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1995

        伴随着喧嚷的铜管乐，狂欢的人群反复这样吟唱：“这是正午的阳光吗？还是子夜的阳光？光从天上照射下来，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这段歌词几度出现在《地下》一片的高潮段落中，可作为电影主题的一个注脚。
        《地下》里有两个截然区分的世界：地上的世界经历着真实的历史风云变幻，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目睹着残酷的现实，见证了一个国家的解放和解体；地下世界则自成一体，基本与世隔绝，甚至它所经历的时间也在它的操纵者的安排下变慢了。“地下”与外界的唯一联系就是米高同志为实现自己的阴谋为其“演出”的一系列防空警报、一道道指示和一次次受难的表演。相应地，电影的影像体系也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单元：地上世界在自然光线的照射下独具质感，尽管许多场景都发生在夜晚，来自自然界的真实光线却赋予了所有事物清晰的轮廓，这与地下部分的影像判然有别。从小黑戴着家人来到米高家避难首次进入地下世界这一刻起，地下世界在视觉影像上就呈现为一种缺乏光的状态。由于空间狭小，“地下”初始给人的感觉非常拥堵，物与物之间缺乏明显的界限和秩序，这在后来米高根据“上面”的指示把这里建成一个秘密兵工厂之后才有所改变。
        地上和地下，一个真实的世界和一个想象的乌托邦。电影中那个巨大的地下室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柏拉图那个著名的洞穴隐喻。如同洞穴中那些看着墙上的影子误以为就是实物的人们那样，“地下”的人关于“真实”的观念也完全建立在米高为他们带来的各种信息上。在这里，通过单一的途径从外面传递进来信息就带有“光”的含义。在基督教神学中，上帝用语言创造了这个世界，世间万物由于分有了上帝的善而变得有意义，人因为分有了上帝的理性而成为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灵。因此，人的存在和意义，人的伟大与渺小都先验地由上帝决定。如果没有上帝的理性，上帝那荣耀万物的光照，人就只能永远处于无名的黑暗中。
        光作为电影中建构影像，表现意义的基本元素之一，时常被用来印证这样的基督教神学。在布列松、费里尼、德莱叶等大师的作品中，打在特写人物脸上的顶光时常被用来表现蒙受神恩的圣宠状态。电影《地下》对光的实际运用的隐喻却带有某种渎神色彩。地上和地下两个世界确实存在视觉光线的差异，但地上世界的光只是使这个世界因为呈现得清晰而显得更为冷酷，与基督教神学中的光的救赎色彩相反。地下世界缺乏物理意义上的光源，那么电影是通过什么来驱散那无秩序的黑暗，象征性地赋予这个世界以意义的呢？正是米高那编造的一道道来自上面的“指示”，一次次精心策划的表演。正是这些来自上面的信息，这些虚拟意义上的光“照亮”了地下世界。这光也就是那段歌词中唱的那分不清正午和午夜，人们只知道它从天上照射下来，豁然感觉到自己存在的价值的光。这种强大的反讽正是观众感受到导演库斯图里卡所营造的巨大的戏剧性张力的地方。
        这种光的意义的倒转源自库斯图里卡对意识形态化的基督教神学和共产主义之间关系的反思。基督教在现代世界的衰落使其神学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并为各种社会思潮所利用。共产主义教义和基督教的这种光照论神学最为亲昵之处在于它强调：个人的意义和价值完全是由党所赋予的，个人无论在才智上多么高超、富有洞见，只要他的观念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左，就会被剥夺存在的合法性。个人是没有意义生成能力的，他只能消融在集体中，只能等待党的临幸。这和基督教神学强调个人的价值完全只能从上帝那里找到的教义如出一辙。
        除了对光的绝妙讽喻，《地下》中还有多处意象暗示了共产主义和基督教在精神品格上的相似之处。比如，当伊凡走出地下，漂泊数年之后最终发现自己的亲哥哥欺骗了他，自己二十年完全生活在荒诞的圈套中时，他终于在教堂里上吊自杀了。这时，镜头切换到外景，呈现出耸立于兵火战乱之中那带着魔幻色彩的教堂。一只巨大的白鸟从教堂的钟楼位置飞出，从景框的上部界线出画，倏忽而去——当共产主义的理想最终破亡，圣灵也离这个世界而去。还有，米高和他妻子最终在战乱中被士兵误杀，轮椅上两具被点燃的尸体围着一个倾圻的十字架幽灵般地转圈，十字架上，耶稣像倒挂下来——当共产主义在地上世界的代理人、实际上是骗子、阴谋家的米高最终被杀死后（象征共产主义的最后破产），耶稣所代表的基督信仰也呼应性地倾覆了。
        然而，在这两幕中，库斯图里卡天才般地超越了他在这部长达三个小时的电影中一直在玩味的讽喻，陡然逆转了对共产主义和基督教的玩世不恭的态度，把人和这个世界置于被神遗弃，需要被救赎的状态，用悲悯升华了怨恨！
        作为一个西方基督教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导演，作为一个生活在共产主义国家南斯拉夫的导演，库斯图里卡对这两者的感情都是纠错复杂的。在这信仰普遍衰落、价值缺失、众神遁去的世界之午夜，作为一个有良心的欧洲知识分子，库斯图里卡无法不感到现实世界的虚无荒诞和救赎的紧迫需要。基督教传统显然已经无法难以胜任此任，尽管在历史上它曾如此地辉煌。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南斯拉夫在经受了二战的洗礼后，一度处于共产主义的铁扼之下。当这铁扼最终松懈，原先被抑制的一个巨大隐患——民族冲突最终导致了这个国家走向解体。历史的阵痛加剧了知识分子的反思，使他们不仅要探索民族和国家的出路，也需要对伴随了这个国家几十年的共产主义作一番总结，表明自己的态度。
        电影最后，导演安排所有原先在地下生活过的角色都通过一条狭窄的水道来到水边一块草地上，成群的牛羊也跟随他们一起来到。人们化解了所有的恩怨，围坐在一张长桌子前饮酒作乐。镜头缓缓摇过所有人，最后停在了伊凡的脸上。他转过身对观众说：“……，从前有一个国家……”共产主义确实是一个关于国家和民族的神话，因此“地下”应该永远只是地下，永远自成一体。于是，那块众人狂欢的草地从大陆上剥离而去，与世隔绝地漂浮在大海中。基督教也一样，那成群的牛羊，不暗示了这块草地就是《旧约》中上帝许给犹太人的迦南美地吗？在这充满温情的一幕中，库斯图里卡在政治和宗教上都获得了象征性地救赎。

“莉莉马莲”在片中起到串连和暗示的作用它的意义就是“这是不真实的”。每当莉莉马莲的音乐响起，地下的人就以为是空袭到来，可作为观众的我们都知道他们是被人欺骗的，随后同样是莉莉马莲的音乐但是却分别配合着法西斯入侵南斯拉夫，苏联进入南斯拉夫，铁托建国，铁托逝世的真实影像资料，伯格森说音乐传达延绵和记忆，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伴随莉莉马莲穿透了我，使我想到我们也不过是一群生活在人造真实中的人。
历史可以很容易被改写可每一个历史时期中的人却永远被自己眼底的错觉召唤，单纯炽热的人们不断的在时间的轮回中上演爱恨情仇的故事，即使是历史的操控者最终也躲不过历史的大潮，因为他们同样生根于某断历史，同样生根于孕育出历史的这片土地。统治者可以随意更换，国家甚至可以消失，但是我们感谢喂养我们的土壤和温暖我们的阳光，田野上的绿草如茵，带着痛苦，悲伤，喜悦，当我们给我们的孩子讲故事时就用这个童话般的开始：从前，有一个国家，那里的人们喜欢随着音乐跳舞。

不敢进行取舍的超长片都容易丢失节奏。因为信息量大，马不停蹄的各种演，于是缺少了或急或缓或高或低，既可以让观众过瘾，又可以让观众沉淀的节奏变化。其次，此片的荒诞处于既不低调黑色幽默，也不疯狂浪漫的一个比较尴尬的不高不低的区间，如果片中的重要情节，多给一些夸张和设计，全片的表现力感染力和艺术性会更强。
 
现实背景下的荒诞故事，如果没有战争，片尾那种大团圆会在生活中上演吗？不知道到底是地下作坊还是地下城市。
 
1.战争前的家庭朋友情人革命。2.把地下党的反抗结合三男争一女演绎。3.战后男主为了独占女主选择说谎让好友继续躲在地下，最终不堪重负炸掉地下和女主出走。好友跑出来继续反抗“法西斯”，损失亲儿子一枚。4.内战开始，好友继续当战争英雄顺便寻儿，男主重操就业贩卖军火，好友间接误杀男主夫妻，厌恶战争自杀，死后大团圆

引子
    上周身体欠佳，电脑及网络又崩溃两天，找不到人修理，所以写博的事就停了下来。不过看碟仍然继续，一口气看完了罗德里格斯的《罪恶之城》、波兰斯基的《苦月亮》和库斯图里卡的《地下》。
    都是老片子了，现在属于补课性质。看完之后，再次增加我对大师们的崇敬之心，和它们比起来，国内那些“大师”的作品真叫小儿科（又扯到国产片身上了，该死……）。
    只是这些影片都太长，尤其《地下》，居然有2小时50分钟，耗去整整一个晚上。结果等我爬上床一瞧，时针已经指过了凌晨一点。
 
投石
    我看片之前，不喜欢了解太多的细节，以至于事先并不知道这居然是一部荒诞剧。一直认为这样一个沉重的题材，就算不拍成震憾人心的宏大悲剧，至少也应该像《再见列宁》那样，是带点哀伤又不乏小幽默的正剧（的确有人把这两部影片相得并论，但事实证明，贝克怎么能和老库相比，到底还是差了些火候）。
    因此，当影片以一种欢闹、愉悦的方式开始时，我竟然一下子很不适应。
    而且，几次都想放弃。
    当德国人对贝尔格莱德狂轰烂炸的时候，我们的两位主人公一个拽住肥硕的妓女，让她继续完成自己的“工作”，妓女逃命后，索性自己打起了手枪；另一个则仍然在大快朵颐，当炸弹掀翻了餐桌，又立马抛下怀孕的妻子顾自找情人去了。总之，在影片的前50分钟里，我没有看到他们任何反法西斯的英雄壮举。如果有，那也只是为了和德国军官抢女人。
    没有早已习惯的悲怆和呼天抢地，没有抗击敌人的激情与斗志，库斯图里卡成功颠覆人们对被侵略者的固有印象。镜头扫过贝尔格莱德满目创痍的街道，每个走过的南斯拉夫人的脸上都看到不到愤怒之情。
    看到库多和马尔哥大闹剧院，抢走娜塔丽亚强行举行婚礼那一段，我差一点就换了碟。一场闹剧，我心想。当然可以用喜剧来表现悲伤，例如周星弛的《喜剧之王》，可仍然不脱悲哀的底色。但至少到那时，我仍然没有看出老库想说什么。
    说真的，如果不是因为库斯图里卡的名头和戛纳金棕榈奖的光环在支撑着，我一定无法继续这次观看旅程。
    还好，幸亏没有那么做，不然我就会和一部伟大的作品失之交臂。
    正是这场啼笑皆非的婚礼，不经意间为马尔哥此后长达20年的谎言埋下了伏笔。娜塔丽亚为了逃命而向他献上的那一吻，就像平静的湖水里投下的石子，激起层层涟漪，而且余波袅袅，一波三折。
    精彩的故事才刚刚拉开帷幕。
 
一折
    马尔哥一生中最英勇的举动，就是假扮医生，混进纳粹医院救出库多和娜塔丽亚姐弟。成功之后，他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抱着心爱的女人狂吻不止，就算房顶被炸出个窟窿也不肯放手。
    那是盟军的炸弹，南斯拉夫解放了。
    此时影片才播放了一个小时。
    我的好奇心被吊了起来：剩下的1小时50分（那可是一部普通电影的长度），老库会拍什么呢？他还能拍点什么呢？
    大师的智慧此时真正显露出来：他让平步青云的马尔哥继续把自己的兄弟库多留在地下。
    马尔哥拥着兄弟的恋人，享受着群众的爱戴，煞有其事地为库多的“遗像”揭幕，并且在自传电影的片场上演了一出痛悼亡友的好戏。转身，又换上破旧的衣服，来到地下室鼓励库多继续“战斗”。他制造空袭警报，还假冒铁托之名送上怀表，逼真的演出连时间拔慢这样的细节也不忘疏漏。
    库斯图里卡用天才的故事，把“英雄”、“爱国”这些崇高的字眼消解于无形。
    同样反思英雄主义，伊斯特伍德在《父辈的旗帜》里，延续了惯用的表现手法：忏悔、自责、痛苦、怀念，英雄内心的苦闷非常人所能理解。他借主人公的嘴，说出了“我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都已经死去”这样的台词。可是，在老库眼里，无论活着的还是“死去”的人，都不算英雄。
    所谓“英雄”，无非是塑造出来的。这一点，在那部反映马尔哥和库多“英雄事迹”的戏中戏里表露无遗。那个导演，在片场上窜下跳，一再要求演员的表演要真实、要真实！但他不知道，最真实却最残酷的演出正在“英雄马尔哥”身上发生着。
    在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统治者完全可以运用一切手段把一个人描绘成英雄或者是叛徒，大众舆论无非是被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工具。可惜，很少有人能看穿这一点，年轻人仍然被“英雄主义”激动着。
他们渴望的，其实只是英雄就义前那个被定格的姿态。
 
再折
    又是一场婚礼。
    库多的儿子尤那20岁了（因为时间被拔慢了，库多一直认为他只有15岁），要结婚了。美丽的新娘“凌空而降”（其实只是被钢丝吊起来，但真是佩服老库的想像力），对20年没有见过阳光的人们来说，这盛大的婚礼是令人欢欣鼓舞的节日。
    但没人料到库多早已厌倦漫长的等待，他希望能在儿子成人这一天带他重回地面，“打击”法西斯侵略者。
    我的心又悬了起来：谎言被戳穿的那一刻，老库将如何收场？
    结果真是出了岔子，猩猩无意间把炮弹塞进炮筒，“轰轰”两声，地下室被炸出巨大缺口。20年暗无天日的生活瞬间土崩瓦解，一个崭新的世界就这样轻轻松松地出现了。
    摆在库多和尤那面前的将是一条怎样的道路？
    我们智慧的老库、天才的老库大手一挥：把他们的出口设置在了电影片场，而且正撞上“库多就义”的那场戏！
    真的库多又见到了他的死敌：佛朗斯！啊，原来南斯拉夫人民还处在法西斯的铁蹄之下，你看，又有一位革命者要被杀害了！他毫不犹豫地拿出枪崩了自己的“仇人”（其实只是一个扮演佛朗斯的演员。这一幕让我想起一个真实的故事：当年陈强在《白毛女》里演黄世仁，结果有个看演出的八路军战士太激动了，掏出枪要毙了他。现实与虚构有时竟如此相似！），父子俩开着车在片场横冲直撞、狂轰烂炸，简直豪情万丈！
    谎言没有被戳穿，它仍在继续。
    如果一个人，到死都生活在骗局之中，那么，也是一种幸福。
就像库多，就像所有在铁托统治下的南斯拉夫人。
    影片有段充满深意的字幕（其实整部电影处处充满了隐喻和深意）：马尔哥失踪后，铁托失去了依靠，20年后去世了。正如马尔哥用谎言罩着地下的人们，铁托也用他的强权罩着南斯拉夫人民。
    他去世之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迅速分崩离析，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这个曾经为我们奉献了《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等等著名影片的国度从此在地球上消失。
 
三折
    半个世纪过去了。时间走到了九十年代，影片也走到了尾声。
    库多失去了所有的东西：妻子、儿子、儿媳、兄弟、恋人、乐队的朋友，还有祖国。他又回到了地下。只不过追随他的人，从逃避纳粹侵略的邻居，换成了躲避波黑战火的群众。
    在井里，他看到自己苦苦寻找了30年的儿子，于是跳了下去……原来，他们都在那里，所有他爱的人都在。
    终于可以团圆了。
    如果影片就此打住，也仍然不失为一部高水准的佳作。但是，库斯图里卡偏偏又加上了一个绝妙无比的结尾，让影片最终上升成为伟大的史诗。
    电影中所有的人物都从水里走出来，为尤那重新举行一场真正隆重的婚礼，这也是库多年来的心愿。人们载歌载舞，欢呼雀跃，河岸上绿草如茵，牛羊如织，甚至马尔哥和娜塔丽亚也起来祝贺。看到妻子脸上不悦的表情，库多讪讪地介绍：这是朋友的妻子，朋友的妻子……他和马尔哥纷纷掏出戒指套在爱人的手上，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
    娜塔丽亚残疾的弟弟可以抛掉轮椅跳舞了，马尔哥口吃的弟弟伊万也可以流利地说话了。他转过头，面向观众，深情而清晰地说道：“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盖起了新的屋舍，它们有着红色的房顶以及向宾客敞开的大门。鹳鸟也在这里筑巢。我们感激养育我们的土地，感激温暖我们的太阳，感激这片令我们怀念起家乡绿地的田野。我们还会怀着或悲伤或喜悦的心情回忆我们的祖国吗？当我们向子孙讲述这个故事时，它会像所有故事那样开始：‘在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有一个国家……’”
    这个了不起的结尾深深打动了我。就是现在，当我在电脑上重新抄录这段话时，仍然感动不已。
    在令人窒息的悲剧结束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一丝丝仇恨和愤怒，这里没有背叛、没有谎言，只有宽恕、原谅、感激和最深沉的爱，对爱人、对敌人、对祖国。这些高尚的情感成就了一部伟大的电影。
    所有的、曾经的南斯拉夫人都应该去看一看此片，听库斯图里卡讲这个荒诞、真实，也是永远不会结束的故事：
    在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有一个国家，叫南斯拉夫……
 
尾声
    解读《地下》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整部影片充满了深刻的喻意：永远不老的猩猩、不断重复的《莉莉•玛莲》的歌曲、铁托的历史镜头、可以通往邻国的地下通道、马尔哥死时身边那个颠倒的耶稣像、漂离大陆的小岛……甚至有人分析认为，娜塔丽亚这个形象正是代表了在各种势力当中摇摆不定的南斯拉夫民族。
    但囿于对斯拉夫民族政治、历史知识的匮乏，原谅我无法对影片做出更深、更广的分析。
    还记得15年前第一次看《百年孤独》时的震憾，现在《地下》又让我重温了这种感觉。如果说，马尔克斯用魔幻写尽了拉美民族的苦难，那么库斯图里卡就是用荒诞纪录了斯拉夫民族深深的不幸。
    在全书的最后一段话里，马尔克斯写道：“命中注定要一百年处于孤独的世家决不会有出现在世上的第二次机会。”
    现在，伟大的老库，我把这句话送你：
    “命中注定要50年处于战火的民族，将最终得到在地球主永远生存的第二次机会。”

原文链接：
http://www.mtime.com/my/304332/blog/423363/

   曾经看过库斯图里卡的那部《生命是个奇迹》，当时就对导演那种荒诞的叙事方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论荒诞，无疑这部更早时候拍摄的《地下》更加荒诞，更加疯狂，也显得更加苦涩，更加令人回味，库斯图里卡以另类的角度表现了南斯拉夫人从二战以来的历史，从中，我们可以体会他们苦难历史中的辛酸。
    片子的开始便是一场狂欢，酒醉的马高和佩塔两位好友纵情狂欢，似乎南斯拉夫正处在一个太平盛世中，而很快现实被战火打乱，二战爆发了，人们的生活一片混乱，甚至只能躲避在地下的世界中斗争，从事真正的地下工作。真正的荒诞发生在战后，当战争结束后，马高出人头地成为上层人物，而他只是带着心爱的女人娜塔莉在地上享受这一切，他给予佩塔等朋友的却是一个谎言，一个战争仍在继续，让朋友们在地下继续生产军火的谎言，这样，当地下的朋友们沉醉于为抗击侵略者而进行伟大奉献的时候，马高却将军火贩卖，成为了富有的军火贩子。马高是片中一个复杂的人物，在二战中他显得非常勇敢，协助朋友“抢走”心爱的女人，冒着危险解救佩塔。但是这位外表看上去就很精明的前剧作家战后的诗人又是投机的，当胜利到来，他仍要把朋友留在地下。对于他来说，这无疑是利益最大化，将佩塔留在地下，他就可以安心与心爱的娜塔莉相爱；将朋友们留在地下，他就可以将朋友们的爱国豪情转化成军火的利润；将朋友们留在地下，她就可以将战友的事迹广为传播为自己博取政治资本。他得意的从地上观察着地下人们的生活，仿佛在看一场肥皂剧一般不时发出笑声，或许这样的主宰的感觉也是他乐于享受的。
    娜塔莉也是一个复杂的人物，给人也是一种投机的印象，时而倾心于粗鲁却充满了英雄主义豪情的佩塔，时而又挡不住掌握权势的变节军官，最后又投身于“太会撒谎”的马高，成为风光无限的英雄之妻。她显得幼稚而又世故，清秀而又粗俗，但是，看罢影片，我们很难有指责她的理由，在几乎从未平静过的南斯拉夫，作为一个柔弱女子，这似乎也是不得已的生存之道。正如解放前夕的炮声中，马高对娜塔莉说的，“德军走了，盟军来了”，在这片大陆上，主宰地上世界的似乎总是他人，德国人走了，苏联人来了；苏联人走了，维和部队来了。纳粹主义走了，共产主义来了；共产主义走了，资本主义来了；二战走了，冷战来了；冷战走了，内战来了。南斯拉夫人永远处于动荡的年代中，他们要生存就要舍弃一些东西，作为南斯拉夫人，库斯图里卡是理解同胞的，也只有真正体会过那种动荡带来的不安全感的南斯拉夫人才能描绘出如此具有感染力的生存之道。
    佩塔是片中一个给人很强的悲凉感觉的人物，他显得很粗俗，一心追求的似乎只是金钱、女人、酒精，但是这样粗俗的人信仰也往往是单纯而执着的。就如他的革命豪情一样，在地下他领导着人们为南斯拉夫的解放生产军火，又压制不出到地上战斗，为民族解放奋战的激情。终于，他带着孩子来到地上，却只能与拍摄二战电影的虚幻敌人战斗，更讽刺的是这是部关于他的电影，剧中人突然由虚构走入现实，一如他自身的命运，由地下的虚构走入地上的现实，面对的却又是一场虚构的景象，而他却乐在其中，这样的人生无疑带着悲凉。更悲剧的是他的孩子，那出生于地下的孩子，终于第一次见到了地上的风景，甚至分不清月亮与太阳，马与鹿，但是很快就死在大河中，在看到地上的世界时，这个孩子笑的那么天真，但是当他陷入水中的险境时，父亲依然在革命豪情下忙于“杀敌”，而他却沉入水下，与新婚妻子沉入另一个世界。
    这就是几个南斯拉夫人的命运，也是南斯拉夫民族的缩影，他们不是地上世界的主宰者，奥匈帝国，第三帝国，苏联相继征服这里，一次次的“解放”让南斯拉夫人有些麻木，因为他们的命运没有改变。就如在铁托逝世的那段画面背景中播放的竟然是二战那首脍炙人口的《莉莉玛莲》（看过法斯宾德的《莉莉玛莲》的观众想必对这首歌和背后的故事不会陌生），仿佛要继续将这支曲子放给已经被出逃的马高炸死在地下世界的战友们听，提醒他们时代没有太大变化，二战仍在继续。最后，在意外中走出地下的马高的弟弟伊万在精神病院得到了真相，他才知道哥哥一直在营造一个谎言，他无力面对地上世界带给他的残酷现实，他要回到地下，回到那革命豪情的单纯世界，却又得到了国家分裂的消息，“南斯拉夫没了”，维和部队的士兵说得很轻松，却再一次打击了伊万的心灵。最后在一阵战场的混乱中，回到战乱的南斯拉夫的伊万痛心的将自己偶遇的哥哥打的半死，又自杀身亡，显然知道实情了的已成为一个军阀的佩塔下达了杀死所有抓获的军火商的命令，却发现杀害的是曾经的战友马高和心爱的女人娜塔莉，随后在精神恍惚中回到了被遗弃的当年地下世界的废墟中，失神坠入井下而死。如果说电影在前面还有荒诞的淡淡的喜剧色彩的话，那么在这里则是彻底的令人痛心的悲剧了，库斯图里卡似乎也不忍，在佩塔跌入的井下，当年的战友们又相互在一起相亲相爱，在阳光下，他们忘却了那些恩怨情愁，继续热闹的庆典，这一次，是在一个虚幻世界的地上，阳光普照，歌舞升平，不再有战争和谎言。甚至连口吃的伊万也流利的独白，叙述一个美丽的生活场景，房屋，绿野，宽敞的大门，美丽的大自然，没有痛苦和悲哀。但是，这仍然只是一个虚幻的地上世界，死去的人都已经在地下。正如伊万最后的话，“就不能向孩子这样传颂，过去在某个地方有一个国家”，伴随着最后的独白，载歌载舞的人们脚踏的大地从大陆分裂飘向未知的远方，这也是南斯拉夫的命运，地上已无南斯拉夫，昔日的故事都已经埋藏于地下，那悲伤的故事或许真的不该再向孩子们传颂，就让人民在分裂的土地上狂欢，好好享受地上世界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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