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里的春节

摄制组从2012年2月4日到2013年2月10日在杓峪村拍摄，历时373天，记录了杓峪村一年的生活。

这些记录，都浓缩在了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

这部纪录片获得第十五届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电影华表奖“优秀纪录片奖”、第二十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中国纪录片”等十多项大奖。

杓峪村位于中国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中庄镇，地处沂蒙山区。当年拍摄时，全村167户，484口人。耕地面积470亩，山林面积2270亩，经济作物以苹果为主。

《乡村里的中国》以二十四节气为时间节点，以村民杜深忠、村支书张自恩、大学生杜滨才等人为主线，记录了杓峪村的一年。

记录了这一年当中，人们的红白喜事，喜怒哀乐。

“我一开始对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

杜深忠是村里比较“另类”的人，虽然也从事农耕，但是一直对精神生活有所追求。

他闲暇时在家里的地上写毛笔字，平常看新闻联播。村里要欢迎驻村干部来时，村支书张自恩还来找他写欢迎词。

杜深忠还常常在家里拉二胡，但是他心心念念想拥有一把琵琶，而一把琵琶的价钱对于家里来说是不舍得出的一笔钱。后来他熬不过心里的执念，还是去琴行买了一把琵琶。原价八百四十，店主肯给到六百九十时，他毫不犹豫地买下了。

回到家里后，他不敢告诉妻子实价，说是花了四百九十买的。后来妻子还是知道了实情，两人有一些“争执”。妻子认为家里各方面都要开销，哪能顾得上那些精神层面的东西。但是杜深忠觉得人除了需要吃饭，精神也需要填补。

妻子虽然表面上看不支持、不理解丈夫的行为，实际上她本人也会唱歌，只是出于操持家庭开支的压力而不得不舍弃在精神生活方面的投入。

其实，在中国任何一个村庄，估计都有杜深忠这样的才人。他和妻子的矛盾，不就是农民在精神需求和物质现实之间的矛盾吗？

有一天，杜深忠的女儿带男朋友回家见家长。杜深忠对于女儿谈恋爱的态度很开明，说只要两个人是相互喜欢，他就同意。

连他的女儿都说他，对别人都还不了解，你就这么快同意了。

在女儿结婚时，他对她说：“这些年你给我帮了不少忙。”女儿让他把钱留着，他坚持要放去女儿的包里。

辛辛苦苦一年，苹果丰收时，杜深忠吃住都在苹果园，守着苹果。

结果苹果滞销，没什么人来采购，最后不得不以非常不理想的价格出售，两块三毛五一斤。七八千斤苹果只卖了一万五六千块钱，而单是成本他都花了七千块。

这件事让杜深忠很苦闷，这些年他们家在苹果树上付出的努力已经很多，但得到的很少，“花十分代价以后得不到三分收入”。杜深忠都忍不住向别人吐苦水：“我觉得熬这个时间我都觉得熬得很心疼。”

同时他也明白，出去打工的话，“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无奈是咱对这个世界太无奈，一出去以后茫然无知，啥也不懂。实际上你真去打工以后，你卖力气也就罢了，你得卖性命！”

在纪录片中，年轻的村民张自军在贵州某工地打工时从高架摔落，不治身亡，留下一个年幼的儿子。下葬时，儿子指着墓坑好奇地问：“那是俺爸爸的家吗？门口怎么这么小。”

这个事情之后，杜深忠感叹：“山里的孩子出去打工，真是个要命的事。实际上农民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都是逼着出去的。出去是一把辛酸泪。”

他把外出打工比喻为“拿着人肉换猪肉吃”。早年他为凑孩子学费出去打工，一连五年他都在农闲时去莱州，帮玉米贩子收割玉米，每天每亩地不过挣几十元；收完玉米就又去工地搬砖。没日没夜的苦干让他提前衰老了，数载下来，他牙齿掉了13颗。

纪录片还记录了杜深忠教育儿子的一幕。

他对儿子说：“一些人说对土地有感情，实际上我一开始对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这个土地不养人，咱这里的这二亩贫瘠土地不养人。所以说我多么盼望着你（成才）。你别看我一辈子不成功，不成功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还说明问题！这是一辈子的心血，一辈子的泪。”

纪录片的导演焦波感叹：“再伟大的演员，也说不出这样的台词！”

或许杜深忠不是对土地没有一点感情，只是因为把所有收获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土地身上，然而结果并不理想，从而爱之深、恨之切。

杜深忠看到一些村里的古树被连根拔起，估计是被卖去城里做绿化，他形容这种行为是“剜大腿肉贴脸上”。

和妻子一起在地里收玉米，妻子说玉米都被獾糟蹋了，他说獾是国家三类保护动物。妻子说，它光祸害人祸害庄稼，它还是保护动物。农民种点粮食容易吗？都让它糟蹋了，农民怎么没有保护的。

挺多这对夫妻边干活边对话的场面，富有生活气息又有点逗趣，很能反映农民的想法。

杜深忠，年轻时当过四年炮兵，退伍后在“中庄乡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又干了六七年。平日最爱读书看报，还参加过鲁迅文学院的函授课和培训班，向许多报刊投稿，可惜均石沉大海。

他身在农村，心里懂的东西可不局限于农村那片天地。

“干一年支部书记，真是赚了一肚子酒来”

杓峪村的村支书张自恩，整天为村里人的事情东跑西颠。他不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基层干部，也会被事情烦得爆粗口，与村民起冲突。

村口因修建小广场砍树时，村民和张自恩起了争执；为了让村里脱贫，张自恩不断地去旅游开发公司寻找机缘；村民张光爱与张光学的纠纷愈演愈烈，张自恩在中间反复“灭火”；更有村民怀疑张自恩贪污，不断上访要求查账。

他很想把工作做好，无论是村民打架的来回调解，还是去拜访王总希望推进村里的旅游项目。他也很苦闷，曾说过大不了辞职，不当这个村支书饿不死，当了也富不了。

要过年了，镇上发给村干部的钱很少，有个村委说连车油钱都不够。张自恩马上说从自己那出两百给他，其他人也有。但是那个人气得连钱都不拿就走了，实际上张自恩本人也很气，很无奈。

作为村支书，过年要去探望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张自恩也没有落下那位怀疑他贪污的年长村民。

在纪录片里，张自恩语带辛酸地总结自己一年的工作：“干一年支部书记，真是赚了一肚子酒来。”

张自恩是一位对工作热忱、常挂着憨笑、在村中费力斡旋的村官。他或许不是工作得很优秀，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广大村官的缩影。

“我一回家就心烦，烦死了”

杜滨才应该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之一。他在四岁时，父亲杜洪法患精神病，母亲另嫁他乡，他由父亲抚养长大。

他对于家的感情很复杂，对于一些状况很不满，对父亲说过一些刺耳的话。

父亲会打电话跟他说，家里的苹果卖掉了，“没钱了跟我说一声”。

会特意留下一箱苹果，装好了给他带去学校。天刚蒙蒙亮，两父子在路旁等着班车。

父母离婚时杜滨才还小，长大后的他已不认得妈妈的模样。

伯母曾多次问他想不想去看妈妈，她知道他妈妈在哪里。杜滨才都是说以后再说吧。

而在他二十三岁这年，时隔十九年后，他还是由伯母带着去见了妈妈。

所有的情绪都化在了眼泪里。

过年了，村里举办春节联欢会。杜滨才在舞台上唱了一首筷子兄弟的《父亲》，声音哽咽。

台下的杜洪法默默地转过身去，又低头擦眼睛。村民们也听得沉默。

对于父亲的不理解，对于家庭的不满，杜滨才终于找到了方法，与自己达成了和解。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在一年的时间里，杓峪村的村民们都经历了各自的曲折与委屈。

无论有什么冲突与怨恨，到了过年的时候，依然露出开怀的大笑。

正如导演焦波说的：“这块土地上的人，有困难有曲折，但是一直在追求。甚至追求达不到的时候，该欢乐还依然有欢乐。”

“农民吃的苦比我们要多，他们遇到困难比我们多，他们得到相对来说少。所以说我们拍这个片子也想，把农村真真切切的生活状态，农民那份真正的追求和农民的诉求反映出来。”导演焦波曾接受央视采访时这样说到。

《乡村里的中国》这部纪录片拍摄于2012年，距今恰好时隔八年。

现在的农村有些已变了模样，有些依然感受不到外界的变化，但是农村依然有很多故事正在发生。

（文中配图均来自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

2020年04月06日星期一

一下午非常认真的看完这部讲述中国农村的故事，即使南北有异，浙江农村的总体发展更好，但片中的一幕幕还是使我一一对应起自己的家乡记忆，深有共鸣。以家庭为单位分为几组人物，团队花了一年多的时候以24节气为时间线串联起这个村庄的生活图景。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的民俗活动、人情往来的社交原则、基层的政治运作方式，中国农村的伦理原则、处事逻辑、认知观念，都在这片中深刻反映。有人评价焦波，因为审查原因，对社会敏感问题只刺破不深入，点到为止。这部收获数十个大奖的高分纪录片，还是较为精准真实的画出来中国农村的生活事实，也是对《乡土中国》鲜活的展演。 1.农民老杜和妻子日常相处斗嘴金句频出，简直可以被称为乡村哲学家，他热爱书法、爱文学、爱音乐，他和妻子被繁重的农活和生存的无奈紧紧压着，作为一个农民，他们总的年收入不超过一万元。却一直在内心保存了一方精神家园，现实的挣扎并无法剥夺这唯一的远方，于是老杜真的买了一把梦寐以求的琵琶。你会惊叹看似粗鄙无知的农民活得如此明白通透，老杜是个具有英雄主义的人，就是有着在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旧热爱生活的品质。即使他觉得自己一事无成，老杜非常善良、正直、乐观、纯粹、坚韧，面对女儿的付出与牺牲，他怀着愧疚记在心底，当女儿准备结婚时，他对女儿说，只要你们是真的相爱，这是最高原则，没有什么条件，并且尽全力给了女儿自己所能给的最好的嫁妆--两万块钱。面对乡村的一切苦难，他心怀悲悯。面对村人的投机贪婪，他无奈痛斥。他告诉儿子要向更高的地方去，因为这贫瘠的土地不养人，即使他是一个靠地生存农民，却清醒知道他不爱他所在的一切。老杜也是一个撕裂矛盾的存在，他被现实与理想拉扯着，他的背后，是无数个有着相同处境的农民群体。老杜最后的镜头太有趣了，汇报演出时，他一个人拿着琵琶坐在台上正在试音，村人就大喊下去，快点下去。这个行为带有玩笑性质，却是老杜的梦想与现实对抗的隐喻。 2.不过我更喜欢老杜的妻子，她总是碎碎念给丈夫泼冷水，但是行动上一直是支持着他。到后来我们才了解，她其实也爱文艺，并且她内心是无比崇拜、敬佩、支持丈夫的，只是迫于现实，若一个家庭总是追逐所谓的精神食粮，那现实的一切谁来承担呢？老杜像渴望天空的风筝，妻子不阻拦它冲向远方，却只能牢牢握住手中的线不让他跑偏，且在她的能力之内最大可能的保存了老杜的精神家园。村书记送老军人老杜家来印着领导人的挂历，她吐槽这玩意有啥用，都没地方挂。面对被獾糟蹋的庄稼，气愤的说拿农药毒死它算了，丈夫告知那是国家级保护动物，她吐槽獾糟蹋粮食祸害农民，国家保护它，那有什么来保护农民。老杜是清醒的，妻子更是现实的，她的一切标准都是服务于生存。琵笆、二胡、书法、挂历、一切无法直接用于生存的物质资料，在她观念中都可以废弃，她只想顽强的生存下来。 3.大学生磊磊和患有精神疾病的农民父亲，日常相处就是非常典型的传统亲子互动的模式，极度缺少沟通。身为儿子他为父亲的付出感恩，却也依旧怨恨看不起自己的父亲。我在思考，爱就一定包含着全部的接受和无条件的喜欢吗，带有片刻怨恨和厌恶的爱就不是真的爱了吗? 4.前几组人物都是家庭为单元展开互动的，那村书记这个基层干部的角色就将整个故事跳出家庭结构跨越到社区组织与基层政治生活的更为宏观的叙事背景之中。因为上层干部的指令，他砍掉了本属于村民的树，此举引发了一场纷争，村支书这类村民干部与公务员不同，但其权力来源不同，职位性质不同，姑人们对其态度也是十分微妙。他们虽掌握一定的政治权力，他在这个村落中是带有双重身份的人。之后村人采取各种方式报复他，他们电话争吵的对话就非常有趣，村支书嘲讽村人是个光棍，今后死了没人给他上坟。但过年节，他还是拎着礼品，恭恭敬敬的上门拜访希望修好。这就是乡村的人伦啊!他上门安慰丧子的老人，调节村人间的暴力冲突，完成上级指派的政治任务，为村落脱贫寻找更多的发展可能，却换来一千多的酬劳与一肚子辛酸。 5.书记调解村民矛盾时劝告大妈要按照规定，相信法律，大妈神回复发人深省，对现实有着神人般的洞察力。"理?早晚等着出了人命才是理，不出人命的时候没有理，我看透了法律。" 6."有钱的王八坐上席，没钱的君子下流胚。"振聋发聩啊！[/cp]

《乡村里的中国》是焦波执导的一部纪录片，影片以24节气为纵向时间点，直观鲜活地呈现出一年中杓峪村中农民们日常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灰暗时期中的些微期盼，委曲求生中的无尽辛酸，捕捉到了当下中国的一抹侧影。整部影片讲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展现真实农村生活的故事，它带来的更多是社会对农民这一角色的思考以及当下农村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社会现实问题的担忧。影片以乡间最平淡而又真实的烟火气息，触动着观众的内心，不愧“是这个时代有记录意义的、不可多得的中国农村生活标本。” 影片对于乡村生活的展现，生动地再现了人生的悲欢离合。在这部纪录片中，田园牧歌式乡村的温情面纱消逝了，而以其白描般不加修饰的手法将乡村生活原本面目呈现于观众面前：乡村生活艰辛而无序，卑微而残酷。就如影片中的杜深忠所感叹的，“这里的土地不养人！”在影片所展现的一年里，杓峪村里有老杜嫁女儿这样的喜事，也有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的丧事。乡村生活给过他们欢笑，也让他们流下过泪水；让他们经受过磨难，也让他们感受过快慰。老杜弹奏着新买的琵琶，杜嫂和着奏乐声唱起了小调；磊磊终于去看望从小抛弃了自己的母亲，又在唱歌中向抚养自己长大的父亲表达感谢之情；村支书开始积极寻找投资者，发展村里的旅游业……每一个人都在乡村生活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他们春种秋收，日夜劳作，看山上的树叶绿了又黄，看树上的苹果红了又青，看四季过去又轮回，在这个不为人知的小山村里，他们又度过了最平凡不过的一年。 影片对于农民角色的思考，深刻地剖析了中国农民最原始的本质。他们有朴素的感情和道德观念，孩童般的真诚，不加修饰的仇恨与暴力。村民们有脏话连篇甚至打架斗殴这样的暴行，也有在春节联欢会上为对方鼓掌喝彩和给磊磊捐钱这样的善举。没有谁是天生的恶人或者刁民，也没有谁能做到绝对的圣人和贤者，他们就是一群普通却鲜活的中国农民。他们平凡，但是坚韧；他们生活窘迫，但勤勉奋进；他们深谙人心之复杂，但也享受善意来袭时的单纯。生活给过他们欢笑，也让他们流下过泪水；让他们经受过磨难，也让他们感受过快慰。这些在大山里行走的农民，有着宏大而蓬勃的生命力，有着在漫长岁月中，打磨出来的生存智慧和哲学。对于他们而言，人活一世，既有必须要保住的本分，更有一念起就毫不吝啬的善良。他们不是蛮横粗鲁愚昧的农民，也不是单纯无私任劳任怨的农民，他们就是农民，就是在烈日下、在风雨中、在泥土上摸爬滚打的人民。 影片对于农村发展过程的担忧，真实地揭示了城乡飞速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乡村里的中国》将镜头对准社会发展过程中当今中国农村所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农村的生活变迁、农民的物质生活困乏和精神追求无法保障等问题的思考。导演影片未美化乡村，也没有丑化乡村，而是选择自然而然地将中国农村的诸多现实矛盾呈现在观众眼前。它是一面缩影，乡村兴则国家兴。但眼下，它的发展滞后而蹒跚，与飞速发展的城市日益撕裂。农民并非像传言中的热爱土地，邻居间的矛盾说闹就闹，当城里人在畅想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时，真正的乡村还在上演生活的鸡零狗碎，有老一辈农民对土地的无奈情感，也有新一代农民努力脱离土地的挣扎。这一年中，稚子在嬉闹，青年在迷茫，中年在奔波，老年在哀叹，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位置，每一个人也都在赶着自己的路。农民的后代们终于走出了故土，将去过他们父辈所梦想的城市生活，也将他们所熟悉的乡村生活抛在了身后。而随着他们的离去，乡村将会更加凋敝，渐渐与现代城市的距离越来越远。 《乡村里的中国》没有一波三折、 荡气回肠的故事，但却无处不弥漫着平淡乡村生活中的巨大张力。农村之上的政治架构换了又换，可农村及其承载的文化却默默继承。农民世世代代生在，死在在这片土地，最终融化为这土地的历史与未来。而乡间那最朴实无华的烟火气，才是最能触动人心的存在。每一个乡村，其实都是一个微缩的中国，这里是中国的乡村，也是“乡村里的中国”。

1. 作为一部获过华表奖、拿了龙标，正计划上院线的电影，《乡村里的中国》至少有三个不那么容易吸引观众买票的地方：这是一部纪录片；这是一部乡村题材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的片名如此庄重而宏大，似乎难以轻松观赏。 2. “没想到这么好看，我以为会特主旋律。”不止一个观众说了类似的话，尽管观看试映的观众多是受推荐而来，影片“很好看”这点还是令不少人意外。不少人建议焦波给电影改名，认为现在的名字不够吸引人，像宣教片。（有人建议说可以改叫《苹果熟了》。）事实上，这部片子最初还有个很科教片style的片名，叫《24节气》——这个ms吸引人买票的难度级更高。 3. 2012年正月，焦波带着临时召集的团队——5个平均年龄不足21岁、没什么拍摄经验的年轻人住进山东淄博沂源县中庄镇杓峪村，以300块钱的月租费租下一个小院，自立春到立春，他们在这里住了373天，用摄像机在24节气的时间线上记录下一些始终存在却从未被展现的画面和话语，从乡村日常中发现充满情节和细节的中国，一些内容在人们意料中，另一些在意料外。 4. 拍摄前，焦波把风险讲给团队每个成员听。 1987年出生的四川传媒学院大四学生剧玺博一直在尝试影视创作，觉得有机会拍片子“正合我意”，他是这部影片的导演、摄影和剪辑。 剧玺博校友、1988年出生的导演和摄像李梦龙想大不了就当复读了一年，他跟焦波说“我现在在农村，社会最底层，即使拍完片一无所获，也可以去别的地方接着往上走。”焦波回复他“我们都是这样”。 毕业于淄博职业学院，1990年的制片主任、会计和司机刘晓晨从焦波5年前在汶川拍汶川孤儿时就跟在他身边，虽然在城市长大，对要过一年乡村生活，他的感想是“我的适应能力很强”。 刘晓晨的师妹、助理和场记，1992年出生的陈青满心好奇，当这是工作前的实习和社会体验。摄影助理北川当时15岁，是焦波收为徒弟的6个汶川孤儿中的老大。 5. 除了刘晓晨和陈青，所有人的家都在农村，而除了李梦龙学的是编导，其他人的专业五花八门，从广播电视新闻到计算机和声乐。焦波不担心没经验拍不出东西，“我做摄影就不是人家那种特别灵活的人，出去一次一张好片子，我要用30年拍我父母，5年拍汶川孤儿，这么来拍一组好片子。冯小刚3个月拍一部电影，我们几个人用一年，4天拍1分钟行不行？耗吧。” 6. 接到任务时，离必须开机的立春只有二十几天，焦波回熟悉的淄博老家找村子，15天跑了十来个村，他发现包括故乡在内，很多村子都和村民一起变得“不城不乡”，“冯骥才说每天都有80多个村庄在消失，我不知道是不是真这样。” 最后他们在沂蒙山区腹地找到不大不小、不穷不富的杓峪村，这里在变化，但还保留着立春时涂红羊角和给小孩缝春鸡的习俗。它是城镇化道路上很多跑在前头的村子的昨天，也是一些更封闭、更传统的村庄的未来。 7. 考察时，焦波遇到两个放假在家的大学生，学导游的杜滨才说村里每年都自办春节联欢会，他是主持，红头发、高个头的杜海龙会跳迈克•杰克逊的太空步，有个为供他读书十几岁时辍学打工的姐姐。焦波来到杜海龙家，发现杜海龙父亲杜深忠是个爱看书读报练书法的农民，妻子张兆珍经常为丈夫的“不务正业”跟他打嘴仗，“俺俩这一辈子，就是一个战争片。”这对夫妇后来成了《乡村里的中国》的主角。 8. 2012年2月，焦波领着团队进村，用电信手机号的剧玺博和用联通号码的李梦龙很快发现手机没了信号。村里路都是上下坡，第一天拍摄，陈青走了几步就累得不行。山里早春格外冷，晚上睡觉，焦波靠把一只脚放在另一边膝盖下来暖脚。手头宽裕时，他们去邻村小餐馆“下馆子”，手头紧张了，就一起做菜，为该谁刷锅刷碗闹过几回矛盾。 在村子里，他们度过了间隔时间最久才能洗一回澡的冬天——每隔十几天，才集体赶赴车程2小时的县城小宾馆开个房间，排队洗。他们每天都在村子里边转边看，“只有村里的小狗能跟我们比。”李梦龙说。 “苦中有乐，我们养过6只狗，2只鸡，1只羊，院子里种了南瓜豆角丝瓜，房间里挂个投影屏，偶尔放点电影，管这叫‘天堂电影院’。”焦波说。 9. 当村民们习惯了这群外来人，不再跟在他们后面看，在摄像机前无所顾忌地说话，他们真正成为杓峪村“村民”。 10. 土地上长得出庄稼，长得出果树，也长得出奇花异草。 今年60岁的杜深忠一辈子家徒四壁，心思从不在地里。他读过高中当过兵，34岁才结婚，婚后没两天就丢下妻子跑去北京上鲁迅文学院培训班，他几十年天天看《新闻联播》，能跟人聊巴金谈李白说国家大事，他也爱音乐，会一脸严肃地拉跑调的二胡，自从村喇叭里播过一次《春江花月夜》，就心心念念想要一把琵琶。因为干活不行，爱做“没用”的事，杜深忠在村里并不被高看，村支书张自恩的奉承话是这么说的：“你是个才人，就是果树管的少”。 “我20岁时的愿望到今天都没放弃。”说这话的杜深忠黝黑、干瘦，一脸皱纹，他的愿望是拥有一间书屋，“窗户明亮，阳光照进来，屋里都是摆满书的书架，门口放块泰山石，刻上‘松石书屋’”。焦波说“如果没从村里出来，我就是你这样的人。” 梦想面前，没有城乡，在沉默的乡村，有很多异于人们固有想象的“杜深忠”。 11. 最打动焦波的，是杜深忠掏心窝的一句不那么“正确”的话：“我从来就不热爱土地。”后来许多农民出身的观众对这句话共鸣，土地给了农民什么？人们为什么以为他们一定热爱它？ 从村支书到村民，片里人物都说过一些不怎么“正确”的话，“有人说这些话不合适，我说不是那种年代了，敢说话是种社会进步。”焦波说，“我觉得领导干部能容忍老百姓说说过头话，也希望尽可能听到老百姓说实话。”让他惊喜的是，电影通过审查时没进行一帧的改动。 12. 焦波他们的房东张光爱热心豪爽、消息灵通，村里人送绰号“中央四”。导演李梦龙非常敬佩张光爱，尽管她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民，他说这个村里最能干的女人就像《大宅门》里的斯琴高娃，一个人扛着整个家族。她是片中打动很多人的情感线里大学生杜滨才的大娘。李梦龙说杜滨才也多次让他感动。他有片中没有太多展现的非常阳光的一面，是村子里的孩子王，孩子们都喜欢他，他也愿意跟小孩子在一起。 13. 我们了解真实的农村吗？ 拍片子前，焦波自认为认识已十分深入，一年后，他发现自己的了解还不够细腻。比如，他没想到杜深忠这样的农民，挣扎在现实重量下还始终充满激情、甚至带有诗意地追求精神上的梦想。 剧玺博过去从没想过要关注农村，在他长大的那个河北村子，人们已不再以土地为经济支柱。在杓峪村，他感受最深的是靠土地为生的难，和农民改变现状的渴望。刘晓晨一度感觉农村“比较野，穷山恶水多刁民嘛”，但在村里呆了一年，他发现这里就像黄渤春晚上唱的那首歌，“陌生人点头都是笑脸”。李梦龙终于明白老师说的镜头要有情感是什么意思，他在镜头后面哭了很多回，用《天堂电影院》的台词总结感受，“生活和电影不一样，生活难多了”。 14. 焦波希望更多人，尤其是制定政策的领导干部能看看这部片子，听听最真实的农民的声音，从倾听开始，改变现实，“这是他们偶尔下一次乡看不到的东西。” 15. 回到《乡村里的中国》这个片名，它让人联想起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人们始终认为，中国就在乡村里。“仔细想想，这名字也不错，对吧？”焦波说。 16. 这部片子并非没有缺陷，但它的确很好看。 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4-04/04/c_13323728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