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幸运

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去思考那些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去证实的问题？ 对一个现实主义者来说，肯定很难。 Realism，现实主义。你碰到什么事情，你解决它，直接地，不绕弯。渴了？去喝水，没有问题。车胎没气？换个胎，一切继续。房顶漏水？补上它，要么干脆搬个家，总会有办法。全球变暖？给科学家涨工资，把那些反对这么做的政客都赶下台。失业率升高？经济不景气？我们发明经济学是干什么用的？变老？嗯……健康的饮食，规律的作息，坚持锻炼，积极就医——你看，没有什么是身为现实主义者没法应付的，况且事实就是事实，所见即所得，被事实之外的问题困扰，岂不是很不划算？ 所以说，现实主义可以是一种基础相当坚实的人生观，不难想象一个人如此活了一辈子的情景。 ——直到这个人发现他的生命正在接近终点。他快死了。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但尤其对一个现实主义者。当以往的解决方案都是基于某个事实，基于对此事实进行的因果分析，那么当你对面前的事实一无所知，并且注定永远无法知道，你要怎么去处理它带来的问题？你要怎么去处理“它”？ 机械论的魅力在于，它可以非常有效地解决现实层面的问题——当然，前提是你选对了方法。所以当你去问一个医生“我快死了那怎么办”的时候，他会首先提醒你这是没人能避免的事情，然后推荐你一份标准化的应对计划，从生活保姆到临终关怀。简单事实，简单方案，一切都清晰明了。“面对现实”，这是对现实主义者的基本要求不是么？ 但是，如果你不满意仅此而已，如果你是一个追求尽善尽美的现实主义者，那或许走出自然科学的围墙，走进更加多元的生活实际，你还有必要去处理那些所谓的复杂事实。就像那位律师朋友那样。他给你展示的，保险啊遗嘱啊，虽然不是什么美好愿景（你们在谈论差点被卡车撞死，身后还留下一对母女），但从好的方面看，却非常典型地高效又实用，能解决一个人死后的所有麻烦事。所以还有什么可抱怨的，“高效又实用”，这不正是现实主义者所追求的吗？ 一个让你好受一点 ，一个让你周围的人好受一点，无论是简单事实还是复杂事实都能解决，对付“我快死了”这种事，医生和律师的组合看起来融洽极了。但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当你需要知道“我快死了”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只是旁敲侧击，根本就没办法帮忙弄清楚死亡究竟对你意味着什么。机械论能搞定的东西数不胜数，但看起来和死亡好像不在一个层面上。虽然这不妨碍你和还不坏的律师一杯咖啡泯恩仇，但不幸的是，现实主义似乎卡在了一个瓶颈上，它不再像是杯中的咖啡那么无可置疑了。 于是很自然地，浪漫主义翩然登场。因为不可见，进而无需解决，“虚无”永远不会出现在现实主义者的字典中。但浪漫主义者不仅不怕它，还张开双臂拥抱它。什么因果关系，什么机械论，指向目的的东西存在的价值在于目的本身是存在的，如果目的不存在，紧抓着那些东西不放又有什么用呢？还不如及时行乐。如果时间无可避免地要流向以死亡为代表的虚无，那么用享乐去填充这些时间就不是什么不合理的举动，因为虽然终点是没有意义的，但填充的动作还是让走向终点的过程具备了意义，而不管你喜不喜欢，享乐只是一种可选的填充物罢了。 可能觉得无法论证这种说法的真伪，但实在是不能认同，你选择走进一片灯红酒绿，然后在第二天早晨，用颓然一身去告诉人们那就是个狗屁。 不过这也就是一个早上的事，而且证实远比证伪要困难，丢掉享乐主义不代表就找到了什么生命的钥匙。 只是阴差阳错，钥匙找到了你。 大卫·林奇可笑地为自己喜欢乌龟辩护，说他没法不尊重这种生命长度超过我们、同时还背负着象征死亡的龟壳行走一生的物种。你可能当时不太明白这种伴随着庄重而来的尊严，却仍然救下了一笼子蟋蟀，床头的它们比灯红酒绿要吵，但你反倒睡得不错。在和律师碰杯的那间饭馆，几天以后你碰巧听到了一个动人的、面对死亡如归途的佛教徒的故事，不知道讲故事的老兵想没想到轮回和希望之间的关联，但无论如何，他说该给那个女孩发个勋章。还有面对善意，你从对看望你的女人要求更多，变成了参加聚会时的给予你能给予的。当然还有调一下烧水壶上那个该死的时间。 就像服从禁止吸烟的规定，你同样不得不服从生老病死的规律。但服从有服从的姿态，你拒绝把死亡看作一个单纯的事实，也不承认只能以消极去抵抗即将走进的那个虚无。形而下的和形而上的都不足够。最终，你选择的是一个微笑。 我知道这听起来挺扯的：你快死了，然后……就在那傻笑？你确定？ 我当然不确定，但不是因为笑就错了，而是因为根本就没有办法确定。死亡对我来说太远，也太不真实，对每个活得好好的人来说大概都是如此。所以我们在什么情况下会去思考那些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去证实的问题？又如何去思考？老Lucky的故事为我们每一个活得好好的人搭建了这么一个情境，在这里，在由生向死的这一段上，他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不过这样的问题难度太大，所以别人的答案也不可尽信，包括他肯定的那些和他否定的那些。说到底，我们也只能活个几十年而已，有限之躯怎么能轻易参透无限之境呢？

所以，没准，我们还真没有林奇的乌龟懂得多。

看了老幸运 从一个人到一个老人，濒临死亡倒数时光.从满腔热血到行动不便。老幸运仔最后透露了一个秘密，我怕死了。这部电影上映不久，老师就去世了。珍爱年轻的鲜活，发现一生会经历太多事情和变故，人是最禁得起折腾的动物。人生这场体验，才是最漫长最丰富的旅行，体验喜怒哀乐，体验儿童，学生，大学生，成年人，父母，爷爷奶奶，每一个角色都走一遍……

原文：By Richard Brody 2017年9月28

转自知乎专栏//zhuanlan.zhihu.com/p/29784483

2017年，哈利·戴恩·斯坦通主演了《老幸运》，老爷子的遗作这周在美上映。该电影借鉴《德州巴黎》，老爷子最出名的一个角色形象。

哈利·戴恩·斯坦通，卒于2017年年9月15日。死时已九十一岁高龄，很不幸地在烂电影《德州巴黎》里一炮走红。这使他剩余的职业生涯走上弯路，甚至关系到他最后一部主演的电影《老幸运》。《德州巴黎》于1984年上映，是一部典型的里根统治时代的加工品。它试图复活批评家格雷尔·马库斯口中的“老美国志异”里景象。

格雷尔·马库斯，美国当代著名乐评人、文化研究者、作家。《老美国志异》是马库斯1997年的作品，以美国著名民谣歌手鲍勃·迪伦及其乐队在1967年的地下室录音带为主题，作者消除了音乐、文学与社会文化的疆界，描摹了迪伦所处的动荡时代，深入剖析了一个古老而奇异的美国。

“老美国志异”它来源于里根时代所包含的，散播和永存的怀旧神话，以浪漫的名义但又长期忍受着古怪去开垦这个国家。《德州巴黎》的导演维姆·文德斯在斯坦通身上，找到了它。这部电影是由一个想法为契机，但艾德斯把他的想法砌加在角色和拍摄手法之上，并且定型其角色。特别是斯坦通，停留在一个狭隘的人设中——品德高尚。

文德斯，1945年出生于德国杜塞尔多夫，是一名沉迷于悖论，迷恋美国流行艺术的艺术家，他很少思考故事的形式，而更看重虚空感。他的潜意识有着明显的好莱坞电影和美国音乐的移植，他捡拾好莱坞风格和形式，神话和图像。他的天才之处，是把美德元素嫁接并突出他亲身经历的当代德国环境中普遍但隐秘的存在。他的最好的作品（比如《爱丽丝城市漫游记》（1974）和《公路之王》（1976））采用第一视角去考虑后二战时代文化渗透期中的德国政治和文化历史。他在美国制作过杰出的电影，如《爱丽丝城市漫游记》上部就带他个人旅行见闻的痕迹，又或是2005年上映的《别来敲门》，由山姆·夏普德编剧，这两部电影都是文德斯擅长的领域——电影从业人的工作与生活，机械劳作与艺术的融合。

山姆·夏普德是一位集电影编剧、演员和电影、电视导演于一身的全能艺人。1979年出演的戏剧《被埋葬的孩子》荣获当年普利策最佳戏剧奖。2017年8月1日在家中逝世，享年73岁。

相反，同样由夏普德编制《德州巴黎》，是一系列的情绪和调调的再加工，文德斯将他理解的美国神秘主义背景渗透进角色和场景，导致了电影回音室效应（电影画面和形象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不停加强）。这个效应反映了好莱坞刻板的情绪抒发，以及画面刻画没有形成鲜明对比。除此以外，在《德州巴黎》中文德斯的演员们很少角色突出，情绪化、悲观的真实性又不乏浪漫主义。文德斯眼里没有风景或城市，他挖空心思地掏出神秘主义的库存，并像贴标签似的加到拍摄中。图像呈现往往是夺人眼球，但是目的性一眼就能看穿，并未给想象留下太多空间。他们给梦塑造深层的神秘，但梦本身并没变得神秘莫测。

哈利·戴恩·斯坦通在《德州巴黎》中的斯坦通形象。

我多年前看过《德州巴黎》，最近又重看一遍。电影刚出来，就是一个标准的斯坦通形象，查韦斯（男主），穿着一身正式的西装（尽管皱皱巴巴的），领带，一顶孩子气的红色鸭舌帽，周围是荒无人烟的沙漠，刻意对着天空。另一个演员有相似的画面挖起我尘封很久的回忆并震惊到了，他从手势到口语变音都是可持续的：詹森·舒瓦兹曼。他出道很早，也参与了《青春年少》一部电影富于生活体验，善于观察，满嘴格言，情绪变现戏剧化、情绪化。

詹森·舒瓦兹曼在《青春年少》中的形象。

斯坦通，在他的职业上升期，被一个固定形象拉着往下沉，他投入进去，既不是自愿也没有令他内心生活更加富足。关于《德州巴黎》最好的事就是斯坦通是正面的、主角光环这一简单事实。但这个角色削减了他，将他符号化，令他在表演者的路上渐行渐远。斯坦通的最后一部电影《老幸运》于明天上映，虽然斯坦通的出场簇拥着壮观的车队，这个角色本身仍然令人厌烦的浅薄。这一电影承袭了斯坦通在《德州巴黎》的编故事线，但他现在不合群、有着暗淡作废的过去，以一个可爱的老笨蛋的形象出现。这个脾气不好的老幸运，没有名字，有着生物钟一般准时的日常习惯：早上一杯咖啡和定时早锻炼，他在餐桌上对乔伊（巴里·沙巴卡·亨利 ）佯装暴躁的问候“你什么都不是”，对此乔伊报以一笑。他的填字游戏，他的白日游戏秀，他每天步行穿过一个废旧的下落不明的只有风滚草能吹到的村庄，他晚上在由贝丝·格兰特饰演的伊莲当老板的酒吧打发时间，那里的常客们通常言语犀利，行为混账。詹姆斯·达伦在剧中有很好的段子，以浓重的口音发“ungatz”这个单词。大卫林奇也有一个角色——很不幸的一个人，他那只罗斯福总统乌龟去世时伤透了心。在拍摄的过程中，老幸运面对的，委婉点但说真的，年龄大身体弱，他也喜欢玩一些社会股票，接受一个当地酒店老板小儿子的生日派对邀请，在那里老幸运从自己的壳中走出，用一手嗓门全开的话剧，一手西班牙歌曲（斯坦通在《德州巴黎》中做过）来推销自己。和文德斯电影中的查韦斯一样，老幸运是一处空白，一个无关紧要的人，一个象征，一个等待他自己编纂故事的空容器。更糟糕的是，在《老幸运》中，这个背景故事迟迟没来，仅仅在一小段里他解释他的外号怎么来的（从他在二战幸存的悲惨军事任务讲起）。传达了律师的仇恨，展现一个模糊而无人服从的时期。仅用一句短暂提及68岁以及声称一个非正式的无神论和一个随性存在的绝望。从《德州巴黎》的借鉴太过明显，甚至表现在老幸运的信用数列上。像文德斯的电影，展现双主人公，由斯坦通饰演戴顶帽子，头朝蓝天。但是《老幸运》的导演约翰·卡洛·林奇（他亦是个有魅力的演员）并没有任何像文德斯的为银屏变戏法的方式所作的可视化感觉。这部电影精心筹备，为斯坦通的艺术致敬，但它严格沿袭文德斯的固有形象。看到斯坦通走路，转回头，凝视双眼思考还是很欣慰，可应看到他利用一个角色拓展自己而不是限定它。他能成为一个有原则不感情用事的拖车停车场经理，他的隐忍的生活习惯与他的时刻提高警惕来满足优越需求的要求是匹配的，而不是看斯坦通扮演卡尔·罗德在《双峰》中的回归。这是一个高贵的形象，值得通过这个角色去记住斯坦通。

理查德·布洛迪于1999年开始为纽约客写作，并已经贡献了很多关于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让·戈达尔，塞缪尔·富勒的文章。他在纽约客的博客里写电影。他是《电影无处不在：让·戈达尔的工作生活》一书的作者。

人人都会死亡，都会恐惧死亡，不如正视它，当成是另一段旅程。这是《老幸运》所表达的价值观，但实际上表达的意义并不大。仅仅看到故事中的人物“想通”，并不能给生活中的我们带来感悟。因为这部电影缺乏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 电影《老幸运》是一部人物电影，故事很弱，讲述了一直一个人生活到老的“幸运”先生，得知自己即将老死后，从恐惧到接受释然的过程。 因为故事很弱，电影主要呈现是靠人物魅力和大量的隐喻。 生活在小镇上一成不变的老人，每天定时锻炼身体，热衷于填字游戏，毫不顾忌的说脏话和荤段子，喜欢老电视节目。这样的塑造使观众觉得滑稽、个性及令人同情，角色认同感很高。但是由于文化差异，电影很多关于填字游戏的语言梗不太体会的到。 片中出现的符号化元素有片头片尾呼应的路上的乌龟、仙人掌、红色的未知房间以及老人每天经过时就会骂上一句的黄色拱门。 乌龟是老而不放弃，仙人掌是一身刺但坚韧的生命力，红色的房间暗示欲望，而黄色拱门背后的美好花园是对老人关闭的世界。基于在这些符号理解的基础上，电影还算值得一看，但也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