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传下部游击队

1
当年轻的切格瓦拉从阿根廷进入古巴，投奔卡斯特罗的7.26运动阵营时

他只是被安排在后勤部队里做一个救死扶伤的军医

人们都亲切的叫他“埃内斯特医生”

他却带着标志性的微笑，不厌其烦的更正“我不是医生，我是个战士”

他，总是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他在山区挑选可加入游击队的农民，没有挑选三个身强力壮的青年，却选了一个妇女和两个16岁的孩子

因为只有他们三人会识字，能阅读，

切格瓦拉说“我们在山上不只是打仗，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不会识字阅读，就容易被人蒙蔽”

他，总是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人

甚至在与巴蒂斯塔的政府军交火最猛烈的日子，他也带着一本歌德传，停火时就靠在树荫下阅读

他，总是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灵魂

他从不抢掠粮食和女人，就算在游击队最饥饿的时候，他用钱去向当地农民买牛奶

当农民害怕被盖上支持叛军的名目而不肯收钱，只是让他把牛牵走，他却毅然两手空空走了

既然对方不愿意，那么就做不成生意交易，虽然他身后有一群荷枪实弹的军人

他尊重了别人，也尊重了自己，尊重了作为一个军人的尊严

他，总是知道自己的队伍是军人，从来不是强盗

 在获得在哈瓦那的最终胜利后，切格瓦拉于1965年，给卡斯特罗留下一封信，

辞去高官职位，放下开国元勋可享有的一切待遇，然后远赴玻利维亚，继续战斗，继续无尽的游击战

他从没忘记向世界解释“我不是医生，我是个战士”

切格瓦拉之所以那么的吸引人，完全在于其本人，明明白白的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

从不迷惑，如此坚定

多么美丽的灵魂

2
记得威廉华莱士上断头台前说过

“必须有一个人用死，才能唤醒千千万万人”

人类中总是有人，把自己的死看得极度透彻，看透所谓死的意义

例如逾越节前的耶稣，还有1963年越南西贡街头的释广德

人类历史上，站在当局的立场来看，最最愚蠢的处决，有三宗

处死耶稣，刺杀甘地，枪决切格瓦拉

对于刽子手来说，与其说主动屠杀了他们的肉体，倒不如说，被他们强烈的意志吸引着，

却帮助完成了他们理想道路上最伟大的一部分--用死来影响后世的千千万万人

有什么比圣贤与领袖的死，更强烈的冲击旁观者的心灵呢？

愚蠢人希望从世上抹去他们的肉体，可结束对他们的恐惧，却现实却令人讽刺的适得其反

3
切格瓦拉有两张照片最广为流传

 一张是阿尔贝托·科尔达拍摄的头戴贝雷帽的照片

 一张是弗雷迪·阿尔波塔拍下的，他去世时的照片

两张都极其耐人寻味

第一张目光坚定，被誉为“最伟大的游击队员”，被后世的摇滚界发展成一种标志

第二张中的切格瓦拉，逝去得如此安详，骨瘦如柴，头发蓬乱

对于这张“切格瓦拉之死”，评价得最耐人寻味的莫过于玻利维亚当地的一名修女

她不知道军队为何交火，也不知道被枪决的是什么人物

在目睹切格瓦拉的尸体被抬出时，她说

“这个人死去了，看上去好似耶稣”

1967年，切在尤罗山峡

峥嵘的山神追迫着他！
我的脚跟，再一次挨到了罗西南多的肋骨。
这泅潜者的孤独
已经像海一样广阔，一样澄明。

连续十年，纯洁的疯狂引领他
步向殉难地。血在漂荡、在飞！
一颗子弹，咬噬着他勒紧的意志。
挣扎着，这哮喘病发的大陆。

野草纠缠着，哑默的岩石黑色闪亮。
1967年，我的灵魂正远游于西伯利亚的冻原
……一路上布满了灰色的火星、余烬；
天空散落着，肮脏的雨雪。

一棵树支撑着他，这归于土壤的力量，
这圣．塞巴斯蒂安的孤独已经像海
一样淼茫。林枭划过阴冷的天幕
太阳在高照吗？哭泣他沉落的岛屿。

我的灵魂猝然被他痛苦的闪电打散，
那遥远的潘帕斯高原……
夏日的溪水，花茎的清香。
啊，一片黑暗，像一颗彗星向他逼近——

                     1999年

这是我写于10年前的诗，后来被改编加入诗剧《玻利维亚地狱记》结尾。

清明梦
    ——致切•格瓦拉

昨夜我代替你梦见，你曾怀抱
那印第安小女孩，
她早已长大、婚嫁，带着女儿，
仍然祈祷、唱歌和哭泣，
拿着你的红水壶接雨，在尤罗谷地。

昨夜我代替你梦见，你曾战斗
那印第安施咒的下午，
看不见的饿鸟和众天使扑翼，
幽灵们不肯转世，仍点数
自己骨殖。在雨水中，在尤罗谷地。

昨夜我代替你梦见，鼓声
仍然阵阵。我愿小声击鼓
至力竭而死。我愿是你身边的
“中国人”胡安•巴勃罗•张，
在炮轰中碎裂了眼睛，再不落泪。

是的昨夜是中国的清明，
我梦见这出卖你的美好世界，
炊烟渐升，人们播种、编织、搓下玉米，
在节日用彩带装饰曳地的裙裾，
飞行在凛冽长风里。

                 2009.4.6.
昨日下午在香港电影节看《切•格瓦拉》，
看到切被捕前一刹，突然浑身冰凉，不觉间已经泪流满面。
夜有所梦。这是早上醒来后写的诗。

      在我看过的电影中，这部电影不一定能够排到五星，可是我还是打了五星，因为CHE，电影最后那个士兵枪杀切的镜头，突然感到了一种从没有过的毁灭感，切是我们这个世界最后一个有理想主义者，现实就这样把他绞杀了。杀死他的，不是玻利维亚军政府，也不是美国中情局，是那个士兵，是那些农民，是每一个你我。生活 ，这就是残酷的生活。但我们在电脑前看完这部电影，或者在街上穿着印有切头像的文化衫以示不同的时候，我们一样地是在绞杀切。理想不是通过消费来实现的，理想需要行动，可惜，我们早已变成了侏儒。
      很想说一声， long live ,che,可发现自己早已没有了那革命的激情，也许片尾曲是我们唯一的慰藉，也是我们掩盖自己堕落的借口。
      "让我们忠于理想，面对现实。"我们早已忘记了CHE这句话，我们唯一记住的却是“在这个人类最不合理的时代。我们都被痛苦征服了。”

英雄葬礼
切，已经故去很久了，今日再看那段历史，感受依然很深，很深！
深到，已经不会打字，那就转抄几句吧！
格瓦拉等人的遗骨被运回古巴后，暂时停放在哈瓦那的何塞·马蒂纪念馆内。1997年10月9日（即格瓦拉遇难30周年），古巴国务委员会发出通知，确定当月11日至17日为国丧日，并确定将格瓦拉的遗骨以国葬的规格安葬在他生前战斗过的圣克拉拉

《切·格瓦拉传》 Che: The Argentine & Guerrilla

导演：斯蒂文·索德伯格（Steven Soderbergh）

主演：本尼西奥·德尔·托罗（Benicio Del Toro）

戛纳电影节时，赶制完成的《切·格瓦拉传》足本放映（《切·格瓦拉传》=《阿根廷》+《游击队》），四小时片长让不少观众在场内呼呼睡去。如果你有打算在周末下午看掉上下两部分，这例子就提醒你千万要养精蓄锐一番，跟困意好好战斗上四个小时。从故事内容上考虑，《阿根廷》跟《游击队》两部分没有紧密联系，一个在古巴一个在玻利维亚，独立分开。如果再加上《摩托日记》（The Motorcycle Diaries）——格瓦拉另一段意气风发的人生，它们又可以互为参照，构成一个完整的切·格瓦拉。

在消费时代，格瓦拉的头像已经不需要注解。他以巨幅海报、T恤图案和个性纹身出现，成为一件商品或通行符号。人们早已不关注他身为战士跟革命者的事实本身，他的生与死、理想跟追求都不再重要。影片尝试塑造一个接近平凡人的真实格瓦拉，他来到纽约在联大发言，力排众议。在丛林里他哮喘病发，暴怒刺马。如果用革命浪漫主义来解读，后者绝对应该被忽略处理，要么就是再紧接一组英勇就义的伟人姿态，理想不死，斗志犹在。

《阿根廷》里格瓦拉的古巴岁月跟出席联大交替出现，叙事时间自由穿行。索德伯格不想提供时光机，他无非是要呈现一个更加全面和丰满的格瓦拉形象，既要暴力革命还不忘治病救人，更直白点说叫能文能武。在古巴与卡斯特罗的并肩战斗是投身行动，他在密林里打游击持枪冲锋。联大上表达己见是他的思想反映跟实际追求，这些言语既用身体力行的段落加以证明，也为下半篇《游击队》的生死战斗打好了基础。《阿根廷》止于革命成功前夕，也预示着格瓦拉不再是一名普通的阿根廷人，他成了古巴的战斗英雄和革命领袖，散发着光辉与魅力。

严格来说索德伯格没有省去格瓦拉的从政经历，他率领古巴代表团参加联大会议就是身份改变的缩影。不过多数人对格瓦拉的从政也没有太多兴趣，他能舍弃一切从头再来才是本色一面。《阿根廷》还在讲英雄是如何炼成的，《游击队》就要转向格瓦拉的悲剧性一面。不可否认格瓦拉能成为传奇是有着超强的人格魅力，也跟他忠于理想、过早遇害的命运密不可分。死亡让革命者如圣徒殉道一般得到升华，死亡崇拜的影响又持续了几十年。受难的格瓦拉没有走出玻利维亚，他的尸首跟随飞机俯瞰了这个国家的面貌。确切说格瓦拉栽倒在他一直试图唤醒跟拯救的农民身上，他们不信任游击队员，不愿合作还偷偷告密，简直就是小农劣根性与局限性的现实版教材。一旦遇见这种宿命安排，英雄主义与个人传奇也该落下帷幕了。

这部影片里不见大家看法和个人见解，只有关于格瓦拉的一切，他的付出与努力，迷茫与挣扎。《切·格瓦拉传》追求平稳，影像风格上没有制造太多亮点，像《游击队》里游击队员涉水遭伏击的镜头值得一提，只是导演也顾忌一旦多了，无形中就破坏了苦心营造的真实感觉。【南方都市报 http://gcontent.nddaily.com/8/3f/83fa5a432ae55c25/Blog/036/896768.html】

这部电影一丝不苟，完成度很高，然而导演太执念于文本记载，忘记了给观众来点激情。 ——Peter Brunette（《好莱坞报道》）

索德伯格尽可能将革命浪漫主义从片中除去，仅有的一小部分也是为了弱化它的存在。 ——Owen Gleiberman（《娱乐周刊》）

“我感受到生命中一些强大的东西，这不只是股强大的生内在力量，还可以传给他人。我的使命有种宿命感，让我从所有的恐惧中解脱。”——切·格瓦拉

世界上确有那么个别的人，他们的知觉告诉他们，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用自己的苦难去换取别人的幸福。他们天然的背负有拯救所有人的重任，并且他们必将为此丢失生命。艾内斯托·切·格瓦拉是他们中的一个。

这样的人是什么人。萨特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完人。其实他们必定不是完美的，但他们是最高级的人类。他们无视自己的得到的和可能失去的，而只为所有人获得他们该得到的东西而牺牲，而救赎。

格瓦拉中枪倒下的时候，影片的主观镜头从清晰到模糊，代表瞳孔的发散，意识的结束。但那一刻电影里响起的类似耳鸣的声音，却让我肯定，导演感受到了格瓦拉感受到的强大生命力量。那是力量的一种表达，一个生命的结束，而他看到了自己将在未来千秋万代的青年中成为不落之星。

总是觉得他没有死，总是觉得他活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

一个玻利维亚战士对游击队里动摇的当地农民说：拉蒙（格瓦拉化名）本应该和他家人，和他的汽车，在古巴享受着舒适的生活。但是他来到这里，他想给你们一个更好的生活，这样你们的孩子可以学习读和写。我只不过是个面包师，我曾是个奴隶，但是有一天我会自由。

看到这里，眼睛不由自主地就湿润了。一个人，能够得到了尊重和名利，然后从纽约联合国的讲台走下，来到原始丛林，抛弃一切，不顾生命，为的是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受压迫者，甚至不是自己的同胞。这样的人不是完美的人，又是什么。

对比其他以革命名义的人，不仅自己有了想要的，连自己的子孙都可以享有那些以革命名义得到的东西。一切昭然。

他没有死，我坚信。因为这样的人如果死了，人类没有任何理由再延续下去。

2003年的夏天，我四处搜求，终于买到了一只印着那只著名头像的帆布背包。有一次背着它坐公车时，听到旁边有个少年问身边的女生：“知道他是谁吗？”女生答曰不知。他便解释：“他叫格瓦拉，唱摇滚的，可出名了。”

这结论情有可原。我还在卖这个包的店里买了一件科本的T恤。那里还有列侬、滚石等一众图案，只是没有迪伦。一度成了我的老大遗憾。那几年切突然加入了摇滚明星的行列，和张广天、黄纪苏的《切·格瓦拉》多少有点关系。此剧“被评为2000年中国知识界十大事件之一”。之后，就听说这两位主创都上山投奔某乡去了。这部伟大的“史诗剧”也许便是投名状。

现在我已经明白，消费是最无力的表白，占有一个符号和物件说到底是钱的事，与理想主义什么的风马牛不相及。喊口号相比之下更牛一点，前提是得有人听。当把电影拍到上下两集的时候，想让人听就有点困难了。

《阿根廷》采用的是索德伯格比较擅长的“多线交叉”法，把1964年格瓦拉前往联合国发言的美国之旅和1955～1959年的古巴革命交替穿插起来。前者采用黑白影像，后者用彩色影像，都采用大量手提摄影，带有浓重的仿纪录片色彩。二者的交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互文”效果。黑白部分中格瓦拉接受采访时的陈述，变成了彩色部分中战斗场景的画外音，似乎成为他对过去战争岁月的一种解读；而彩色部分中的游击生活，对黑白部分中格瓦拉在联大的讲话，尤其是他对拉美国家代表的反驳，也形成了一种背景的投射——革命果实是用他亲历的流血牺牲换来的，他有权用任何方式去捍卫它。他在采访中恍若独白的那些回答：关于革命、信仰、人性等等，与画面中他在游击队员中间的表现并行，巧妙地让观众在不经意间接受了这种“格瓦拉谈格瓦拉”的效果。

这也是为何我更喜欢《阿根廷》的原因。单从影像文本上看，索德伯格已经达到了目的，制造出了其实并不乏疑点的真实感。但这种真实又不是那种“纪录片”式的真实。实际的《阿根廷》看起来更像一场梦幻：黑白部分中屡屡出现对格瓦拉面部的特写，各种角度的强烈光线对比画面，而彩色部分中很少有他的近景镜头，表情也大多被军帽的阴影所遮盖，只有当他戴上那顶著名的贝雷帽之后，才更多地露出了面孔。炎热的丛林、翠绿的玉米地不断忽然切换到纽约的黑白都市。这两个世界之间的隔膜与距离，正像革命的胜利一般不可思议。然而切就游走在它们当中。我们看不透他，正如他也看不透它们。想找到他的哪一句话是真实的，哪一句是泛泛的敷衍，并不比从那场已经被“日常化”的革命中找到决定胜利的一次交火更容易。

观众就是在这些幻觉中看到了神话的“常人版”：一个携带着沉重的哮喘穿行于丛林的病人，一个总惦记着教新兵们读书写字的“战地知识分子”，一个像小学老师一样解决战士告状的“教导员”，一个坚决处决祸害百姓的逃兵的“铁面法官”。甚至是一个无异议无条件接受菲德尔·卡斯特罗所有人事调动的“忠诚战士”。这仍然是一种耳熟能详的英雄套路。只是在索德伯格的加工之下，狗血被影像的叙述稀释掉了。而摄影机也根本不让人看清他的表情。它只要观众知道，切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些对他都是非常自然的表现。就完了。那些模糊、沉思、捉摸不定，只在黑白世界里闪现而过。那时，他已经不在革命当中。

革命缔造了神话，革命本身就是一个神话。

在影片的结尾，补全了开头两位未来领袖在阳台上的对话。之前卡斯特罗问：“你是不是觉得我疯了？有点疯狂是好事。”而两个多钟头后，观众才看到之后切告诉他，自己要在古巴革命胜利后继续“解放全南美”。卡斯特罗的回答是：“你也疯了。”

等到《游击队》的开场，已经是1965年。正好砍掉了切“建设和平年代”的那段历史。很明显的避重就轻。但此间古巴高层的某些“内幕”，恐怕只在唯一的知情人卡斯特罗那颗83岁的大脑里存着，外人是搞不到手了。牛人如CIA，也只能根据M主义政党的某些习性来玩推理，以为切和托洛茨基一样，已经被自家的老大清洗，告别信什么的，全是伪造品。幸而最后切又现身在刚果，给美帝国主义的谣言以致命的反击。那时，他已经告别了地球人的常识。

从形式上说，《游击队》是部“正常”的电影。中规中矩，按时间顺序讲完了切在玻利维亚的三百多天。从化装入境、组织队伍，到转战密林，最终覆灭。当情节变得残酷时，往往给人的感觉才更加真实。因为“胜利叙事”的套路正在被一次次的失败证明并非定理——同样的宣传美好未来，为村民施医送药，不动百姓一针一线，却无法打消那些木讷的面孔上疑虑和恐惧的神色，更无法让他们跋山涉水地前来投奔。相反，他们报之以说谎和出卖，直至围观了英雄被处决。

切还是那个切。他拖着沉重的哮喘，读着书，解决战士之间的纷争，坚强而公正。但在完全相反的境况面前，他的力量显得越来越疲弱。其实并不是他在变弱，而是现实在变强。这时观众才能感受到，所谓的传奇之光环，不过是被胜利的结局涂抹上的虚饰。同样的举止，在收不到积极效果的情况下，就不再那么高大了。反而有些“形式主义”。因此，请不要相信什么过程比结果重要。对每一个追随切的人来说，与民众一起欢庆胜利、开着吉普车进军哈瓦那，和饥寒交迫、带着感染的伤口行军，没有任何防备地死在某个鸟不拉屎的小镇上，根本不是一回事。就是这同一个人，前者让你觉得他无所不能，而后者让你疑心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只有胜利的革命才能缔造神话，只有胜利的革命才是一个神话。

所以，切和所有的人一样，只是一个人，他生命的结局并不完全取决于他自己。无须再用“暴躁”、“滥杀”这些更戏剧性的东西来突出这个性格的矛盾复杂。即使他简单到只是一条线，这条线仍然不可能是笔直的。因为他是在一个如此高低起伏不平的世界上行走。密林可以是胜利的摇篮，也可以是迷失的绝路。至少，还原如此残酷的游击生涯打破了那些关于“追求浪漫”的传闻：谁能觉得这种生活是浪漫的？

我有时怀疑他也是中了玻利瓦尔的毒。那位南美的“解放者”一气解放了五、六个国家，其间付出了不计成本的代价。而那些被他解放的人，无法接受他的“拉美合众国”设想，终于变成了他的敌人，甚至想暗杀他。切的区别，是只在走出第一步的时候就被干掉了。帮助一个国家赶走殖民地总督，和帮助一个国家推翻现有的政府再换一个，毕竟是两回事。后者注定不会被所有的人视为“解放”。玻利维亚，这个用“解放者”的名字命名的国家，毫不客气地成了新梦想者的葬身之地。

《游击队》的结尾也用了一次回溯，这次是切和卡斯特罗一起乘船驶向“革命道路”的那段镜头。历史回到了起点，胜负未卜，前面可能是神话，也可能不是。两个“疯人”面对着苍茫大海，沉默无语中带些忐忑和茫然之意。他们都只是人。

一个比另一个多活了44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