂。

“The Founding Fathers gave the free press the protection it must have to fulfill its essential role in our democracy.The press was to serve the governed,not the govern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