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谜案

与小说原作(http://www.douban.com/subject/2381124/)相比，改编后的电影剧情差了好多。要点：

1、小说里的伊格尔顿夫人（第一位死者）是贝丝的祖母，在电影里被改成母亲。

这么改很傻。

硬伤：两人的年龄对不上。伊格尔顿夫人是二战期间的密码翻译员，阿兰·图灵的助手，当时她应该20岁左右，也就是说，伊格尔顿夫人大约出生于1920年左右。剧情故事发生在1993年（有费玛大定理当时被证明的史实作参照），贝丝也就是20来岁（小说和电影里都没有明说她的年龄，但小说里有她“容易显老”的描写）。70多岁的母亲和20多岁的女儿，怎么看都有点勉强。

软伤：无论什么动机，孙女杀祖母总比女儿杀母亲容易发生。在小说里，贝丝并不招人恨，是个无奈可怜的角色；在电影里，情形立刻残忍。不要忘了，塞尔登冒险做出这么复杂的布局，是出于对贝丝的同情和怜惜。这样一改，塞尔登也显得变态了。

2、留学生（马丁）的国籍。在小说中，留学生是阿根廷人，在电影里被改成美国人。

塞尔登和马丁在伊格尔顿夫人家门口见面时，小说的描写是他们先用西班牙语对话，之后改用英语。而伊格尔顿夫人的拼字板上出现的是“aro”，西班牙语的“〇”。电影里，拼字板上出现的是德语的“圆”。这个微妙的差别在于：aro很容易看成是某个未完成的英语单词而被警方忽视，kreis（这是circle对应的德语单词，我没看清楚电影里出现的那个）则难以逃出警方的注意。当然，关键还不是这个线索会否提醒警方的思路，导致案情变化，而是塞尔登七十“尽量用每一种能想到的方式提示”马丁，不动声色的隐蔽当然必要。

3、小说里的塞尔登遭遇的车祸，在电影里消失了。

塞尔登是伊格尔顿先生（贝丝的祖父）的得意门生，也是贝丝父母的好友。在某次塞尔登夫妇和贝丝父母的出游中发生了车祸，除了开车的塞尔登，其他三人都遇难了。正是这场车祸，使得塞尔登与贝丝的关系显得很特别，类似于同病相怜的父女，又夹杂着愧疚感。有了这层关系，才能解释塞尔登为贝丝所作的一切。既悲凉又温馨，也呼应了为救女儿的卡车司机的行为——在小说中他是计划去死的，而在电影里，他只是打算杀害残疾儿，意外死亡。警长皮特森说：“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为了孩子，你愿意付出多少代价。”这句话（以及塞尔登与贝丝微妙关系的细节）提示马丁找到了真相。改编的电影放弃了对人性的关注，把哥德尔定理解释成与真相有关的噱头。电影里的马丁和塞尔登在大街上旁若无人地大声争论真相是否存在（仿佛数学家都是神经病），远不如小说里的塞尔登分析皮特森失误那么精辟：“因为他想相信。”

4、塞尔登与洛尔娜的关系。

电影里，塞尔登风流成性，老少通吃：伊格尔顿夫人、护士洛尔娜，可能还有贝丝。这样的角色定位，增加了马丁作为情敌的冲突感，对剧情（案情）的发展没有任何帮助。小说里，洛尔娜是一个侦探小说发烧友，曾经微妙地影响过某起谋杀案的判决结果——又是一个关于真相的有趣的思路。小说没有点明塞尔登和洛尔娜是否有过感情纠葛，在好几个地方，情节都巧妙地跳开了。一位数学奇才和一位普通护士在智力上的共同爱好（侦探小说）显然比他们在SM的爱好更有牛津味儿。

5、马丁和贝丝的关系。

小说里的贝丝另有恋人，乐队里的一位有夫之妇。两人的共同点是，都需要冲破家庭的束缚才能找到自己的生活。这是可信的，也有助于解释贝丝的杀人动机。在电影里，贝丝莫名其妙地爱上了马丁，鬼使神差地按照他的指示杀害了自己的母亲，然后在图书馆歇斯底里地冲他发飙……所谓悬疑片，是不是要把所有人物都搞成花痴才能讲出故事？

小说作者吉列尔莫·马丁内斯是位数学家，当然对数学的讨论要内行得多。不仅如此，作为牛津的访问学者，他笔下的牛津小镇风趣、温暖、智慧，传统而富有生气。即使连环罪案的发生，也没有在牛津上空形成阴影。罪犯不是变态的杀手，是绝望的可怜人；数学家不是狂人，是内心柔软的智者。小说里很多精彩的细节都在电影中消失了，包括全书最感人的一段话：

（结尾，塞尔登向马丁解释完案情）“是啊，即便在绝望中，她（指贝丝）也知道应该向谁求助。我不知道她相信的事情是否属实，我估计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了。她以前从未向我提起过。但也许是为了确保我会帮她，她打出了她的王牌。”说着，塞尔登从外衣内袋里掏出一张一折四的纸递给我。“我干了件可怕的事。”上面第一行这样写道，笔迹出奇的幼稚。第二行似乎是在绝望的情绪中加上去的：“求求您，我需要您的帮助，爸爸。”

      为了不枉费牛津一游，看了《The Oxford Murders》。当下无法给它贴上任何标签。侦探片、惊悚片、哲学片还是爱情片？

    直到前几天看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忽然意识到教授在牛津演讲中的思想家就是维特根斯坦。教授演讲之精彩和攻击性，就像一个伏笔，一个预言，使一切逻辑解体。然而你必须看到影片最后，才了解到这一点。所以把它当侦探片来看，必然要对结局蝴蝶效应式的解释表示失望和错愕，因为它使你前一个半小时所作的任何逻辑推理，都变得荒谬可笑和毫无意义。

-------------------维特根斯坦：逻辑是臆想，哲学是病态-------------------

       教授在演讲中描绘了一个哲学革命中神话般的英雄。

    维特根斯坦。鹰般独行，狂躁多疑，不参加任何团体，没有朋友，没有情人，没有婚姻。他是同性恋者，是抑郁症患者，自杀情结伴随终生。

    他应征入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不作战，却在战火纷飞中完成了《逻辑哲学论》手稿。被意大利人俘虏时，他正骑在炮筒上，用口哨吹着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的第二乐章。他似乎见不到周围的生灵的呼号和历史的悲剧。他自己的解释是：“是因为我有自杀倾向，而没有比战争更好的自杀方式了。”
    
    这本不到十万字的《逻辑哲学论》，一句“凡是可说的，都是可以说清楚的，凡不可说的，都应当沉默”，解决了一个时代不休的哲学争论。

    什么是“不可说的”？价值、宗教、想象、伦理，都是神圣的，不需，不可言说的，因为生命和思辨的形而上的感性经验，永远高于那些可以建立体系和方法的自然科学。

    维特根斯坦如是说，一个哲学家，就像被困在房间里的人，窗户太高爬不出去，烟筒太窄也钻不出去。可只要他一回头，就可以看见：原来大门是一直敞开着的。
 
   "不要想，要看！"。维特根斯坦潇洒从容的将哲学还原到了简洁单纯的最高境界。千百年的哲学家，从未想过哲学思辨逆向行驶，甚至解构，也会是一种升华。

   可他却是彻彻底底的反哲学斗士。“哲学在于语言的误用” ，“什么是哲学？是给苍蝇指出逃出捕蝇瓶的道路。”。他颠覆了整个哲学界的形而上学讨论，指出哲学问题的根源是一种病态，是神智不清的庸人自扰，是日常语言的误用，哲学家不过就是制造语言游戏的高级病人。“语言游戏”的观点也成为后现代“哲学家”用于解释与解构哲学问题，消解权威文化中心的万灵丹。

 -----------------------推理：没有“真相”---------------------------------

      科学是解放了形而上的信仰，却又挖了新的陷阱，使我们盲目的追求所谓的事实真相，对逻辑推理的套路化过度依赖。这和纯粹形而上的信仰，一样可悲。实际上，这个世界哪有什么事实真相？有的只是现象和对现象的解读。影片对制造“概念”和“事实”进行批判。他们就像“语言游戏”造就哲学问题一样，其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极端的讽刺。

 所以，与其从纯粹侦探影片的角度来审视它，我倒更想给他一个“解构逻辑哲学”的标签~

在长镜头下，剧中人孜孜以求的目标，剧中人实实在在的生活，剧中人横眉竖眼的姿态都只是一场闹剧……看客在长镜头外谈笑风生，欣赏着作品内波澜起伏的情节发展。
      
相对于蒙太奇，长镜头更擅长客观的表现情节发展，冷眼下的旁观即使融入了导演的隐性情感，也是一种整体风貌的表意行为，一种事物常态动作的完整动机揭示。没有剪辑的加工，长镜头更多强调生活的真实性，贬低情节的虚构性，通过瞬间性和随意性，不做任何解释的表现事物含义的多样性，让观众自行思考，自行选择。

以提倡真实、完整著称的长镜头在早期电影理论产生之时正好呼应了巴赞推崇的现实主义电影，通过粗糙的质感，避免严格限定观众的知觉行为，真实的复述了客观世界。此时的长镜头不是画面，不是影像，而是真实。
       
电影发展到如今，长镜头发挥的不仅仅是一种现实渐近线的作用，而是通过导演、摄像对其精准而严谨的移情布景、场面调度，追求一种情节、情绪的渲染和描摹，而非刻板的现实复制和影像化。一方面用真实的完整推动故事的情节发展，另一方面用画面的多义和暧昧性提高观众的深层次情感体验和气氛渲染。这两方面的作用一般由两种手段实现——运动长镜头和固定机位长镜头。
       
固定机位因其缓慢抒情的节奏，多被用来烘托环境和人物情绪，是一种暗藏汹涌的“以静制动”，侯孝贤《悲情城市》中文清和妻子听到兄长丧讯时的固定机位长镜头，于隐忍中彰显悲痛。库布里克《2001太空漫游》里开头长时间的黑屏固定镜头，展现的是人类本初的混沌形态。情绪的渲染作为隐性的抒情，在很多成熟文艺片中都有运用，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牛津谜案》中的运动长镜头，所以对固定机位长镜头不做过多阐释。
       
运动长镜头在很多好莱坞电影或成熟的艺术电影中时常用在故事开头或情节脉络发展的中端，通过隐性但又客观的场面调度推动情节发展，介绍故事背景。奥逊•威尔斯指导，拉塞尔•麦蒂摄影的《历劫佳人》在影片开头就通过复杂性度极高的长镜头，运用当时一切技术达到横移、升降、跟拍的效果，完美地于俯拍、平拍、特写间介绍了美国与墨西哥边境下混乱、肮脏的故事背景，影片开头特写的手榴弹被放在长镜头下的汽车中，长镜头下的每一秒都有着汽车爆炸的危险，如此牵动人心缺不做客观评价的刻画，也只有长镜头才能担当。类似的通过片头主人公的对话、运动、走位来介绍人物性格、故事背景的影片还有《蛇眼》、《好家伙》等影片，它们都通过从狭窄的空间内严谨而又有节奏感的空间调度使长镜头成为极为自然的点睛之笔，没有刻意的显露，于羚羊挂角间推动情节发展。说到情节发展，犯罪、悬疑片的情节发展更是重中之重，稍微一个动作的暗示也许就是最终谜底解答的关键。这种隐性的美学构想最好的载体当然是长镜头，在长镜头灵巧高明的场景人物调度中，暗藏着案件丝丝扣扣的线索与可能性。《牛津谜案》片头00:19:36—00:22:07的长镜头就是一种将出场人物之间的偶然与必然相串联的“长镜头”盛宴。为什么打引号，因为这是一个伪长镜头，仔细分析下还是看得出剪辑的痕迹。但是导演将之做成长镜头的形态也正是因为看中了长镜头“述而不作”的功能：
      
死者的女儿beth流下的暗藏玄机的眼泪；公交司机在Blackwell Bookstore买的书；小护士性急地叫到一辆出租准备离开；Martin同学遇到sheldom教授后仓皇的躲避；行走匆匆把怪异纸条丢进垃圾桶的sheldom教授；怒气冲冲回案发现场准备收拾细软回家的Martin。3分钟的长镜头将每一个犯罪嫌疑人有序的串联起来，人物关涉的偶然或必然，导演并没有指名道姓，而是将破案决定权交给了观众。缓慢的节奏、时空的连续统一、照相本体的记录功能，观众满怀期待，希望在后来的剧情中验证自己是否推测到了真相。
       
回归是否是长镜头的大前提，我认为这是至少由六个镜头拼接起来的伪长镜头：
                         
第一个镜头 00:19:35—00:19:54
Sheldonian Theatre剧场内横摇镜头的尽头出现beth暗藏玄机的眼泪，接着跟拍一名演奏人员径直走出Sheldonian Theatre，最后摄影机推向演奏人员的后背并移开。
       
由黑色后背形成的隐性剪辑早期在希区柯克的《夺命索》中就有所运用，全篇5处隐性剪辑有4处是由“后背剪辑”完成的。所以，很容易就能看出此处导演剪了一刀。
       
最近我正好去牛津。该段长镜头主要是在Broad Street完成的，所以我在Broad Street上没事晃了晃，发现Sheldonian Theatre的正对面并不是Blackwell Bookstore，如果摄像机由演奏人员后背直接推向公交司机，其中并没有剪辑，那么公交司机的地理位置变化根据电影画面来说，就是从Sheldonian Theatre门口径直走向对面的Blackwell Bookstore，但实地考查很容易就发现，Sheldonian Theatre正对面并没有Blackwell Bookstore，Museum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才是真正正对着Blackwell Bookstore的。所以我猜测，第二个镜头便是公交司机衔接着演奏人员的后背在Museum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的门口开始的。
                             
第二个镜头 00:19:55—00:20:21
公交司机从Museum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的内院走出，径直走向Blackwell Bookstore的门口。观众可能会问为什么导演不直接把公交司机安排在Sheldonian Theatre内院而安排在Museum of the History of Scince内院开始走位，我认为长镜头相对蒙太奇虽然是客观、记录性的，但仍然是摄影师或导演其有所偏爱的对场景进行选择性加工。Museum of the History of Scince正对着Blackwell Bookstore，统一时间内的直线路程更容易于简单明了中表现线索，如果从Sheldonian Theatre内院走向Blackwell Bookstore，人物弯弯曲曲的路程延长了一倍，拖延了拍摄节奏，不利于在有限的时空内表现浓缩的暗示。这是从整体角度考虑，从技术角度考虑，Sheldonian Theatre的院门是有台阶的，摄像扛着摄影机走楼梯很容易发生画面的不平衡晃动，而没有台阶的Museum of the History of Scince的院门显然更适合摄像的拍摄。
                             
第三个镜头 00:20:22—00:21:02
公交司机从Blackwell Bookstore外走向店内画面颜色发生了明显变化，由太阳光变成白炽灯的色温，公交司机的外套颜色由明变暗，这就是很好的证据，说明在书店内，又开始了新的镜头。有网友说这并不是理由，他们认为“摄像机不像人眼能迅速无缝切换，摄像机需要一个对白平衡和感光度进行重调的过程，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会有一闪的感觉，但实际并不是分开的剪辑。”我认为这并不构成理由，因为如果这是摄像重调过程才导致的，那Martin同学从书店内走到书店外，白平衡又需要从新调节，为什么这时的画面却没有颜色变化的？

第三个镜头正反面跟拍了公交司机、Martin同学、sheldom教授。是人物牵连最多的一个镜头，但纵观整个镜头，流畅自然，灵巧偶然中把3个人物顺连在一起，一点都不穿凿附会，足显导演和摄像的功力。也这偶然中的必然，必然中的偶然也正好应对了影片中sheldom教授在新书发布会上的一番言论 “There is no way of finding a single absolute truth, an irrefutable argument that might help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of mankind.Can we know the truth?“长镜头下的真实是有多义性和暧昧性的，客观的呈现真实导致的结果可能是有无数真实，因为它不限制，述而不作。所以，这就是长镜头运用在悬疑、犯罪片中的好处。
                           
第四个镜头 00:21:03—00:21:20
把纸条扔进书店外的垃圾桶后，镜头对准了教授行走的双脚，这又是类似“后背剪辑”的技巧，把全景换成特写，最容易混淆观众视觉，此时也是转换场景和镜头的绝佳时期。我在牛津闲逛的时候，从Blackwell Bookstore到Martin与sheldom教授相遇的The Bridge of Sighs，真实地理距离不是影片中1秒的瞬间。从Blackwell Bookstore所在Broad Street向东步行1分钟，再在十字路口向东拐向Catte Street才能看到The Bridge of Sighs。所以，sheldom教授的双脚在这里又成为了“真实的谎言”。
                         
第五个镜头 00:21:21—00:21:36
仍然是跟拍，不过这次是跟拍骑着自行车的Martin一人。不用我启发了，对，这又是“后背剪辑”技巧，只不过这次的“后背”变成了“蓝色卡车”， Martin骑自行车经过蓝色卡车时，蓝色卡车作为障碍物很好的起了“一叶障目”的功能，故事场景从Catte Street转换到了犯罪现场所在的民居，经过实地走位我可以负责任的说，The Bridge of Sighs所在的Catte Street附近没有民居，Martin骑车绕过蓝色卡车转弯的设计，就是为了转场换镜所用的。
                       
第六个镜头 00:21:37—00:22:07
Martin停好自行车路过一棵大树，一瞬间身影被大树阻挡，大树发挥的又是隐形剪辑点的障碍物作用。至于这里为什么要剪辑，我们下面再说。
        
镜头跟拍Martin走向民居后便舍弃了Martin这个跟拍对象，自成一视角，由平拍的地面飞向空中，径直伸向案发现场的窗户，从窗户进入案发现场，扫视完屋内状况后，画面终于定格在死者的脸上。至此，这个华丽的伪长镜头终于落下帷幕。
      
现在再来说说为什么导演会在Martin路过大树的时候剪辑，观众也许会认为这段没有剪辑必要，在这个伪长镜头里，剪辑大都是因为遇到地理长度障碍才只能割爱一剪。但这里显然没有地理长度问题，却有技术问题，这里的剪辑是为技术服务的。跟拍马丁骑车到停车，也许只需要轨道和斯坦尼康，但从地面飞向空中就必须用到吊臂这种大家伙了。在大树处剪辑，笔者认为是一种换器材的暗示，从地面飞上天，如果一直用轨道不可能实现，如果一直用吊臂又显得杀鸡焉用牛刀的多余。所以不如简单处用轨道，难处用吊臂。而这个简单与难处的切换正是大树的剪辑点。


附：《牛津谜案》00:19:35--00:22:07剪辑点简表
　　
序号 起点 形式 简述
1 19'54" 隐性剪辑 演奏人员径直走出Sheldonian Theatre， 摄影机跟拍其后背并移开。
　　
2 20'21" 隐性剪辑 公交司机从街外走进Blackwell Bookstore。摄影机跟拍其后背并移开。

3 21'02" 隐性剪辑 教授把纸条扔进垃圾桶，摄影机推向教授双脚并移向街角转弯处。

4 21'20" 隐性剪辑 骑自行车绕过蓝色卡车，摄影机推向卡车移入下一个画面。

5 21'36" 隐性剪辑 Martin被大树阻挡，摄影机推向大树移入居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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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地吸引力，发现自己半年前写的这个东西好傻，现在的电影，就算是长镜头，也很多是后期做的。我当时真的想多了。

很多话，看似故弄玄虚，其实都是有它的道理的，和情结的发展都有联系，只是不太容易被发现。
 
教授说：任意一个数列的下一个数，可以是任何的自然数，只不过难易程度不同，有些联系显而易见，有些却很难解释，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都能找到它们之间的联系。比如，1，2，3接下去可以是4，这就是一般人都知道的自然数列；但也可以是5，这就成了著名的费布纳奇数列。当然，1，2，3之后可以是任何一个数字，我们总能找到合理的解释，有时甚至是超越数学范畴的解释。教授这样说，其实也是一个伏笔，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假装在餐巾纸上写下第三个图案，而其实却是一片空白。因为当时第三起案件，更确切地说，第三次意外事故还没有发生，他要给自己留有余地。很多人会说这点很牵强，为什么他能预见到下一起事故和前两起有必然的联系。那么就看看他之前说的这段话吧，这就是偶然中的必然。每天都有人会死，即使他们之间毫无联系，聪明的人也能找到他们的共同点。也正是这个智慧超群的人，会左右别人的思维，让他的学生认为每起案件都有联系，从而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连环凶杀案。所以说，要制造这样的假象，不是运气问题，只是单纯的时间问题。
 
教授还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个世界上是否存在完美的犯罪（这种说法也就是通常在日本侦探小说中出现的完全犯罪），如果有的话，那么绝对不是那种解决不了的悬案，而是可以成功的扰乱视线并嫁祸于人的犯罪。到影片的末尾段，教授和学生的对质中，学生指出了教授的误导间接导致了最后一起惨案的发生，但与此同时，他又没有犯下直接的罪行，一切看似都是不可预料的。他用障眼法引导学生做出荒谬的推理，为的是掩盖最初的罪行，却又在不经意中引发了另外的悲剧。他的这一连串的行为，正是印证了他对于完美犯罪的定义。
 
教授对于学生的指责，只是轻描淡写地回应了一句：如果是我间接造成了最后的车祸，那么又是谁引起了最初的凶杀案呢？是你。如果不是你对她说，你可以像我一样自由，她就不会动手杀掉自己的母亲。很显然，是学生的话激发了死者女儿的杀人欲望，这就是一种心理暗示。世间万物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说不清楚是谁的某个举动引起了某个和他不怎么相关的后果。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应推论：太平洋上的一个蝴蝶挥动了一下翅膀，会不会引起南美洲的飓风？之所与对这句话记忆犹新，是因为在上Turbulence这门课时，老师正是用这个假设作为开场白的，当时觉得不可思议，看完了牛津凶杀案后，我倒是彻底理解这句话了。
 
举这几个例子，就是想说明，看这部电影是一定要全神贯注，不要以为那些和数学、逻辑有关的部分可以忽略，真正理解的话，就不会觉得剧情牵强了。所有的偶然，都可以理解为必然，这就是我看后最大的感触。

这是一部很考验观众推理能力的电影。
(没有足够的耐心、强大的好奇心和研究精神，就不要挑战了。)
像我这样的悬疑小说迷，看书总是柯南道尔、江户川乱步、横沟正史、亚莱克斯齐刚、阿加莎克里斯蒂等等，美剧中所有关于犯罪的什么识骨追踪、犯罪现场、犯罪心理之类统统跟进，我还是觉得电影里好像每个人都是凶手，电影中后期更是挫败感，我是不是根本没有看懂？

一切既然按照既定的规律运行，为什么如此深奥难以捉摸？
电影里赛尔顿教授关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讲座中，认为人们是不可能真正KNOW真理的，“不存在这样的真理，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找出一个绝对真理、一个毫无争议的命题，来帮助人们回答他们的问题。Philosophy therefore is dead。”教授给哲学判了死刑。
而年轻气盛又崇拜赛尔顿教授的留学生马丁，则相信圆周率、黄金分割线、费氏数列之类，认为“自然的本质是数学的，现实之中有一个隐藏的目的，一切都按照一个模式、一个计划、一个逻辑序列来安排的，甚至到最小的雪花，它的结构也包含着一个数学原理，因此，如果我们能发现数字的神秘意义，我们就会发现生命之意义了。”
这里让我联想到了《达芬奇密码》、《天使与魔鬼》之类充满着符号学与犯罪的悬疑小说。是的，这也是一件充满符号学、数学理论的系列谋杀案，但是从某些方面讲又是背道而驰的。

人们往往喜欢将偶然性和既定的规律挂钩，来暗示自己。
一切根本没有逻辑可循。就像电影中赛尔顿教授在讲座中对马丁所讲的：“数字也会撒谎……真正的真理不是数学，而是荒唐、混乱、随机性、无序性和深深的痛苦。”
看似是深奥的系列谋杀案，而一切出于偶然。四件凶杀案，大家猜猜有几个凶手？我觉得自己很罪过，就好像送别人一本书，把结局写在扉页了。
而这一系列事件的动机——所有的凶案都不能忽略动机，更是匪夷所思。根据蝴蝶效应，一只蝴蝶煽动翅膀，引起遥远国家的一场飓风。看似不经意的好感，引起一场灾难，不符合逻辑，又是符合逻辑。
“因为我们需要生命有意义，一切都按照逻辑走，而不仅仅是随机的，仿佛我们不是被命运操控着。但不幸的是，这和真理无关，这只是恐惧。”电影里的赛尔顿教授说。

在这里我其实是想讨论偶然性。人们喜欢将偶然性和所谓的逻辑联系起来，来暗示自己的命运。

然后我们再撇开这部电影谈点别的。
在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虽然这部书的主题是讨论爱与责任之沉重造就了生命中真切实在的意义，但是我们这里仅讨论一些无关的细枝末节），作者用了很多笔墨来描述男女主人公相遇的美好。
托马斯顶替同事出差（第一重偶然），下榻一家旅馆（第二重偶然，恰好是这一家），特蕾莎正好轮班（第三重偶然），和特蕾莎相遇时正好听到贝多芬的曲子（第四重偶然），特蕾莎下班后、托马斯乘火车离开前得以有一夜情的机会（第五重偶然），不久特蕾莎辞掉工作拖着行李去捷克首都找他（第六重偶然，因为特蕾莎幼年的不幸遭遇使得她是一个具有上进心的人，紧紧抓住这场改变命运的机会），两人ML之后特蕾莎发烧了导致她留宿在托马斯的家（第七重偶然，因为托马斯从未留宿过情人）。
这时候托马斯对生病的特蕾莎产生了联想，用了一个危险的比喻——仿佛她是一个婴儿，被放在篮子里沿河漂流至他的床榻之岸。关于什么圣经或者托马斯受过的教育什么的咱们暂不讨论，这个比喻让托马斯从内心深处接受了特蕾莎，就好像她是上天赐予他的礼物。
鉴于手头没有这本书，上文都是靠回忆写的，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读者见谅。
我们常常有这样的心理，这件事，这个人，这句话，一定对自己有什么意义。就好像是按照哪里来的逻辑接下来应该发生些什么，或者我爱上了这个人，因为他就好像是……balabala诸如此类。我们对未知命运的恐惧，使得我们希望事情总是有规律可行。那些电影的情节，那些小说的描述，不都是这样的吗？然后我们潜意识里认为一些事情可能按照既定的方向去发展。

这部电影颠覆了我过去那些年建立的逻辑分析能力。亦或者消灭了我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世界本来就是如此。
我要说的是，当人们将一连串的偶然事件视作命运的美好安排，亦或者认为这些偶然事件背后一定有什么规律，这会影响人们的认知，甚至左右人们的情感。

念叨了这么多，无外乎寂寞无人说话，所以自言自语。第一次写影评，批判者笔下留情。
总而言之，期待生命中的偶然事件，希望自己不会用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来逻辑化地体验爱情，用个通俗地比喻，好像被嚼过的甘蔗，对生活地体验成了第二轮的。

所谓说者无心听者有心。

讲这个故事饶了一大圈，看得真累。
另外，向伟大的图灵和Enigma致敬，所有关于解谜的故事都没有那段历史鲜活生动。

故事开始的时候，Hunt在阶梯教室里谈维特根斯坦，谈无法探寻的真相，然后Wood站起来说他相信可以把数学规律纳入人生，来作为一把钥匙，Hunt对这样的说法嗤之以鼻。接着，谋杀就发生了。
以凶手在现场留下奇怪的符号来看，我一开始以为这将会是一个类似数字谋杀案，人骨拼图之类的智力游戏，其中所谓的数学理论，或者混沌理论到最后不过都是一张光鲜的保鲜膜而已，而电影的模式则依旧是“导师指导年轻的英雄探寻圣杯”，而英雄在历经重重历险之后，才会发现圣杯和独眼巨人都在自己的身边。
由于一开始我就准确地猜测出了Hunt在整个故事中的标签角色，其之后唯一的兴趣就在于动机论了，而这也会决定整个电影的口碑，而当最后的谜底解开以后，我起码可以说一声：“有点儿意思啊！”于是这部解密电影也就可以脱颖而出了。
相比较于数列和哲学研究，蝴蝶效应也许成了整个电影中不那么无用的包装纸，某个无意义或者下意识的动作会酿成恐怖的后果永远不仅限于电影中，在我上高中时，某日我得知一个我不认识的学长被公安局逮捕了，只不过因为他的一个朋友某题开玩笑地谈起要实施一项犯罪行动，而这个学长也就开玩笑似得拟定了一份计划书，没有想到那个朋友真的以此为蓝图实施了。这可以作为一个蝴蝶效应的示范例本，让所有人都要注意千万不要随便说什么会导致未知后果的话。

数学上计算偶然率的公式：
P(A)=m(A)/n
就是随机事件包含的基本事件数除以基本事件总数.

牛津杀手讲的是发生在牛津大学的一系列谋杀案，由教授S和学生M联手凭借数字和逻辑试图找出真凶的故事。

故事俗不俗套，情节精不精彩暂且无视好了，至于那些个逻辑学和数字理论也都不在讨论范围，来玩人物Profile吧。

关于学生M
我坚决的认为，这娃从开始的纠结在俄狄浦斯情结（或者说三角关系情结）上，到最后通过案件的解决继而圆满的“弑父”，解决了性蕾期进入同性期时候留下的症结，这片讲的不就是这个么。

萌芽期的男童从对异性母亲感兴趣，而排斥同性父亲，形成三角关系的俄狄浦斯情结，到慢慢转而与父亲亲近，向其学习如何做个男人，进入同性期，从而圆满解决俄狄浦斯情结。

学生M对教授S的仰慕、追随、取悦、渴望被接受，体现了他与父亲近、接近父权的渴望。
而期间的发生争执、否定与奚落，又呈现出M排斥、报复同性父亲的一面。

剧中一段基于心理学上对罪犯的假定，这样说的：

“罪犯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掺杂着报复的渴望的混合体”
“还有强烈得多的归属你的世界的渴望，S,他希望你接受他，他在试着取悦你，好像他刚开始堕入爱河”
“心理学家认为罪犯是孤独活着、饱受压抑的同性恋”

你看，同样的怀着对教授S既渴望又排斥情结的M，也是难怪乎会被归入“嫌疑犯”了。


但假如由于某种原因，让性蕾期的男童无法顺利完成『心』到『性』的发展，留下未解决的症结，那么其长大之后，仍然会有意无意的徘徊在三角关系之中，常常结交已婚的年长女性，或是怀疑配偶有别的情人。

所以说学生M会别别扭扭的不停地闹三角关系，正是由于其在性蕾期进入同性期时遭遇到挫折，『心』到『性』的发展过程中有了停滞，无法成熟。

学生M一方面很害怕与异性长久的保持某种亲近关系，另一方面又本能的渴望。
当然M并不惧怕发生性关系，但是单单靠性关系并不足以让潜抑欲望共鸣，而Libido势必又会逆流。

于是这时候就需要一个母亲的替代角色，学生M的年长女友，曾经是教授S秘密恋人的护士L小姐，既成为了M借着『转换作用』的潜意识幻想的象征，又成就了M带有野心的愿望的实现。

审视一番之下，学生M排除了罗曼蒂克的重要性，选择英雄式冒险，目的是博得L小姐的青眯，从而战胜情敌，他的“父”——教授S。


尽管L小姐或他人都误解了M对教授S的暧昧情感，甚至最后在机场分道扬彪，但这都不过是学生M对抗欲望的一种意识上的防御性战术，理性的自我克制罢了。

嘿嘿～我这么说的证据么，你看，最后当M拿出教授S给他的那张空白答案纸时，他清楚的知道自己所期待的已经出现，并毫不犹豫的抓住了它，此时护士L小姐的存在与否，于他，也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

如果M只是怀有亲近渴望的暧昧，他完全可以把那个折成三角形的纸片当作教授S给的答案，但是他不，掺杂着报复的快感他摈弃了防御。

所以，不管如何暧昧，最终，俄狄浦斯，他要的只是战胜——这『弑父』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