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台儿庄

注：文章摘自互联网，窃以为有参考价值。

发生于1938年3月至4月的举世瞩目的台儿庄战役至今已经过去76年。漫长的76年过去，人们才渐渐明晰了当年发生的真实事情。这其中，汤恩伯居功卓著，却一直以来饱受诬责。这应当是很多误读中最不可原谅的也是最让人瞠目的误读。 事实上，误读不成其为误读，而是撒谎。 汤恩伯这个人一向是国民党中央军的嫡系主力将领，至始至终受桂系李宗仁排斥和诟病。在李宗仁的回忆录中，这种斥责有很多处，且大都出自国共决战的关键时刻。直至最后防守京沪杭的汤恩伯自然而然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草包司令、忘恩负义之辈!而且从来就没有人为此质疑过! 汤恩伯被丑化被污蔑，背后自然显现的是蒋介石用人不善。这样的指责自然大有市场，历来为党史军史的编撰者所重视。 李宗仁晚年口述回忆录称：台儿庄战役，在孙连仲部损失惨重，急需救援时，他“严令汤恩伯军团迅速南下, 夹击敌军, 三令五申之后, 汤军团仍在姑婆山区逡巡不进。”以至李宗仁“训诫汤军团长说, 如再不听军令, 致误戎机, 当照韩复榘的前例严办。汤军团才全师南下。然此时台儿庄的守军已伤亡殆尽。” 李宗仁回忆录里的这段话，被很多著作特别是影视作品所引用，被视为正统和真实。在李宗仁的“指导”下，不仅仅中央军溃不成军，汤恩伯等众多血性将领被“胆小怕事”、“保存实力”、“见死不救”，等等。 汤恩伯在台儿庄战役中军功何以显著? 汤恩伯在台儿庄战役中任第20军团军团长，辖三个军，总兵力7.2万余人，装备精良。1938年3月中旬，蒋介石将第20军团划归第五战区，参战台儿庄。 李宗仁给汤恩伯部下的第一道命令是：“第4师先头之一部，应即开滕县附近增援。”第4师随即前往滕县救援，在路上与日军第63联队遭遇，激战于龙山、虎山一带。 3月21日，李宗仁再次命令第20军团“应集中主力于峄县东侧及枣庄西北方焦山头附近一带山地，于3月24日拂晓全线开始进攻，务先击破峄、枣之敌，向临城、沙沟两地附近侧击……”第20军团也遵令，参与峄县、枣庄等地反攻。 显然，汤恩伯部对李宗仁的命令并无抗拒。 汤恩伯之所以未能立即开往台儿庄支援孙连仲，乃是事出有因——汤若径直南下，势必将使所部陷入日军夹击，非独不能支援孙连仲，反将牵累整个战局。故汤恩伯采取迂回战术，消除临沂方向的危险后，才南下台儿庄。此即行政院所说，“汤军团长恩伯指挥主力军队，迂回枣峄等处，侧击敌军，获取胜利之基础。” 以上可知，李宗仁对汤恩伯的指责，属于无中生有。 同属桂系领袖之白崇禧，晚年在台湾接受中研院访谈，曾明确言及：“汤恩伯司令用兵适宜，当敌攻击台儿庄之际，迅速抽调进攻峄县而逞胶着状态之兵力，反包围台儿庄之敌人与孙连仲部相呼应，同时，并调关麟征、周碞二部击破敌人由临沂派来解围台儿庄之沂州支队，于任务完成后，仍回师台儿庄，此为其用兵灵活、合适之处。” 台儿庄战役被贴上桂系标签，李宗仁的作用其实有限。 台儿庄战役开始阶段的滕县保卫战，参战国军为第2集团军第122、124师，此为王铭章指挥的川军。到了临沂保卫战，国军方面为第40、59军，这是庞炳勋、张自忠率领的西北军。 在关键的台儿庄保卫战中，与日军血战的孙连仲所部第2集团军，也属西北军。孙连仲4月5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连日激战, 结果第27 师仅余战斗员千余人, 第31师千余人, 第30师2千余人,独立第4旅2千余人。负伤官兵之未退出者, 誓与阵地偕亡, 杀声振天, 足寒敌胆……”战后统计，第2集团军伤亡2万余人,功勋卓著。 汤恩伯非但没有瞧不起这些“杂牌军”，反而主动与他们合作。如在滕县失守后，汤恩伯即命参谋官找到张自忠、庞炳勋，“双方确定了相互通信联络的具体办法，并决定由第二十军团兵站支援庞、张两军步机枪子弹40万发，以补充他们弹药的不足。” 汤恩伯与孙连仲的“里应外合”，更是制胜关键。正如历史学者韩信夫所言，“没有孙集团军在台儿庄坚持阵地战，便没有台儿庄的胜利;同样，没有汤军团在台儿庄侧背的运动战，也不可能有台儿庄的胜利。它们在台儿庄战役中一守一攻，相辅相成。” 李宗仁所属的桂军，李品仙的第11集团军、廖磊的第21集团军，奉命在津浦线南段一带坚守，防备、监视日军救援部队。在淮河北岸小胜日军的，是于学忠的51军，属东北军系统。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桂军固有其功劳，但远非主力。 战后论功行赏，孙连仲、汤恩伯、冯安邦等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其他参战将领，被授予四等宝鼎勋章、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勋章等，被授勋者无一人出自桂军。

一、影片大事记年表和政治影响

影片战斗场面特别是近战场面十分让人出戏，气势稍逊，细节有诸多可以再斟酌之处，特别是王铭章将军殉国镜头。但是本片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影片拍摄本身。

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二妻）飞到北京。在李宗仁重返大陆北京欢迎宴会期间，周恩来在给电影界这桌人敬酒时，专门对著名导演、北京电影学院院长成荫说：“成荫同志，今天李先生从海外回来，我看他有两件事今后可以拍成电影，一是1938年李先生指挥国民党杂牌军在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一个就是今天李先生归根。”后因为十年浩劫的爆发，此事无从谈起，但成荫导演从没忘记总理的话。

1982年，广西电影制片厂的编剧陈敦德来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成荫导演专门向他提到了此事，成荫说：“李宗仁先生是广西人，台儿庄战役时他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希望你将来回广西电影制片厂后，能配合我进行这部戏的拍摄。”同年，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田军利、费林军创作了剧本《血战台儿庄》并发表在了《八一电影》杂志上，主要讲述张自忠将军如何英勇牺牲于台儿庄战役（当然不是），因为与历史严重不符等其他政治原因，所以被束之高阁。

1984年4月成荫导演因病逝世。

1984年12月11日，作曲家杨少毅任职广西电影制片厂第一副厂长、党委副书记，主管艺术和生产。时任广西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陈敦德向杨少毅提出了拍摄“台儿庄大捷”的建议。

1985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他正式决定把“台儿庄大捷”拍成电影。

1985年2月，新华社报道了革命军事博物馆“抗日战争馆”中展出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抗日的内容。这鼓舞了杨光远并最终促使他下定决心

1985年3月，陈敦德以3000元的高价直接到北京从田军利、费林军手中买走了三年前张自忠将军的剧本。同时，经过时任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萧穆厂长同意，陈敦德又从八一电影制片厂“借”来了杨光远出任导演，萧穆厂长还同意杨导调用八一厂各方面的主创人员。

电影拍摄之前，有人就提出：“共产党怎么能去表现国民党抗日？而且还打了胜仗？”“我军三大战役还没拍完，怎么能先拍国民党抗日？”也有人担心：“拍这样的影片不仅经济上冒风险，政治上恐怕也难以通过。”八一厂的一些老同志好心地劝杨光远：“拍这个干什么，我们党的抗战题材还没拍完呢。”杨光远回答：“国民党军队抗战本身也是中国军队的抗战，这是抗日战争，不是党派之争。”杨光远的妻子汪友茂则坚定地支持他，对他说：“你想拍，就去拍，现在不可能再打成右派了。

1985年11月1日，国家电影局局长石方禹专门在北京京西宾馆主持召开了《血战台儿庄》的剧本座谈会，除了一些相关的领导和专家外，当年参战的郑洞国、郑庭笈、覃异之等前国军高级将领、李宗仁原秘书程思远先生也应邀出席会议。会议的最后，石方禹和所有与会人员均表态将全力支持影片的拍摄。

《血战台儿庄》的电影剧本在经过多方研讨，前前后后17次修改定稿之后，终于投拍。

1986年2月5日，广西电影制片厂《血战台儿庄》摄制组正式成立。

1986年2月16日，大年初六，大小9辆汽车，满载着摄影器材和各种物资，浩浩荡荡地开赴山东外景地。导演翟俊杰制订了选角六原则，对影片角色选定贡献很大，影片的历史角色还原度高。122师师长王铭章一角就是由翟俊杰导演自己扮演的。此后，翟俊杰导演三拍“长征”，力排众议起用了早年有“奶油小生”之称的唐国强来饰演教员，是中国影视史上第一次打破了必须由特型演员饰演领袖人物的惯例。邵宏来（2017年7月19日去世了享年84岁）是青岛话剧团演员、国家一级演员，1981年在电影《南昌起义》中出演陈独秀而一举成名。他毛遂自荐给导演杨光远写信希望扮演李宗仁。退伍军人赵恒多是蒋介石的特型演员，除了本片之外，他也参演了《大决战》三部曲、《肝胆相照》、《吉鸿昌》等作品。赵恒多2001年因癌症病逝于北京。在本片中饰演日本陆军中将矶古廉介的青岛话剧团演员董骥，后来在1994年《三国演义》中出演被诸葛孔明骂死的王朗，董骥于2009年11月26日因病逝世。

济南军区政委迟浩田专门派济南军区步兵营协助参加《血站台儿庄》的拍摄。本片的特邀顾问是当年曾以新闻记者身份亲历“台儿庄大捷”的荷兰籍新闻纪录片电影导演伊文思，他提供了当年战场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作为参考资料，影片中部分场景就取材于这部纪录片的真实镜头。中国军事科学院也对影片的拍摄工作给予了大量的文献和历史资料等方面的帮助。

1986年6月，李宗仁在美国定居的独子李幼邻（正妻李秀文所生，1993年5月去世）回国探亲，得知《血战台儿庄》已经杀青消息后，迫不及待的请求看样片。李幼邻看完后握住邵宏来的手，激动地说：“太像我父亲了，太像我父亲了！”

1986年9月15日，《血战台儿庄》完成了送审的混录双片。

1986年10月22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分管意识形态的习仲勋、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等到电影局，审查影片《血战台儿庄》。

为了预防不过政审，杨光远带了一本《毛主席语录》去参加审片会，因为上面写着：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最终《血战台儿庄》暂时通过了审查。习仲勋紧紧握住杨光远的手说，谢谢你拍了这部好影片。

1987年1月17日，广西电影制片厂曾接到过停止洗印与发行影片《血战台儿庄》的通知。

1987年2月18日，广西电影制片厂又接到电影局传达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该影片发行的指示。内容有三点：1.今年是台儿庄战役49周年，该片可以在全国发行放映；2.有人提出要在片头添加一段毛泽东语录。可以不加。3.有人提出要删掉影片中“蔣介石不怕日机轰炸”的细节。删或者不删，由艺术家们自己去决定。

1987年6月11日开始，《血战台儿庄》在香港、澳门的16家影院举行联映。时任台湾“中央通讯社”香港负责人的谢忠侯（公开身份是记者）观影后，立刻给蒋经国致电：“我刚才看了中共在香港上映的一个抗战影片，讲的是国军抗战打胜仗的，名叫《血战台儿庄》，里面出现了先总统的形象，跟他们以前的影片形象不同，这次形象是正面的。”蒋经国听后十分震惊，于是指示谢忠侯说：“找一个拷贝来给我看看。”

1987年7月，适逢“卢沟桥事变”50周年，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经过请示中央同意后，复制了一盘影片的录影带给了谢忠侯。蒋经国看完《血战台儿庄》以后，说：“这个片子有几点是可以的，第一共产党认为我们是抗日的；第二，对我父亲是正面报道，没有抹黑和歪曲他。看来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有所调整，我们相应也要作些调整。”蒋经国不仅自己看了这部影片，还把它推荐给了宋美龄和国民党中常委观看。据说宋美龄“连看了两遍”。

当年在台儿庄战役中坚守阵地的池峰城将军的妻子和儿子，也专程来大陆感谢导演杨光远，因为影片表现了池峰城将军的英勇抗日形象，没有因为后来池峰城将军打内战而贬低他，这令家属十分感激。

一位侨居海外的原国民党将领说：“中国共产党有这样的胸怀来拍摄台儿庄大战，了不起！”

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阎明复对杨光远说:“你这部电影抵我们好多年统战工作,我一定要把这部片子送到台湾去。”不久，台湾有关部门购买了电影《血战台儿庄》和电视剧《最后一个冬天》（解放成都）的版权，在台公映。

1987年11月，蒋经国终于决定同意放国民党部队老兵回大陆探亲，海峡两岸同胞在骨肉分离了近40年后终得乡愁变重逢，从而揭开了海峡两岸互动往来的新篇章，电影《血战台儿庄》对此功不可没。程思远谈起此事时非常激动，也赞赏广西电影制片厂为该片所作的贡献，欣然为其题字：“精心策划，促进统一。”

《血战台儿庄》成功之后，广西电影制片在1994年又推出了《铁血昆仑关》，被视为《血战台儿庄》的姐妹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观看。

《血战台儿庄》是新中国成立后，客观还原国军正面战场英勇抗战的开山之作，第一次在银幕上正面描写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正面形象，开启了台湾与大陆之间在影视作品中互相贬低和黑化现象的改变进程。

《血战台儿庄》当年特批拍摄经费240万元，实际耗时四个月、只花了180万，所有演员是没有片酬的，翟俊杰因为又导又演剧组给他30块钱，他买了两条烟，大家一起抽了。快40年过去了，如今影视拍摄技术突飞猛进，新拍大片经费都以“亿”为单位，演员片酬天价，又拍出了什么呢？暂时还没有其他国产影片在内涵和影响方面超过本片，本片出道即巅峰，为什么？因为在经济大潮冲击下很多文艺工作者丧失了原则和信仰，后辈们没有本片的胸怀和格局，没有胸怀谈什么高度？没有格局谈什么深度？本片拍摄之前程思远就曾说过:“未来的这部影片，将拍出两个人物的形象:一个是在银幕上拍出国民党官兵当年抗战的形象；另一个是在银幕后的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博大、高瞻远瞩、实事求是的形象。”

《血战台儿庄》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对烈士的尊重，没有神功神剧，没有胡编滥造，没有美女，没有恋爱，是严肃的历史题材军事战争电影。时代已久远，英雄已故去，故地已面非，但是，史料还在，精神还在，信仰还在！珠玉在前，后辈赧颜！

2011年9月11日下午，导演杨光远在北京病逝，享年81岁。

二、滕县保卫战、王铭章将军的后人

滕县（今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保卫战是徐州会战和台儿庄战役的序幕战，徐州会战的指挥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高度评价说：“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

1938年5月9日在武汉，国民政府为藤县保卫战中殉国的王铭章将军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蒋介石亲自参加，并送了挽联：“执干戈以卫家邦，壮志不还，拼将忠忱垂宇宙;闻鼓鼙而思将帅，国殇同哭，忍标遗像肃清高。”教员、吴玉章、董必武等人为王铭章送了“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增光”的挽联。

接到死守滕县的命令后，王铭章立刻昭告全城将士：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王铭章命727团长张宣武将滕县南北门堵死，东西门暂留，保证交通，但是要时刻做好堵死的准备。王铭章向其长官孙震发完诀别电报后，下令砸掉电台，后在位于今天山东滕州西关电灯厂附近巷战中被日军机枪流弹击中，身中七弹、壮烈殉国，时间是3月17日下午三时，时年45岁。一同殉国的还有一同作战的参谋长赵渭宾、副官长罗甲辛、少校参谋谢大埔、第 124 师师参谋长邹慕陶及随从 10 余人。王铭章将军牺牲后，在没有统一指挥情况下，城内国民党军将士依然顽强和日军展开激烈巷战，誓死守土。

自1938年3月15日傍晚日军进抵滕县城附近开始，至3月18日城陷的4天中，守城将士自王铭章以下3200余人除少部（200余人左右）从北门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国军共击毙日军两千余人。滕县县长周同一，得知王铭章将军已殉国、日军攻入滕县之后，坠城自杀，城内300余名无法转移的重伤员，在城破后用手榴弹和子弹或与日军同归于尽，或自杀殉国，无一人投降，誓死不做亡国奴。由于日军在藤县损失惨重，日军进城后开展了南京一样的屠城式大屠杀。

王铭章将军在生前曾说过： “誓以必死报国，将积年薪俸所得酌留赡家及子女教育之用，余以建立公用事业”、“我很有决心在新都办一所学校，为家长谋利”。王铭章将军血战滕县牺牲后，其妻叶亚华女士秉承将军遗志，以一万两千元的将军阵亡抚恤金做为办学经费，于1941年9月在新都出资创建创办了铭章中学，并参与校务管理，以此来纪念将军，告慰英灵。解放后铭章中学改名“新都中学”，后改为“四川省成都市新都第一中学”并沿用至今。

逝者长已矣，活人谁人闻？叶亚华和王铭章将军后人呢？

王铭章有正侧二妻，大夫人周华玉，育有三子两女：长女王道纯、长子王道鸿、次子王道义、三子王道纲、幺女王道洁。二夫人叶亚华，曾育有两子，均夭折，之后把周华玉把三子王道纲过继给叶亚华（王叶亚华）。1949年王道鸿、王道义、王道洁留在大陆……（我只能写省略号了，脑补吧，“运动员”、“狗崽子”、“反动军阀地主后代”懂吗？）。嫡长子王道鸿在1940年代与原国民革命军24军参谋长陆军少将汪云翔(号紫渊)长女汪慧仙成亲，1948年诞下一子王德明。王道鸿50年代下放阿坝州南坪县教书。 1950年代汪慧仙因伤寒不治去世后，幼子王德明孤苦无依，由外婆汪云翔遗孀樊镜容女士抚养成人。70年代王道鸿结束下放，1984年从阿坝南坪县退休回到成都，后去世。次子王道义在父亲的影响下参了军，复原后回到湖北参与国家水利建设工作，因工作表现优秀，撑过十年浩劫，以赤壁市陆水试验枢纽管理局经济师身份退休，因成分问题，工资永远最低，王道义直到去世时工资才1050元/月。长女王道纯在特殊年代蹲过黑牢，婚后育有一子，改姓孙，后上山下乡运动中成为下乡知青。孙某的生父曾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派往东北的接收大员，后由台湾去了美国，1991年父子才辗转相认，十分曲折。幺女王道洁婚后育有两子一女：刘从远、刘恒志、刘娅玲，无资料可查。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二夫人叶亚华特殊身份，千艰万难……

1951年，“镇反运动”时，叶亚华有五大罪状：一是国民党反动军阀的小老婆。二是十恶不赦、剥削人民血汗大地主的女儿。三是身为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臭知识分子。四是其属于妄图颠覆红色江山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五是其属于潜伏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

1953年，走投无路之下，叶亚华以到香港探亲为由，带着过继的三子王道纲风餐路宿先到香港，再逃入澳门。到澳门的叶亚华已经身无分文，无奈上街乞讨。她手拿一张纸牌上写到:“我是王铭章上将遗孀……”在一片质疑其为骗子的声音中，大小媒体顿时争相报道。台湾方面知悉后，蒋介石命令将母子俩接到台湾、安排工作。因叶亚华女士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到台湾后担任空军文学课程的教官，军衔是准尉。叶亚华在台湾生活期间，把蒋介石为王铭章所作的墨宝全部做成匾额，供奉在家里的祠堂。

王叶亚华女士终生未改嫁。

1984年9月1日（注意时间），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王铭章为革命烈士。

1984年9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对其遗属颁发了烈士证书。

1984年王铭章将军被大陆追认烈士后，长子王道鸿是执证人，包括住在重庆的王道洁都领到了“光荣烈属”牌，但是住在湖北赤壁的次子王道义却没有，因为王铭章是四川人，王道义是湖北人。直到2015年7月28日，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王道义遗孀白光莲女士才领到迟到了30年的“光荣列属”牌。

2005年，年近百岁的叶亚华女士和儿子王道纲(黄埔军校25期)叶落归根，定居四川成都。

200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建川博物馆正式开放。建川博物馆全称为成都市建川博物馆聚落，由民营企业家樊建川创建，位于中国博物馆小镇—大邑县安仁镇迎宾路，占地500亩，建筑面积近10万平方米。中国壮士群雕广场位于博物馆聚落入口的中国壮士群雕广场，有中国壮士雕塑219人，他们是民国二十年至民国三十四年（1931年—1945年）的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全民族抗日将士英雄的群体形象。其中，就有王铭章将军的全身立像。

2009年3月16日是滕县保卫战71周年，王铭章的子孙以及儿媳一行14人来到大邑县建川博物馆，代表王铭章98岁高龄的遗孀叶亚华向博物馆捐赠了7块刚从台湾带回来的词匾，其中3块有蒋介石的亲笔题词，分别书写“民族光荣”、“死重泰山”、“烈比睢阳”。

叶亚华去世后，王铭章将军唯一健在的三子王道纲终身未娶,一心向佛，在台湾台北新北寺生活，法号恺因，但他每年仍会回成都看望父亲陵墓。

2013年，台儿庄大捷75周年，王铭章将军的塑像在滕州隆重举行揭幕仪式。每年的3月17日，都有全世界各地的王铭章将军的亲友回成都的将军墓前祭扫。

世人都晓台儿庄，谁人记得王铭章

藤县壮烈保徐州，不负青天不负川

世人终晓王铭章，谁人记得遗子孀

怨夫忠憨诉离殇，报国容易抱儿难

王铭章率川军将士和守城将士在奋力杀敌之时，苦苦盼望的援军汤恩伯的第20军团在哪里呢？其实早在3月16日，汤恩伯的先头部队2000多人就已经抵达藤县以南20公里处的官桥，据说刚下火车就被日军打退了，“溃不成军”。为什么只派2000多人？我相信，在泉下，王铭章应该已经问过和问候过汤恩伯了。汤恩伯本来有机会在藤县和王铭章将军夹击日军，但是积极避战消极抗战的汤恩伯却提出要“侧击日军”，直接导致了王铭章所部孤军无援，最终全部壮烈牺牲。

在3月30日，也就是台儿庄激战已经持续了7天之后，汤恩伯才“火速”到达台儿庄东北25公里的兰陵镇。

日军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担心濑谷支队受到围攻，于是从攻临沂的部队中抽调了4千名精兵，由坂本顺支队长率领增援台儿庄，并进至兰陵镇一线。积极避战消极抗战的汤恩伯再次决定撤退。

汤恩伯手握18倍于敌的强大兵力（第二十军团兵力达到7万2千人）在面对4千日军时不发一枪就转身逃跑，这简直是张学良尚未谋面的弟弟阿。

日军退守峄县一线防御后，蒋介石和李宗仁都下定决心，必须将濑谷支队残存的一半人马聚歼于峄县。前提就是汤恩伯要出力抗日，可是汤恩伯呢，一旦遭遇日军抵抗，就会立即“转移侧击”。

关于台儿庄战役中汤恩伯的表现推荐看这篇文章：姜克佬：台儿庄东战场战斗综述。需要注意的是，文章中这个人叫姜克实。

本来我想写一下汤恩伯的，懒了，算了，浪费笔墨。

三、刚才太沉重了，顺带写一下矶谷廉介活跃一下气氛

清末民国初年，日本最大的特务头子叫青木宣纯（1859-1924），也被视为日本谍战的鼻祖。青木宣纯1859年出生于日本宫崎县，为旧日向国 佐土原藩士 青木新藏之子。幼名平太郎，后改名宣纯。青木自幼爱读《三国志》，后来对中国发生兴趣亦缘于此书。青木宣纯的门徒被称作青木系。青木宣纯当年创立了一个专门培养特务的机构：青木公馆，培养出了近代日本第二代特务坂西利八郎等人。坂西利八郎的门徒叫做坂西系，培养了日本的第三代特务，比如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本庄繁等，都出自坂西利八郎的门下。所以，冈村宁次只能算是徒孙辈。青木宣纯的女婿就是矶谷廉介。在这一点上，他的同班同学牛岛实常跟矶谷廉介一样都是取到了好老婆。我怀疑两个人在找对象这事儿上肯定深入探讨和交流过，牛岛实常老婆的两个哥哥分别是畑英太郎和畑俊六，感兴趣的自己查查他这两个大舅哥吧。

矶谷廉介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参加日俄战争。1915年陆军大学毕业，后历任第一师团参谋长、陆军省人事局副课长、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1935年任驻中国使馆武官，为日军著名的“中国通”。1936年(昭和11年)3月23日就任军务局长，全力平息二·二六事件带来的影响。同年12月晋升为中将。1937年3月，被任命为第十师团长。七七事变后出征华北。

除了青木宣纯女婿这个身份很多人不知道之外，矶谷廉介和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安藤利吉、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永田铁山、牛岛实常、林大八等居然都是同班同学。他们都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步兵科，日本军国主义称呼他们为“荣耀16期”。陆军士官学校培养了数量庞大的军官，成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的中坚力量，而第16期步兵科毕业的这批学生，则组成了昭和军阀和侵华日军的核心。日本战败后，陆军士官学校也被关停。

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这三个人合称三羽乌。这个三羽乌有点类似于三杰的意思。第21期的石原莞尔、横山勇、饭村穣后来也被人叫过三羽乌，但是跟着三位比起来，不是一个量级的。三羽乌中以永田铁山为首，他是统制派的领袖，号称日本陆军第一大脑。永田铁山跟日本侵华有着直接关系，是日本走向外侵军国主义过程中的重要推手，永田铁山创办的二叶会和之后的一夕会几乎囊括了所有的甲级战犯，后来侵华日军的中高层大部分也都是永田铁山的人。可以说永田铁山是日本战犯协会总会长。九一八事变其实是永田铁山幕后总策划，石原莞尔和土肥原贤二则是执行人。1935年8月12日，陆军皇道派低级军官相泽三郎携刀刺杀了正在办公室的统制派领袖永田铁山少将，幸好他死的早，历史没有假设。永田铁山是矶谷廉介所有同学里最厉害的。

矶谷廉介同班同学里最倒霉的就是林大八。主要是名字没起好。林大八（1886-1932）的祖父林源太兵卫是山形县庄内藩士，父亲是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旧3期的日本陆军少佐林秀芳。林大八早年就读于东京陆军幼年学校，后又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步兵科。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金泽第九师团被编入日本上海派遣军序列，前去增援苦战的海军陆战队。2月14日，林大八带领步兵第7联队在上海港、吴淞码头登陆。3月1日，在第三次向国民党十九路军第61师第121旅镇守的江湾镇韩家塘阵地发起进攻时，被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击毙，追赠陆军少将。林大八来到中国，出道即巅峰，game over。这就是矶谷廉介同学里面，既没有好老婆、又没有好老丈人、又没有好大舅哥，更没有好二舅哥的下场，从任何一个方面，他都是一个反面教材，包括取名字。

台儿庄战役里，矶谷廉介的猪对手、神队友汤恩伯是1924年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8步兵科，1926年毕业的，算是校友。虽说当年日本陆士也不怎么样，但是看看汤恩伯我们就知道，后面的教学质量就更差了）。台儿庄要不是他同学板桓征四郎派兵从积极避战消极抗战的汤恩伯七万大军手里如探囊取物一般救出了矶谷廉介，矶谷廉介可能在台儿庄就交代了。

1938年6月，矶谷廉介接替东条英机被任命为关东军参谋长。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和苏联红军在中蒙边境打响了历时135天的“诺门罕战役”。在朱可夫的指挥下，苏联远东军以一个装甲集团军大败两个师团的日本关东军。战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和参谋长矶谷廉介被撤职。矶谷廉介因为在诺门坎战役中作战不力，致使日军第23师团全军覆没而被撤职，转为预备役，雪藏两年，别担心，人家后台硬着呢。

1941年12月8日，日本在偷袭珍珠港的几个小时之后，日军中将酒井隆便指挥第38师团从深圳进攻香港。18天后，香港沦陷，港督杨慕琦宣布无条件投降。起初，日军在香港成立了所谓“军政厅”，由酒井隆出任最高长官。1个多月后，在日本外务大臣东乡茂德的推荐下，1942年2月20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任命矶谷廉介为香港第一任日占期总督。看到没有，矶谷廉介的同学都知道他打仗不行，这回仗都找别人给你打完了，你直接去当一把手就行了，啧啧啧。因为东条英机是板桓征四郎的心腹，而板桓征四郎和矶谷廉介又是同班同学，所以他的故事一再提醒我们，要想事业好：你要么有个好老婆、要么有个好同学。矶谷廉介担任香港日占期总督2年零10个月之久。

1944年12月，矶谷廉介调任台湾行政司长，当时的日占期台湾总督是谁啊？安藤利吉啊——矶谷廉介的又一位好同学，跟他一样，俩人都是12月上任。但是，早在1939年12月，也就是矶谷廉介和安藤利吉才混到台湾肥差之前的5年，矶谷廉介的另一个好同学牛岛实常就已经接替玉友雄出任台湾占领军司令官了，因为当时牛岛实常的二舅哥畑俊六正担任日本陆军大臣，而且二舅哥畑俊六已经也出任过台湾占领军司令官，所以呢矶谷廉介好同学牛岛实常又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大舅哥（包括二舅哥三舅哥以此类推啊，哈哈）其实比老丈人给力，因为大舅哥跟你岁数差不太多，能帮你的时间更长，老丈人是能帮你的更早，各位课代表要注意学习侧重点。

继续说回矶谷廉介的另一个好同学安藤利吉，安藤利吉1946年4月19日于中国上海日本战犯监狱写完了给同学冈村宁次的遗书后畏罪自杀，安藤利吉同学不仅是末代台湾总督（第19任），又创了了第一：他也成为了在中国境内自杀的日军最高将领。

1946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军事法庭以战争罪审判矶谷廉介。1947年矶谷廉介被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49年从2月开始被关在巢鸭监狱服刑，1952年8月被假释，1967年死在日本，矶谷廉介活了81岁，矶谷廉介比他所有的同学都长寿，而且还是善终……所以他的故事还告诉我们，如果你的事业比不过别人，那么就活得比他们长吧。

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宣布“解严”。从此，台湾“军宣片”退出历史舞台。

同年，对岸推出了一部主旋律影片《血战台儿庄》。此片的问世充满波折且意义非凡。

1965年，李宗仁从海外归来，周公亲自到机场迎接，还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

宴会上，有一桌嘉宾是电影界人士。敬酒时，周公对著名导演、时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成荫说：“成荫同志，你拍过《西安事变》，今天李先生从海外回来，我看他有两件事今后可以拍电影。一是1938年李先生指挥国民党杂牌军在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一个就是今天李先生归根。”

遗憾的是，成荫1984年辞世。

李宗仁也早于1969年逝世。

PS：1966年，李宗仁原配过世后，他续弦娶了护士胡友松。胡友松是胡蝶的私生女（有传闻说生父是戴笠），命运颠沛。真是造化弄人呀。

1985年，广西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陈敦德开始打磨剧本《血战台儿庄》，前后修改17次才定稿开拍。

李宗仁的儿子李幼邻在美国获悉后，马上赶回探视。刚一落地，他就对接机的陈敦德说：“先不去宾馆，你现在就带我去看《血战台儿庄》。”

征得国家电影局领导的同意后，李幼邻在陈敦德的陪同下观看了《血战台儿庄》的“台词双片”（即没有音乐剪辑合成的样片）。

看了不到10分钟，李幼邻眼泪直流。

1986年4月，《血战台儿庄》在香港首映。台湾“中央社”驻港负责人谢忠侯当晚给蒋经国打电话说：香港上映了一部抗战影片，讲的是国军抗战打胜仗的，名叫《血战台儿庄》，里面出现了令尊的形象，这次是正面的。

蒋经国很是震惊。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谢忠侯拿到了一盘录影带，飞回台北。宋美龄、蒋经国及国民党中常委的全体人员一起观看。

看完后，小蒋流泪说：“从这个影片看来，大陆已经承认我们抗战了。这个影片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看来，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有所调整，我们相应也要作些调整。”

1987年，台湾开放国民党老兵回大陆探亲。随即，国务院出台了支持台商在大陆设厂的政策，遥相呼应。

台商纷纷来大陆投资建厂，其中有一个人叫郭台铭。31年后，已成台湾首富的他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历史呀，真是难料。

注：文章摘自互联网，窃以为有参考价值。

发生于1938年3月至4月的举世瞩目的台儿庄战役至今已经过去76年。漫长的76年过去，人们才渐渐明晰了当年发生的真实事情。这其中，汤恩伯居功卓著，却一直以来饱受诬责。这应当是很多误读中最不可原谅的也是最让人瞠目的误读。 事实上，误读不成其为误读，而是撒谎。 汤恩伯这个人一向是国民党中央军的嫡系主力将领，至始至终受桂系李宗仁排斥和诟病。在李宗仁的回忆录中，这种斥责有很多处，且大都出自国共决战的关键时刻。直至最后防守京沪杭的汤恩伯自然而然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草包司令、忘恩负义之辈!而且从来就没有人为此质疑过! 汤恩伯被丑化被污蔑，背后自然显现的是蒋介石用人不善。这样的指责自然大有市场，历来为党史军史的编撰者所重视。 李宗仁晚年口述回忆录称：台儿庄战役，在孙连仲部损失惨重，急需救援时，他“严令汤恩伯军团迅速南下, 夹击敌军, 三令五申之后, 汤军团仍在姑婆山区逡巡不进。”以至李宗仁“训诫汤军团长说, 如再不听军令, 致误戎机, 当照韩复榘的前例严办。汤军团才全师南下。然此时台儿庄的守军已伤亡殆尽。” 李宗仁回忆录里的这段话，被很多著作特别是影视作品所引用，被视为正统和真实。在李宗仁的“指导”下，不仅仅中央军溃不成军，汤恩伯等众多血性将领被“胆小怕事”、“保存实力”、“见死不救”，等等。 汤恩伯在台儿庄战役中军功何以显著? 汤恩伯在台儿庄战役中任第20军团军团长，辖三个军，总兵力7.2万余人，装备精良。1938年3月中旬，蒋介石将第20军团划归第五战区，参战台儿庄。 李宗仁给汤恩伯部下的第一道命令是：“第4师先头之一部，应即开滕县附近增援。”第4师随即前往滕县救援，在路上与日军第63联队遭遇，激战于龙山、虎山一带。 3月21日，李宗仁再次命令第20军团“应集中主力于峄县东侧及枣庄西北方焦山头附近一带山地，于3月24日拂晓全线开始进攻，务先击破峄、枣之敌，向临城、沙沟两地附近侧击……”第20军团也遵令，参与峄县、枣庄等地反攻。 显然，汤恩伯部对李宗仁的命令并无抗拒。 汤恩伯之所以未能立即开往台儿庄支援孙连仲，乃是事出有因——汤若径直南下，势必将使所部陷入日军夹击，非独不能支援孙连仲，反将牵累整个战局。故汤恩伯采取迂回战术，消除临沂方向的危险后，才南下台儿庄。此即行政院所说，“汤军团长恩伯指挥主力军队，迂回枣峄等处，侧击敌军，获取胜利之基础。” 以上可知，李宗仁对汤恩伯的指责，属于无中生有。 同属桂系领袖之白崇禧，晚年在台湾接受中研院访谈，曾明确言及：“汤恩伯司令用兵适宜，当敌攻击台儿庄之际，迅速抽调进攻峄县而逞胶着状态之兵力，反包围台儿庄之敌人与孙连仲部相呼应，同时，并调关麟征、周碞二部击破敌人由临沂派来解围台儿庄之沂州支队，于任务完成后，仍回师台儿庄，此为其用兵灵活、合适之处。” 台儿庄战役被贴上桂系标签，李宗仁的作用其实有限。 台儿庄战役开始阶段的滕县保卫战，参战国军为第2集团军第122、124师，此为王铭章指挥的川军。到了临沂保卫战，国军方面为第40、59军，这是庞炳勋、张自忠率领的西北军。 在关键的台儿庄保卫战中，与日军血战的孙连仲所部第2集团军，也属西北军。孙连仲4月5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连日激战, 结果第27 师仅余战斗员千余人, 第31师千余人, 第30师2千余人,独立第4旅2千余人。负伤官兵之未退出者, 誓与阵地偕亡, 杀声振天, 足寒敌胆……”战后统计，第2集团军伤亡2万余人,功勋卓著。 汤恩伯非但没有瞧不起这些“杂牌军”，反而主动与他们合作。如在滕县失守后，汤恩伯即命参谋官找到张自忠、庞炳勋，“双方确定了相互通信联络的具体办法，并决定由第二十军团兵站支援庞、张两军步机枪子弹40万发，以补充他们弹药的不足。” 汤恩伯与孙连仲的“里应外合”，更是制胜关键。正如历史学者韩信夫所言，“没有孙集团军在台儿庄坚持阵地战，便没有台儿庄的胜利;同样，没有汤军团在台儿庄侧背的运动战，也不可能有台儿庄的胜利。它们在台儿庄战役中一守一攻，相辅相成。” 李宗仁所属的桂军，李品仙的第11集团军、廖磊的第21集团军，奉命在津浦线南段一带坚守，防备、监视日军救援部队。在淮河北岸小胜日军的，是于学忠的51军，属东北军系统。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桂军固有其功劳，但远非主力。 战后论功行赏，孙连仲、汤恩伯、冯安邦等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其他参战将领，被授予四等宝鼎勋章、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勋章等，被授勋者无一人出自桂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