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影灯下

这个世界，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生死离别，作为这一切的见证者，医生用冷静果敢的心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技巧与人体的各种病痛进行着顽强的斗争。今天的医生已经可以借助医学影像对病人精细检查，以最小的伤害实施手术，并且能够各有所职、训练有素地挽救病人于危难之际。现代化的医疗救助让无数病人因此获益，而在100多年前，虽然消毒、止血与麻醉等基本的医疗技术让柳叶刀终于从人类的体表进入体腔，但是距离安全、有效的手术仍相当遥远。以切割和缝补为主旋律的大外科是如何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着现代物理学诞生的大发现，为这个时代拉开了序幕。

德国古城维尔茨堡，建于15世纪，美因河桥横跨城堡东西，从建成之日起，这里就是当地人散步的好去处。著名的维尔茨堡大学位于美因河畔，这个古老的房间曾是维尔茨堡大学物理学实验室，至今它仍保持着100年前的样子。

德国伦琴博物馆馆长迪博特·哈恩：书里面有非常漂亮的动物X相片，还有一个小钉子，有鱼和蛇。

1895年，在这间古老的实验室，物理学家威廉·康拉德·伦琴的一个意外发现，改变了世界。

德国伦琴博物馆馆长迪博特·哈恩：威廉·康拉德·伦琴在1895年11月8日晚上对空气放电管进行实验时，他也注意到不远处一块小水晶感应发光。

为了弄清原委，伦琴先后用黑卡纸、书本以及含铅的砝码挡在空气放电管与水晶之间，他发现水晶依然发光。伦琴敏锐地意识到，这次实验可能产生了一种可以穿透大多数固体的新型射线，他用代表未知数的符号X将其命名为X射线。

德国伦琴博物馆馆长迪博特·哈恩：对这个发现他是非常兴奋的，他先仔细研究了不同的物质，比如木头、砝码、线团等物体，然后他又决定用射线照射妻子的手。他把拍摄的所有照片向全世界展示，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这则报道传遍了全世界，而且当时还没有电脑。

这种可以穿透一切生物的射线很快激起了全民的狂欢，人们用它扫描了各种动态的物体，年轻女性以拍摄X光照片作为时尚，标新立异的X光试鞋机成为鞋店试鞋的标配。除了受到普通民众的欢迎外，这一全新的发现同样在医学界引起了轰动。

中国工程院院士戴尅戎：这种射线如果打在一个特殊的材料表面的时候，它可以形成图像，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当这个射线穿过我们人体的时候，就把人体的表面——皮肤、皮下脂肪、肌肉、骨头、内脏全部显示出来了。它就可以使得我们无损伤地获取病人内在的病变的情况，不需要把肚子剖开来再看他的胃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在事先就可以知道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贡献。

但是研究者没有料到，一场灾难正在悄无声息地袭来。这种无色无味的射线，一旦接触过量，它所产生的电离辐射将严重破坏细胞组织，对人体产生致命的伤害。

德国汉堡圣乔治医院的花园里矗立着一座1936年建立的X射线纪念碑。

德国汉堡圣乔治医院教授基费·利茨：我们现在站在牺牲者纪念碑前，在前排你能看到各种名字，但这些不仅仅是医生，还有其他领域的科学家，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技术人员、实验室里的员工和护士，他们都为射线的应用而牺牲了。

碑上铭刻着350个名字，他们都是上世纪（20世纪）初期最优秀的医生和科学家，由于无防护地频繁接触这种射线，这批X射线最早的研究者几乎全军覆没，罹患癌症去世。直到33年后，在国际放射学大会上，科学家制定了X射线的操作规范，悲剧才就此终结。

德国汉堡圣乔治医院教授基费·利茨：经过很多年他们才弄明白其伴随而来的副作用，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这些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来挽救更多人的性命，或者让他们的生命得以延长。他们的牺牲不仅挽救了病人的生命，也保障了我们医护人员的安全。

尽管X射线曾给研究者带来灭顶之灾，但不能否认的是，这种神奇的射线也掀起了一场疾病诊断和治疗的革命，使得越来越多的疾病能够在术前得到准确诊断，为手术提供安全保障。但对于20世纪初的外科医生来说，能够看到身体内部的病灶还远远不够。想让病人能够从手术中活下来，还有很多难题等待他们去解决。

中国 上海

27岁的谯杨已经怀孕36周，快四岁的大女儿对即将诞生的小宝宝相当期待，但是家中其他人更多的似乎是担心。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机，这位准妈妈已经在医院住了两周。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程海东：前置胎盘（的病人）要早一点入院，因为随时有可能出血的。胎儿的成熟是没有办法来改变，也没有办法来改善，只有靠宫内的准备了。

谯杨的情况在医学上叫作凶险性前置胎盘，这是产科最凶险的重症之一。

患者谯杨：之前知道自己是前置胎盘，他们说有可能就是无痛性的大出血，就是有可能睡着睡着就躺在血泊当中了。

胎盘是子宫中血液最丰富的地方，谯杨的胎盘一反常态长在了孩子出生的通路——宫颈口的位置，挡住了孩子降生的出口，自然分娩将不可避免地使得胎盘撕裂，从而引发致命的大出血。为了保障母子安全，医生决定为谯杨实施剖宫产手术。通常情况下，人的失血量一旦超过全身血量的30%就会面临生命危险，经验丰富的产科医生深知大出血将是这场手术最大的敌人。今天，面对手术中出现的血液快速流失，外科医生最常用的急救方法就是输血。但在一百多年前，这却是不可想象的。当时的医生为了挽救濒死的生命也曾尝试往人体内输入血液，但结局往往非常惨痛，大多数接受输血的病人出现发热、疼痛和酱油尿等症状后离奇死亡，只有极少数人的病症得到缓解。对此，人们迷惑不解。

直到1900年，奥地利著名医学家、生理学家卡尔·兰德斯坦纳发现了人类血型的秘密。当我们将两种不同血型的血液相互混合时，在放大400倍的微观世界中将会看到这样的景象。被侵入的血液迅速产生出大量Y字形抗体，向企图进入的血液进攻，这是不同血型混合后的排异反应。排异的结果就是，两种血液凝成血块致人死亡。当年正是通过这样的溶血实验，卡尔·兰德斯坦纳找到了那些疯狂输血失败的原因，并依此建立了血型分型系统。基于他的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安全输血成为可能。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外科学教授刘荣：我们才发现这个血型分A型、B型、AB型、O型，才知道分型的，知道血型分型了以后，外科的技术就有进步了，因为你再也不会出现输血反应了。其实血型对我们外科技术来讲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里程碑式的标志。

然而，输血技术并没有因此很快得到推广。1914年一战爆发，新型武器的使用造成了空前的伤害，当时的人们还不知如何保存血液，输血只能采用个体对个体、现取现输的方法，难以应对战场上的巨大需求，大量受伤士兵因此得不到及时输血，失去生命。战争的惨烈促进了科学的研究，英国伦敦科学博物馆，以一战为主题的医疗与战争展览正在进行。这里保存着一台一战时期的输血设备。

英国伦敦科学博物馆工作人员：这个瓶子上连接着三根导管以及两个针头，其中一个针头用于献血者，将血液收集进储存瓶中，储存瓶能够延长血液的新鲜度。当有病人需要输血时，将另一个针头插入受血者，利用抽吸泵将血液挤入导管，将血液输入需要用血的病人体内。

一战爆发后，诸多可以这样大量储藏血液的专业输血设备被开发出来战场上再无须现场采血。不仅如此，为了防止血液在体外凝固，研究人员还研究出了往血液中加入化学物质柠檬酸钠的方法来保证血液的新鲜。伤员终于可以在第一时间接受及时有效的输血治疗，最大程度地挽回生命。

今天，作为一种急救措施，输血已经从战场走入医院，成为手术室中常见的急救方式。

胎盘上，像蚯蚓一样的动脉血管紧绷怒张，一触即破。医生根据做好的预案，用尽各种手段进行止血，令人担心的大出血情况还是发生了。如果说短时间里面出那么多血的话，可能根本血压都维持不了，现在因为一边在出血一边在补充，但是我们希望这个出血能够停止。

这些象征生命之源的红色液体正在源源不断地流进谯杨体内，虽然100年前的输血方式沿用至今，但是面对越来越复杂的情况，现代外科医生已经掌握了一种高明的辅助输血方式——自体回输血液技术。这台机器正在将谯杨流失的血液过滤、清洗后输回到她的体内，在尖端技术和医生的共同努力下，无数像谯杨一样的母亲获得了活下去的机会。此时，只有母亲知道这温柔凝视所带来的的喜悦和感动让所有的危险变得值得。

中国工程院院士孙颖浩：外科的发展绝对不是单单一个外科技术的发展，走到今天，是一个科学的综合的发展，外科手术只是医学里面一个很小的部分，它对整个人体的情况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以后，变成一个整体，变成一个科学以后，这个手术才变得更好起来。

20世纪初，受益于无数前人的努力，医学的基础愈加坚实，医学影像和输血技术的突破性发现，让柳叶刀终于可以长驱直入，得以安全有效地治疗疾病。仿佛水到渠成一般，医学的蓬勃发展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乐于加入外科医生的行列，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挑选和训练人才，成为当时外科领域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东单，北京最繁华的地方，有着百年历史的北京协和医院就位于东单帅府园1号。每天清晨，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走进这座中国最古老的医院，此时，医生的一天也从沿袭了百年的大查房开始了。对于导师日复一日地严格纠错，张铭鑫早已习惯。两年前，张铭鑫在经过五年本科、三年硕士学习后成为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的一名临床博士型住院医生。

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学系主任李汉忠：查房呢，首先，因为我们是给病人治病是一种形式，比如说我是病人，我希望每天能见到大夫，那以什么形式见呢？早晨查房。当然，你是住院医生，大概不能见一次，更多地见，随时见。所以我经常问病人，我说你是哪个医生管的，如果这个病人能说出来这个医生的名字，我心里边就踏实了。这里边反映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医生跟病人的交流是不是好，是不是在帮助病人。

韩龙是张铭鑫刚刚接管的一名病人，今年24岁，患有一种会在全身多发肿瘤的系统疾病，这是一种会在全身频繁复发的肿瘤。两年前，医生为他切除了位于大脑和脊髓的病变，不久前，新的具有内分泌功能的肿瘤在肾上腺上出现了，在韩龙这次的肿瘤切除手术中，张铭鑫终于有机会作为第一助手参与其中。两年来，张铭鑫在上级医生的指导下从事着收治病人、记录病例等基本的医疗工作，这是北京协和医院自建院之日起就形成的规定，所有的住院医生在正式成为一名主治医生之前都必须接受一种叫作住院医师制度的培训。

美国

位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是全世界医学生向往的殿堂级院校，这所改变了美国医学教育历史的医学院正是住院医师制度的起源地。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内科系主任马克·安德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成立之前，那时的医学不能算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连详细的解剖图都没有，大部分情况下，医学学生毕业也没什么要求。

19世纪末，随着独立战争和内战的结束，以威廉·奥斯勒为首的美国医学精英决定成立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医学院。在这里，威廉·奥斯勒要求所有医生在独立行医之前要系统学习医学、病理学和解剖学，还必须经过三至四年全职住院医生的临床培训。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奥斯勒医学培训项目主管桑杰·维伦德拉·德赛：之所以命名为住院医师，是因为这些实习生成为正式住院医师前常驻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照料病人，他们还不能做关键性的决定，但是他们会传达主治医师的决定，住院医师拥有对病人的看护权。一旦他们全身心投入亲身体验，他们就能真正学到东西。

20世纪初，美国的年轻医生通过大量住院医师制度的教育实践不断纠错，积累经验，最终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这种教育制度逐渐影响了全世界的年轻医生。1921年，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中国北平的协和医学院成立，住院医师制度开始在中国萌芽、发展，直到今天。

北京协和医院 泌尿外科手术室

在李汉忠主任的指导下，张铭鑫小心翼翼地进行着手术操作。由于肿瘤位于韩龙的腹腔深部，如何以最小的伤害通过腹腔镜清楚地分离显露肿瘤成为摆在张铭鑫面前最大的难题。对于从哪个角度和通路接近腹部的肿瘤，张铭鑫有些犹豫。1个小时候，手术团队将肿瘤完整切除。术后24小时内，病人仍处于高风险时期，张铭鑫必须严密监测韩龙生命体征及各项化验指标。

“有点发烧，然后心率快，然后血压低，八十几，腹胀，有点头晕”

这是一种罕见的术后症状，张铭鑫判断，由于手术切除了韩龙的双侧肾上腺肿瘤，保留的肾上腺分泌的激素不足，从而引发身体的异常反应。张铭鑫立刻采取应对措施，要求护士尽快为韩龙进行药物补充。经过整整一夜的等待，韩龙转危为安。沉睡的韩龙并不知道，自己和张铭鑫一起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考验。住院医师制度培训让年轻医生迅速成长，他们自我发现并解决问题，这些经验决定了他们将具备什么样的临床直觉，一个好的临床直觉所做出的决策往往会让患者受益终身。

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学系主任李汉忠：他已经有自己独立思考，进行一个治病、做研究的能力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郎景和：外科真正的决定作用是那个决策，决策占75%，技巧占25%，多长时间一个外科大夫是可以成熟起来呢？回答得很有意思，10年。

随着现代外科最基本的特征之一——规范化的逐步建立，外科学也进入到信奉大刀口、大医生的飞速发展时代，但对病人来说，大型手术意味着更严重的创伤和更长、更艰难的恢复期，此时新一轮的变革悄然酝酿。一名来自德国的外科医生反其道而行之，再次改变了外科的面貌。

看见身体，手术刀精准切割病灶，重获生机，减少伤害，规范操作，大外科时代不断走向成熟，手术刀开始了身体各个领域的探索，这就是手术两百年之长驱直入。

德国 基尔市

基尔，德国北部港口城市，素有“帆船之都”的美誉，莉泽洛特·梅特勒已经在这座小城居住了48年。1970年，莉泽洛特来到基尔一家妇科医院工作，并和她当时的老师——基尔医院妇科主任库尔特·席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德国石勒苏益格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教授莉泽洛特·梅特勒：他很喜欢邀请我们来吃晚餐，舒适地听着古典音乐，作为拜仁州人，他很爱喝啤酒，晚餐时就计划一下明天的事情。

莉泽洛特一家住在离医院不远的一栋三层船型别墅里，这栋宽敞的房子曾经属于她的老师席姆。在莉泽洛特的印象中，席姆心系病人，医术精湛，时至今日，当莉泽洛特想起1980年协助席姆完成的一台秘密手术时，依然心潮澎湃。

德国石勒苏益格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教授莉泽洛特·梅特勒：第一例手术是周六下午，我们悄悄进行，没有任何人知道，否则这会在医院引起轩然大波，他的主任职位可能不保。到最后结束后，我们用视频给其他外科医生解释整个步骤，当时是录了视频了，但他们都不相信。

这是一台改变了整个腹腔外科的手术，始于医学天才席姆的一次异想天开。上世纪（20世纪）60年代，大开腹手术是解决腹部疾病的唯一方法，即便发现病人体内只有黄豆大小的囊肿也必须打开腹部才能将其切除。看着痛苦的病人，席姆想到了自己工作时常常用到的腹腔镜，这是一种腹部检查常用的诊断工具，通过在病人的腹部打上钥匙孔大小的孔洞，利用前端的光源和镜子，医生可以清晰地观察到病人的腹腔，找到病灶。席姆敏锐地意识到，如果能够改造腹腔镜，让它承担手术功能，病患在手术中受到的创伤将被大大减轻。

德国石勒苏益格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教授莉泽洛特·梅特勒：我们现在去席姆的工作室，他的工作室在楼下，转个弯……他在这里制作了很多器械，这里有很多不同的抓钳，比如这个可以抓住确定（病变）并把它取出来，针对子宫切除术，我们有特定的切除工具，用它可以把（病变）切除。这是一个剪刀，这个现在也是可以用的，这些全部都是席姆发明的。

这是席姆最初改造腹腔镜的地方，为了纪念这位挚友，莉泽洛特让一切保留着旧日的模样。席姆拥有极高的机械天分，经过反复试验，这些细长的腹腔镜被改造成具有剪切、抓取、灼烧等功能的新型手术工具。独特的工具还带来了使用方法的改变，止血是传统手术中非常关键的步骤，但当腹腔镜取代医生的手通过微小的孔洞进入身体时，由于医生的手无法直接接触病灶和缝线，因此很难完成像止血打结这样精细的动作。

德国石勒苏益格大学附属医院腹腔镜外科中心主任克拉斯彼得·字勒曼：当用（腹腔镜）工作的时候，肯定是不能用手来打结的，他们就必须用（腹腔镜）来打结。这样手术医生并不能直接接触腹腔，万一肠子破了一个洞，我们要怎么把它缝上呢？万一出现了出血之类的复杂情况我们要怎么解决呢？我们开始先打个半结，然后捏住这个结，从上面绕一圈，再绕一圈再绕到上面，再绕一遍，然后从两根绳子中间穿过来，把它系紧，然后就可以把这个结推到下面去了。

就像是捕捉猎物的套绳，细长的手术器具将套绳送入病人体内，只要圈住束紧，就能顺利结扎止血。利用这样的止血方式以及改造后的手术工具，席姆完成了医学史上第一例腹腔镜阑尾切除手术，但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席姆引以为傲的发明却招来了一波波前所未有的反对声浪。

德国石勒苏益格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教授莉泽洛特·梅特勒：在德国，这种技术得不到接纳，我们的第一次工作不被公众接纳，理由是这种手术是对医学的侮辱，他也被德国外科联合会开除了，并且这群人也建议妇科联合会也把他开掉。

欧洲妇科内窥镜学会主席鲁迪·坎波：如果有传统做法，人们总是会继续坚持这种做法，为什么要改变传统呢？如果有这样一个部门的主任，他是一位非常好的外科医生，在开腹手术中，他可以做得很干净利落，但一旦把他放到内窥镜环境下，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他不能像之前开腹手术一样做。

“缝合是有些困难的，因为人们没有办法直接感受”

尽管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席姆从未想过放弃，他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腹腔镜训练系统，让医生能够提前学习手术技巧。随着手术成功案例的不断增多，最终，这位原本被视为疯子的妇产科医生获得了腹腔镜手术之父的美誉。

德国石勒苏益格大学附属医院腹腔镜外科中心主任克拉斯彼得·字勒曼：他一定会感到骄傲的，因为他使外科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用这种技术）你其实就扩展了现实世界的范围，或者说观察到了器官的内部构造，这其实是个可以无限延展的过程。

腹腔镜外科的出现使得微创的观念逐步被医学界广泛接受和肯定，今天，50%以上的手术都可以通过微创技术完成，伤口越小，意味着病人的疼痛和出血越轻，发生感染的可能性也越小。事实上，作为光电领域最新科技与现代外科学结合的产物，微创手术本身也在发生巨大的变革，微创手术顶级代表——微创机器人技术的出现让医学的奇迹一再发生。

美国 明尼苏达州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院拥有全世界最著名的心脏外科，24岁的胡安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畸形的心脏一反常态长在了胸腔右侧，并伴有严重的结构功能缺失。几个月前，胡安再次出现心脏衰竭的迹象，他和家人来到明尼苏达大学医院准备接受心脏起搏器的植入手术，希望利用这种电子仪器帮助心脏恢复正常跳动。心胸外科的廖康雄医生是美国最早开展机器人心脏外科手术的医生之一，也是胡安这次手术的主刀医生。

美国明尼苏达医学院心脏移植中心外科主任廖康雄：这是一个3D（三维）模型，我们要找到我们需要放置仪器的电极，而且要避免伤害到心脏表面的血管。这个病人以前做过多次心脏的手术，心率失常很严重，所以这个时候手术要特别轻巧，对病人对心脏的触动要特别轻。

胡安的心脏极其孱弱，手术不允许出现任何闪失，高精度的机器人微创手术是胡安最后的选择。

患者胡安：我不怕手术，只是很激动，希望能赶紧做完。我的家人就像一个大团队，我们互相支持着对方，一旦你倒下，总有人来支撑你。

廖康雄正在通过面前的控制台操控胡安身上的机械臂，数字化的机械臂代替了人手，减少手部颤动，保证手术动作更加灵活、准确，手术中使用的内窥镜具有10倍以上的放大倍数，能为主刀医生带来患者体腔内三维立体高清影像。这是他的第五次手术，之前的几次手术给他的血管留下了很多伤。胡安的胸腔内，两只机械手互相配合，穿过复杂的手术路径，成功将起搏器送达心脏附近。在机械臂360度的旋转下，起搏器被快速安置到了心肌层上。随着起搏器规律电信号额传导，胡安衰弱的心脏终于在电刺激下恢复了有功能的正常搏动。

手术第二天

——你手术后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

——如果明天你感觉还行，不感觉太疼，如果你想回家的话也是可以的，没人能看到你的疤痕，疤痕都藏在后面，一共三个孔，一二三，谢谢你能来这儿，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为你顺利完成手术感到开心。

三天后，患有严重心脏疾病的美国青年胡安出院了，胡安有了充足的时间等待心脏移植。

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家鸿：所以整个外科的发展，它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不断地演进的，在每一个时代，外科学都会因为有这些科技的进步赋予她新的内涵，从而导致外科理念和范式的转变。

英国医学史专家理查德·巴奈特：我认为在近两三代人的时间里，手术变得更加人道，它开始思考的不光是要治疗人体，还有治愈人，我认为这才是医学和手术的核心，它关乎人类健康幸福，帮助我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从很多方面来说，手术都在回归其古代哲学本原。

从19世纪X射线的发现到今天的机器人微创手术，在短短两百年间，外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手术的边界在医生们的推动下不断拓展。

但改变的背后，不变的是医学的本质，正如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所说，首要之务是不可伤害，然后才是治疗，这是医疗的原则，也是外科的原则。风起云涌的大外科时代还未结束，随着人类对于自身认识更加深入，手术刀也将向着前所未有的禁区挺进。

1.维萨里的解剖和哈维的循环，是人体认识的两个里程碑。

2.帕雷的止血、莫顿的麻醉和塞麦尔维斯的消毒，是手术的三大基石。

3.北京协和医院的住院医师制度源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

库尔特·席姆发明腹腔镜手术，学界接受微创观念。

4.颅骨环切术、神经外科（哈维·库欣）、显微神经病外科（亚萨基尔）；

脑部医学影像 （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CT”，核磁共振，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额叶切除术（《禁闭岛》、《飞越疯人院》）；

脑深部电刺激术（帕金森症）。

5.低温停跳术（比奇洛）、活体交叉循环术（李拉海）、人工心肺机、介入治疗。

6.血管连接的成功与否，是所有移植手术的基础。三点吻合法（亚历克西·卡雷尔）；

环孢素的发现，让抗排异药物的研发打开了新的局面。双手移植，异体脸面移植。

7.癌症疗法：根治术（霍尔斯特德）、化学药物治疗、靶向药物治疗、免疫疗法。

8.融合科学（“第三次生命科学”），提高手术的精准度与安全性

a.再生医学（即“组织工程学”）

b.3D打印技术（器官模型，手术方案）

c.微创手术（智能吻合器）

d.基因咨询（“世界上最好的疾病，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疾病”。预防优于治疗。）

e.人工智能（人工神经网络、外骨骼机器人、智能假肢）

f.飞机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两岁的帅帅即将离开父母的怀抱接受神经外科创伤最大的手术。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单永治：这个孩子（大脑）的左侧半球整个是一个大范围的发育不良，正常四个脑叶有三个脑叶有严重的明显的异常。

帅帅出生后被诊断患有癫痫，大脑半侧的异常发育导致他频繁发病。现在，医生希望通过手术抑制逐渐恶化的病症。定位、划线结束，坚硬的颅骨被打开，灰白色的大脑显露出来，一场难以置信的手术开始了。九个小时的精细剥离，帅帅病变左脑的三分之二被切除，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帅帅不仅不会因此丧命，那些因手术而暂时丧失的身体功能，也将在未来逐渐被留下的右脑取而代之。神经外科手术是外科领域最为尖端的年轻学科，它是人类试图用人脑医治人脑的极限挑战，作为人体最神秘的器官，直到今天，大脑的秘密仍未全部被揭晓。

距离拉斯维加斯枪击案（2017年10月7日）已经过去一周，这起疯狂的随机性枪杀案共造成59人死亡，超过500人受伤，凶手的犯罪动机成为媒体和普通美国民众关注的焦点。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神经科学家詹姆斯·法隆：凶手叫史蒂芬·帕多克，没有任何案底记录，很神秘，但可能出生于一个非常自恋的家庭，我们正在尝试寻找他杀人的原因。

詹姆斯·法隆是一名神经生物学家，他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合作已有一段时间，10年间，他研究过数以千计精神病患的大脑，这些人当中也包括一些和史蒂芬·帕多克一样的极端杀人犯。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神经科学家詹姆斯·法隆：在这里进行试验的实验对象或者患者、罪犯被带进来后会被注射非常低浓度的放射性物质，然后进行扫描，就是我身后的。

通过长期的对比研究，法隆发现，许多恶性罪犯存在共性，他们大脑中的与自控力和同理心密切相关的额叶和颞叶部分脑功能低下。法隆推测，正是因为部分大脑功能的缺损，让这些罪犯缺乏道德意识，没有共情能力，最终导致了犯罪行为发生。

实际上，人类的任何行为、情绪、习惯都和大脑有着超乎寻常的紧密联系。大脑是人体最复杂、最精密的器官，有着和其他人体器官截然不同的外观，它柔软易碎、交织着无数细密血管，作为意识的源头，大脑大约包含有1000亿个神经元细胞，这一数量与银河系星体的总数相当，众多的神经元组成的网络指挥着我们奔跑、进食、躲避天敌。尽管已经获得了许多激动人心的发现，但科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关于大脑我们仍然知之甚少。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神经科学家詹姆斯·法隆：我认为大脑仍是我们不太了解的地方，我们知道它的工作原理、生理结构和联系，但是我们如何从这些神经回路进入意识的一个大问题仍然是一个谜。因此，最根本的事情是未知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对它的看法是，我们还一无所知。

中国工程院院士周良辅：世界上有500钟以上的脑病没方案解决，我们脑子的神经细胞像天上银河，脑子的传导束像电线一样，可以绕地球四周，这么小的脑子，有这么多的东西，这么多结构，目前很多搞不清楚。

实际上，对于大脑的探索并不是现代科学特有的产物。在遥远的过去，人们已经在试图通过一种极具危险性的行为来探寻大脑和疾病的秘密。1992年，在一处5000年前的考古遗存中，工作人员发现一个独特的人类头骨。

在头骨的枕骨处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孔洞，这个孔洞呈正圆形，直径大约为3厘米，边缘相当光滑。

经过医疗影像设备的检测，工作人员发现，圆孔的边缘有新的皮质层形成。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王成伟：它这个缺损程度，跟我们刚做手术的病人是不一样的，它边缘已经完全光滑了。

这说明头骨的主人曾经在圆孔出现后继续存活了一段时间。史前人类能够在头骨破损的情况下存活，这一信息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这一发现并非偶然。实际上，在北非、欧洲和俄罗斯，考古学家们都曾发现过类似带有圆形孔洞的人类头骨。现代考古学已经证明，颅骨环切术是人类最早开展的手术之一。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那个时候的医生是巫医，所以也许有的他有病或者癫痫或者是抽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不舒服，巫医会认为是有鬼魂附在脑子里了，所以要开个洞，让鬼魂出去。

毫无保护措施的年代，巫医或许只能用石器将头颅打开，用炭末或者热沙来消毒，用植物的汁液来止血，用酒或者一些具有镇定麻醉作用的植物来止痛。尽管风险相当高，但因为伤口较小，一些人还是在接受手术后存活了一段时间，手术能否成功与巫医的勇气和技艺相比更重要的是患者的运气。

但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直到20世纪初，这一情况仍未得到改变，当时的世界，方方面面都孕育着巨变。X射线、无菌术、止血与麻醉技术的出现使得外科手术逐步成为医学进步的主导力量，一个个辉煌的胜利逐渐出现。但对于当时的神经外科医生来说，这种能够品尝胜利喜悦的机会少得可怜。打开病人的头颅，一直是一件相当冒险的事情。

德国手术显微镜专家德克·布鲁纳：因为它们（脑部病变）都太小，所在区域太深，你看不到它们；如果你看不到它们，你没办法有效地治疗处理。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神经外科教授丹尼斯·斯宾塞：那时神经外科手术的死亡率是80%，为什么？一方面是由于感染，另一方面由于出血，大脑血管丛生，大脑手术总是伴随着大量出血，难点还在于确定疾病的位置。

受制于人类对大脑认知的局限以及技术条件的落后，神经外科的进展极其缓慢，直到一个医学天才横空出世，一切才发生了改变。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哈维·库欣研究中心负责人特里·达格拉迪：他们都是哈维·库欣的病人，有时候我看见一个试图微笑的孩子的照片，你能看出来他们正在与脑瘤或其他疾病作斗争。这些照片看起来很压抑，这不仅是肖像，这是正在承受重大病痛的人的肖像。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哈维·库欣研究中心负责人特里·达格拉迪正在将这些照片底版分类整理，逐一扫描，上传到数据库中。像这样的照片底版，哈维·库欣研究中心共保存有一万多张。除此之外，这里还收藏着一些手术记录，以及700个装有肿瘤与大脑标本的玻璃罐子，它们都属于上世纪（20世纪）初被誉为神经外科之父的医学天才哈维·库欣。

从医之初摆在库欣面前的首要难题，就是如何准确判定为大脑病变的位置，尽管当时穿透力极强的X射线已经广泛应用于医学诊断，但由于只能清晰显示骨骼，这种新兴的诊断方式对大脑这样的软组织无计可施。库欣中心收藏的这些照片、档案和标本见证了当年库欣为定位大脑病变位置所做出的努力。这是一张拍摄于1910年的头部X光片，片子的主人叫伦纳德·伍德，是一名患有脑膜瘤的美国军人。在X光片中，伍德肿瘤的位置完全无法辨认。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神经外科教授丹尼斯·斯宾塞：最终他去找了库欣，他打开颅骨，他知道肿瘤长在哪里。库欣是怎么找到肿瘤的？因为伦纳德·伍德的症状出现在左手，库欣知道刺激大脑的肿瘤在右脑的手部反射区，移除肿瘤，他就在那里打开颅骨，移除肿瘤。

库欣很早就发现脑瘤发生的位置与某些身体部位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于是他花了大量时间去检查每一位病人，将他们的肢体症状记录下来，拍照存档，分类整理，寻找它们与肿瘤之间的关系。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神经外科教授丹尼斯·斯宾塞：脸是我们身体中最能反映状况的部位，其次是手，手能看出一个人很多的身体问题，患有肿瘤的病人手也很大。从病人第一次来开始记录他们的体表特征，这对诊断很关键，并在他照顾病人期间持续为病人拍照，他可以一直了解病人的身体变化，直到病人痊愈或死亡。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库欣提出了颅内肿瘤的诊断、分级和分类方法，正是依靠这种方法，库欣找到了伦纳德·伍德的肿瘤，并将其切除。除了可靠的诊断方法之外，库欣还解决了很多神经外科手术操作的基本问题，让脑部手术的死亡率从90%降到了8%。

今天，两种脑部疾病以库欣之名命名，很多大脑表面的良性肿瘤都因他而拥有了治疗方法。然而，库欣总结的常规诊断方法并不能保证100%的准确率，要想让手术的死亡率降得更低，医生必须在术前直接看到大脑内部的情况。

赖敏丽今年34岁，由于突发脑出血，她在丈夫的陪伴下从福建来到北京，准备接受治疗。

患者赖敏丽：就觉得要昏迷还是怎么样，有点模糊了，就是看东西、看人，知道你这个人，但是我看不清你的脸那种感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王硕：两年多，她已经发生过三次颅内出血了，大家知道颅内出血其实非常危险的，在死亡线上走了三次了。

无须打开大脑，也不必总结归纳，这些灰白色影像就是医生的诊断利器。影像结果显示，赖敏丽的大脑中部分脑血管杂乱、密集地交织成了一个畸形团。正是这个包含着动脉、静脉的混乱血管团让赖敏丽部分脑部血流压力变得异常强大，甚至冲破血管，造成几乎致命的脑出血。赖敏丽被诊断患有严重的动静脉血管畸形，并被安排尽快接受手术。今天，脑部医学影像已经成为神经外科医生的第二双眼睛，它们可以帮助医生看到患者大脑内部正在发生什么，而这正是哈维·库欣那个时代的神经外科医生梦寐以求的。

这段珍贵的资料展现了数十年前人们为了看到大脑所做出的努力，医生为病人的大脑注入一种用于血管显像的药水，让脑血管在影像中凸显出来。接下来，医生将病人捆绑在座椅上，进行180度的旋转，通过多张不同位置X光片的组合来观察患者的大脑，寻找病变的位置。拍摄角度越多，医生就可以越清晰地看到患者的大脑情况。沿用这样的思路，在库欣去世后近30年，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出现，医生终于有机会清晰地看到人类大脑内部的影像。

这是当今世界最高端的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机之一，它拥有目前世界最快的检查速度与最高的检测精度，只需0.4秒，机器内部的探测器就可以接收到穿透人体的众多X光束，形成5000层X光切片。虽然每一张X光片只能展示一个切面，但如果将这5000层X光片组合在一起，经由计算机合成，就可以把病人的生理结构精确完整地展示出来。

德国医疗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专家弗洛尔·托马斯：使用X光检查我们可以识别关节以及一些和周围组织对比差别很大的部分，而一些对比度低的部位，如肿瘤和血管则完全看不清楚，而断层扫描能清楚地看到每一个断面，不会重叠成阴影，因此我们可以很精准地区分血管肿瘤与周围的组织。

不仅仅是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随着科学家的努力，核磁共振、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等更多检查手段相继出现，在它们的协同帮助下，今天的脑部医学影像已经超越诊断的层面，可以在手术中协助医生进行各种复杂操作。

赖敏丽的血管团摘除手术正在进行，在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影像的帮助下，医生正在通过手中的导管将一种胶状栓塞药物沿赖敏丽的动脉输送到病灶处，提前对血管团的主要供血血管进行血流封堵，以排除术中大出血的风险。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继宗：你看这个蓝圈这个，这就是那个血管畸形团，把这块切了以后，这个（神经）传导束呢还保持非常完整，所以术后应该不至于损伤那么厉害。

通过数据融合，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与核磁共振等影像技术共同构建出一个虚拟大脑，让医生可以在术中直观地对赖敏丽的大脑进行观察。两个多小时后，巨大的畸形团被切除，伴随了赖敏丽三年的不定时炸弹消失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继宗：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磁共振的出现不仅是对神经外科，它应该说对医学界，而且不仅是对临床，包括现在脑研究，可以说是个划时代的、是个里程碑的（贡献）。它推动了医学或者是神经科学的发展。

外科学的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它始终同基础科学的发展紧密相关，这一点在神经外科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得最为显著。人们认为当医生看到的越多，能够做的也就越多。但有些时候，结果并没有他们预料的那么美好。

上世纪（20世纪）40年代末，一种叫做额叶切除术的脑部手术开始在美国风靡起来，当时的人们认为这种手术可以治疗部分大脑精神疾病。这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手术，整个过程只需10分钟左右，甚至无需专门的手术室，医生只要用一个类似冰锥的锥子通过眼窝底部插入患者的大脑，然后前后挪动锥子，切断额叶神经，手术就可以宣告完成。额叶切除术风靡的10年间，美国共实施了4万到5万例此类手术，许多人因为严重的大脑损伤失去了语言能力、行动能力，甚至无法自理。最终，额叶切除术被叫停，人们深刻意识到，神经外科手术的任何操作都不应该以牺牲大脑功能为代价来进行。

患者梁浩：每个人每一本书里面都有不同的世界在里面，因为每个人思想是不一样的，经历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已经够痛苦了，后面发现原来还有比我更痛苦的还有好多人。

不久前，25岁的梁浩终于有了大把空闲时间读书，三个月前，梁浩被诊断为脑干胶质瘤，这种生在于脑干深处的高度恶性肿瘤很快让他丧失了自主行走的能力。现在，梁浩来到北京天坛医院，希望世界顶级的神经外科医生可以帮助自己切除肿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张力伟：我们举个例子（肿瘤就是）这一大堆草，上面压个石头把那个草要压死了，你把石头搬掉这个草就只要有一点点，它还能够恢复。但是你恰恰是长在里头了，就像树根扎在里头了。

尽管被告知手术过程极其危险，且术后复发的可能性极高，但在反复权衡之后，这个25岁的年轻人还是无法放弃希望。颅底脑干手术是神经外科界公认难度最大的手术，复杂程度难以想象，脑干位于大脑深部，掌管人们的呼吸、心跳等重要功能。大脑深处密布着全身最重要的神经传导束和神经核团，还有两条供应脑部血液的重要动脉从此经过，手术空间往往只是分毫之间，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呼吸和心跳停止。今天，神经外科医生已经可以在不伤害大脑重要组织的情况下进入大脑的最深处，直接进行手术操作，而这在半世纪前都是令人无法想象的。

这是人体最美丽的宇宙星空，藏着人体最深处的秘密，从亘古探寻至今，只为将它看得更清，在精确的毫厘之间打开禁区之门，这就是手术两百年——攻入颅腔。

伊斯坦布尔，横跨欧亚两大洲的知名古城，在伊斯坦布尔的亚洲一侧坐落着土耳其最大的私立医院之一——叶迪特佩大学医院。每个工作日，马哈茂德·加奇·亚萨基尔都会出现在这里，这位92岁的老人或许也是这个世界上仍在工作的最年长的神经外科医生。

世界显微神经外科之父马哈茂德·加奇·亚萨基尔：我的人生从18岁开始，现在92岁了，这70多年不到80年都在医院。这是我的职业，我的工作，70多年来我一直都在研究这个（大脑），这个一点也不容易。

由于年事已高，亚萨基尔已经不再亲自做手术，但他每天仍花大量时间观摩学生图尔的手术。

土耳其叶迪特佩大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图尔：现在我和亚萨基尔教授几乎每天都一起做手术，他一两个小时一言不发，然后一说话，并且当他明白我所想尝试做的事情是比较难的时候，他就会开口。他点到的问题都很关键，并会对这场手术有着至关重要的贡献。

和哈维·库欣一样，亚萨基尔也是一位天才型选手。1924年亚萨基尔出生于土耳其，后来，前往欧洲和美国留学，就是在那段时间里，他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

耶拿，德国中部城市，耶拿的这家光学博物馆是德国唯一一座以光学为主题的博物馆。在这个经过改造的19世纪光学加工车间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正在逼真地演示当时的透镜工匠们制作显微镜片的工作情景。300年前，随着显微镜诞生，人类关于周围世界的观念就被大大拓展，毫不夸张地说，是显微镜造就了现代医学的今天。最终，这一光学领域的重要成果被引入了外科手术。

德国手术显微镜专家德克·布鲁纳：在1953年，我们制造了首台商业显微镜OPMI1号，这就是和一位耳鼻喉科医生合作的成果，这种显微镜的目的在于它能为医生提供更好的光照条件，放大成像，以及移动过程中的操纵能力。

新生的外科显微镜很快就引起了亚萨基尔的注意，上世纪（20世纪）60年代，在进行大脑解剖实验时，亚萨基尔就发现，利用显微镜的放大作用，医生可以通过大脑褶皱间的缝隙——脑沟抵达大脑中的任何部位进行手术操作，并且将大脑损害降到最低。

世界显微神经外科之父马哈茂德·加奇·亚萨基尔：大脑的结构，我说过有成百上千亿的细胞，甚至更多，这还只是神经细胞。此外，还有其数量十多倍的其他细胞，还有很多很多。出现显微镜之后，就可以进入大脑的任何部位进行手术了，在大脑里面做手术更轻松了。我们根据大脑中脑脊液流动的路径（脑沟回），可以轻松进行手术。这些是最基本的工具，这样的操作是不可以的……

经过大量的大脑解剖联系，1967年，亚萨基尔完成了世界上首例显微镜下深入大脑的动脉瘤手术，对病人直径仅有两毫米的血管进行了吻合，显微神经外科就此宣告诞生。今天，包括严重的脑血管动脉瘤、大脑恶性肿瘤等可怕的致命疾病都需要通过显微神经外科手术进行治疗。亚萨基尔的努力让成千上万的脑部疾病患者拥有了新的希望。

世界显微神经外科之父马哈茂德·加奇·亚萨基尔：我们还会有更大的进步，我们的大脑不仅要解救自己，要解救每个人，我们需要准备好，我们一定会做得更好。

今天的显微神经外科手术已经达到了前人无法想象的高度，在梁浩的这台难度极高的颅底脑干手术中，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一种新型荧光染料的提前注入，让与梁浩脑干交织生长的肿瘤组织在显微镜下的术野中呈现出了独特的黄绿色荧光，医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开启显微镜的荧光模式，使其协助辨别正常组织与肿瘤的位置关系。手术结束，但由于胶质瘤恶性程度很高，肿瘤未来复发的可能性依然很大。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张力伟：脑干肿瘤可能如果单从外科治疗不是根本性治疗，它可能只是说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他（患者）哪怕有暂短的两年三年这种快乐，对人生的一种新的看法，我们也会要尝试、要努力，让他能够得到这些。

——实际上你看，你现在其实恢复得挺好的，你还有什么小一点的愿望吗？

——我想徒步去趟西藏。

手术后的梁浩还需要进一步的康复与治疗，等待他的还有很多未知和挑战。

年轻的神经外科学，注定会充满无数难以言说的伤痛和告别，患者的痛苦、无奈与对生命的渴望激励着一代代神经外科医生孜孜不倦地寻找着真相。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神经外科国际会议

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神经外科医生正在分享应对颅底脑干等大脑深处病变的最新经验，研究颅内诊疗的前沿技术，在大脑这个复杂的结构中解除病患是全世界神经外科医生面临的巨大挑战。在医生的努力下，一个全新的神经外科领域正在开拓。

我们的大脑中，不仅有脂肪、血液、水还有电，这些遍布我们大脑的神经元细胞就是电源的所在。它们此起彼伏，发射信号。清醒时，大脑产生的电量在10到23瓦之间，足以点亮一只灯泡。

美国亚利桑那州太阳城健康研究所遗体与脑捐献部主任托马斯·贝施：所以说大脑目前的运作方式远远超过我们所理解的范围。大脑有非常复杂的电路结构，甚至比电子线路都要复杂，因为电子线路总有开开关关，但人脑里的连接每时每刻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有上百万、甚至是数十亿种连接方式。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神经外科教授丹尼斯·斯宾塞：我们对大脑知之甚少，大脑整体就很神秘，但是我认为，神经外科正在与神经系统科学连接起来，所以我们可以更加了解大脑。

大脑通过电路传递信号，维系着我们身体的运行，控制着我们的行为，一旦发生紊乱，信号受到影响就会引发各种神经系统疾病，影响全身。今天的科学家发现，借助一种电刺激的方式可以改变大脑中的错误信号，新的治疗理念应运而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第八期的帕友收音机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晚秋，我是成千上万的帕金森女病人之一……

50岁的帕金森症患者晚秋，每天晚上都会在家里通过网络进行广播，她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广播帮助到那些陷入抑郁的帕金森症病友。在中国，向晚秋这样的帕金森症患者有200万左右。在他们的大脑深处，由于一些电路的放电出现异常，身体上出现了难以控制的肢体震颤和僵硬症状，严重时他们甚至会吞咽困难、失去行走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患病14年，晚秋一直依靠为数不多的特效药维持着正常生活。如今，药效已经无法控制逐渐严重的病情，晚秋决定尽快接受手术治疗，改善目前的困境。晚秋正在接受的手术被称为脑深部电刺激术。

这根直径仅在微米级别的电极，就是医生应对帕金森症的最新手段。手术中，医生并不会切除晚秋大脑中的任何组织，而是将通过两个极小的钻孔向大脑中紊乱放电的部位植入两根电极，电极产生的高频电刺激将改变脑内相应核团的放电模式，改善晚秋的肢体震颤。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张宇清：现在右手抖得厉害是吗？1、2、3、4，大拇指去找那四个手指头……

为了确保手术不会影响到病人的语言和对话功能，医生对晚秋进行了局部麻醉，在手术中，这样的对话会不断进行。沿着事先设定好的术中导航路线，辅助大脑中不同位置的电信号被转换成不同频率的声音，医生操纵微电极逐渐向目标病变挺进。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张宇清：现在给你开机了，有不舒服告诉我……

经过两个小时的手术，伴随了晚秋14年的震颤消失了，在这场手术中，哪怕一毫米的操作误差也会产生迥异的结果，正是因为医生的不断探索，人类对于大脑疾病的治疗才有了更多的可能和选择。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凌锋：你就应该特别特别地敬畏这个大脑，你要敬畏它的时候，你就要仔细地去了解它，你只有越深越细地去了解了它，你才能够去把握它，或者是小心翼翼地不去损害它。

荷兰皇家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迪克·斯瓦伯：随着社会发展，人类的寿命也在延长；随着年龄增加，我们的大脑也逐渐衰老，随之而来的阿尔兹海默症等其他脑部疾病都是我们下一代面临的严重问题，因此若想为他们提供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能做的就是弄清楚病症来源，并找到解决的办法。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神经科学家詹姆斯·法隆：很重要的一点是你不能预测科学的发展，比如说脑科学，总是有能彻底改变一切事物的新技术、新的发现，这也是科学的伟大之处。每天早上，我们科学家醒来都会浏览前一天这个领域发生的变化，我们都会发现令人吃惊的东西，我觉得预测不了科学的发展，不能预测的事情有很多，正是由于神秘才让这个领域非常有趣。

作为人体功能最为复杂的器官之一，大脑决定着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凭借非凡的意志、耐心和气魄，外科医生用大脑赋予的智慧挺身而出，攻入颅腔，向大脑疾病带来的病痛、无助和死亡勇敢宣战。然而，关于大脑的秘密仍没有全部揭开，神经外科手术所能达到的极限也无人可知，这是一场至今没有看到尽头的挑战，了解人脑就是了解自己，在不断的自我认识中艰难前行，这或许就是医学发展的终极答案。

“200焦，（不加人为任何干扰）五分钟，病人心电图依然是直线，宣告临床死亡，可以开始手术。”

“今天是他捐献器官，奉献爱心，让生命延续，一个有意义的日子，现在默哀致敬。”

一位车祸去世的男子无偿捐献了自己的肺脏，冰块和灌注液的低温保护，仅能为他们争取六至七个小时的转运时间，一场生命的接力开始了。时值春节返程高峰，获取肺脏的转运医生终于赶上最后一班高铁。

无锡市人民医院肺移植中心医生刘东：我现在就在进站口西，我现在绕过来这边是C2（大门），那我绕来绕去，这个就是C3（大门）C2（大门）了。

此时距离肺脏摘除已经过去了五个多小时。无锡市人民医院，全球第二大肺移植中心，一台肺移植手术已经为供体的到来开始准备。手术台上，随着健康的脏器开始在体内工作，重度肺衰竭的病人重获新生。

移植手术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医学奇迹之一，今天，外科医生已经可以突破极限，实现对器官的再利用，这是人类互助的巅峰，无数人因此受益。尽管距离世界上第一台成功的器官移植手术只过去了短短的六十余年，但是在现实世界之外，对移植的憧憬早已根植于远古人类的想象当中。

9月，印度的雨季接近尾声，一年一度的象神节即将来临。

“我的父亲伽内什神（象神）！！”

卡维特卡父子是专门制作神像的工匠，装饰象神的头颅是他们工作的重要部分。

印度神像工匠蒂伽斯·卡维特卡：在印度教的诸神里，象神是非常受欢迎的神祇之一，尤其因为面容讨喜，很受孩子们喜欢。

相传，在一次误会中，印度教毁灭之神湿婆的儿子伽内什失去了自己的头颅，借由大象的头颅才得以重获新生。兼具象头和人身，象神，拥有了铲除一切困难险阻的庞大力量。

印度神像工匠蒂伽斯·卡维特卡：我们希望人们通过把神像带回家敬拜，象神也会赐福给这些人，因此我们觉得非常自豪。

事实上，类似的神话传说比比皆是。

拉斯克医学奖得主、英国剑桥大学外科学教授罗伊·卡恩：在很多不同文明里，都有着移植器官的想法，在古希腊文化中叫作嵌合体，它由四到五种不同的生物结合在一起，而且还会因为文化而改变。

如果说对庞大力量的崇拜是人类对于移植的最初渴望，那么真正让移植走进现实的却是医者对于病患的悲悯和救赎。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始建于1088年，是西方最古老的大学，这里拥有世界上第一个人体解剖教室，环绕教室四周的全身塑像是古代著名的医生。其中，一尊左手拿着鼻子的雕塑特别引人注目，他就是以精妙的鼻再造术而闻名于世的加斯帕雷·塔利亚科齐。

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医学史教授毛里奇奥·利帕博纳蒂：有一些疾病比如梅毒和麻风病会腐蚀人的面部，致人脸变成狮子脸状；再比如说接触凶猛动物，常见的是当狗袭击人的颈部时，人为了保护颈部会低头，此时狗就容易咬伤人的脸部，还有一些鼻子被冻坏的情况。

塔利亚科齐对这些病人深表同情，他不顾教廷的反对，决定帮助他们缓解痛苦。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人体解剖室讲解员：塔利亚科齐会在病人的左胳膊划出一个长方形，左胳膊被抬起来挨着鼻子，那一块被切下来的皮肤会被抬起来放到鼻子上，并被恰当地缝合起来。

这种古怪的固定姿势可以让胳膊的血液循环维持皮肤的生存，几周后，创面位置建立了新的供血，医生就会将皮肤与胳膊的血供切断，进行下一步的形态修复。这个看似笨拙实则精妙的设计就是人类最早的移植尝试之一。

但是，这种堪称先驱的行为，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一部分宗教人士笃信，鼻子的缺失是来自上帝的惩罚，而医生的救治冒犯了上帝的旨意。塔利亚科齐在死后遭到了弃尸荒野的惩罚，幸运的是，宗教的压力并没有让医学止步，人们对此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胆尝试。但当他们开始试图进行异体间的组织和器官移植时，困境纷至沓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中国顶尖的肝移植中心之一，刘波夫妇正在经历有生以来最为煎熬的时期，他们仅11个月大的女儿妞妞被诊断患有一种先天性的肝病。蜡黄的脸色表明她的肝脏已经严重衰竭，任其发展，妞妞很可能在一岁内死去。

妞妞父亲刘波：当时那种情景我是到现在都忘不了，我跟我媳妇在手术室外抱头大哭，真的，感觉天塌了。

为了能让妞妞活下去，刘波同妻子商量后，决定将自己的一部分肝脏移植给女儿。

您现在这个肝脏啊，有点轻度脂肪肝。您给孩子捐的是左肝，基本上对手术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妞妞父亲刘波：但凡是有一点希望，做父母的都会拼一下、赌一下，如果我不做，我这辈子，这个坎我过不去。

尽管如此，妞妞的手术依然面临着极大的风险。作为人体最大的内脏器官，肝脏内的血运极其丰富，妞妞的肝脏严重衰竭，凝血功能极差，一旦手术出现任何纰漏，很可能导致她血流不止。

“对这个孩子来说，我们最大的风险是在这块。”

扭转刘波一家命运的重要日子到了。

“焦虑、恐惧、害怕、担忧，一大一小全进了手术室，我将要在手术室外等待他们两个人，就感觉受不了。”

两间相邻的手术室中，父女两人的肝脏切除手术同时开始了。

医生细致地切下了刘波五分之一的肝脏，肝脏的再生能力很强，三个月内它就能恢复到原本的大小；妞妞几近衰竭的肝脏也被切下，医生为两人的创面都留出了足够长的血管，为下一步的肝脏移植做准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脏移植中心主任医师朱志军：所谓器官移植实际上说到根上它就是要接血管，因为你只有把血供给它打通了以后，这个器官才能够正常地工作。

事实上，血管连接得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肝移植手术的成败，也是所有移植手术的基础。而这样一个打开生门的技法，从诞生至今，仅有一百多年。

在一万多年前，人类就学会了用动物毛发缝合身体表面的伤口。到了19世纪末，体表伤口的平面缝合技术已经日趋成熟，但是在面对体内那些柔软且形状立体的血管时，平面缝合的方法很容易造成血管狭窄或漏血的情况，最终导致病人死亡。

中国上海，世界顶尖的全仿真高级临床培训中心内，一场移植手术的基础培训正在进行。

“这个是一根猪的主动脉，那我们用这根猪的主动脉作为我们今天练习的一个材料，然后呢，我们进行一个经典的三点吻合的方法。好，我们先剪断，然后再进行重新吻合。”

与体表的平面吻合不同，医生先要在两段血管的端口处等距离缝上三针，接下来只要保持这三点之间的两两紧绷，医生就可以在相对固定的位置内进行缝合了。

“我们通过三点固定以后，我们可以把这个血管分成三等份，你就不会在缝这个面的时候会缝到后面的另外两个面上去，它可以相对来说每一个缝针的针距和边距都可以缝得比较准确一些，整个血管缝合之后不容易狭窄。”

这种连接血管的方法被称为三点吻合法，由法国外科医生亚力克西·卡雷尔发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移植中心主任医师夏强：他差不多是在上个世纪（20世纪）的初期，偶然的机会，因为看了纺织女工去做三点的固定的刺绣，他受到了启发，通过三点固定以后就成功地把血管进行了缝合。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教学附属布列根和妇女医院移植外科主任斯特凡·图利乌斯：这是血管吻合术成功的必要条件，你知道那是移植的关键部分，如果没有成功地将一个器官重新连接到血管中，移植就不行了。

妞妞的肝移植手术已经持续了四个多小时，医生即将把爸爸的肝脏移接进妞妞的体内。为了便于吻合，医生阻断了出入肝脏的血流，这是个极度危险的时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脏移植中心主任医师朱志军：血管它是人体的生命线，它给你的操作的时限是有限的，尤其要遇到一些小的血管，又那么细的情况下，你既要熟练准，还得要快，所以这方面要求就要高很多。

跟教学展示不同，人体肝脏的血管极细，几乎是主动脉的十分之一。沿用一百多年前的三点吻合法，医生迅速准确地缝上了最为关键的三针，将两根对接的血管固定，在此基础上继续均匀地吻合九针。即便在今天，一个外科医生要熟练地进行这项操作也需要十余年的磨练。

——我开门脉了啊

——好的

——你看红了，已经红了

妞妞的新肝脏由暗红变成鲜红，这次血管的吻合没有出现任何纰漏，妞妞终于拥有了健康的肝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脏移植中心主任医师朱志军：一个小孩，奄奄一息，甚至带着呼吸机，甚至需要人工肝，需要血液净化治疗来支持。但是你做完手术后，她醒了，她下地活动了，她满地跑了，我想这种成就感，那是非常非常让人满足的。

妞妞父亲刘波：走的万里长征第一部，康复的过程（也许会有）很多问题，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坚强地跟宝宝一起面对就好了，没有什么其他的可想的，坚强面对。

受益于三点吻合法，无数生命得到了重生的机会，然而，高超的血管吻合技术没能扫清阻碍器官移植的全部障碍，更加难以逾越的问题出现了。

20世纪医学伟大的奇迹，人类生命最为特殊的延续，从神话到现实，在技术与伦理的重压下曲折前行，移植器官更是移植爱与希望，这就是手术两百年之生死“器”约。

美国

手移植接受者锡安·哈维：我两岁的时候，因为生病失去了双手，我不知道小朋友的手是什么样子的，是这种颜色还是这种颜色的，我不知道。

由于生病引发的严重感染，锡安·哈维两岁时失去了自己的四肢，如今哈维已经学会了用假肢行走，残缺的双臂也能暂时代替双手灵活地完成许多任务。但哈维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一双真正的手，这样他就可以跟小朋友们一起打棒球了。

手移植接受者锡安·哈维：所以当我得到这双手后，我将会为自己得到的双手感到骄傲。

锡安·哈维的母亲帕蒂：我将会见证你得到这双新的手，知道你很兴奋。

手移植接受者锡安·哈维：如果进展得不顺利，我也无所谓，因为我还有我的家人。

经过两年的等待，哈维终于等到了各方面都跟他高度匹配的供体，40人组成的庞大移植团队全部就位。

“我们已经演习过，我们知道我们的步骤，我们知道彼此，我们知道今天要做什么，让我们开始吧。”

手术正式开始，这是史无前例的尝试，在显微镜下，医生将供体的血管、骨骼、神经、肌肉和皮肤等与哈维的残肢一一连接，所用的缝合线细的几乎不能被肉眼看到。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整形外科主任斯科特·莱文：这往往是神奇的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见到了新生，血液涌入其中，手拥有了血色和温度，手被接活了，别忘了这是来自一个已故的捐献者。

10个小时后，双手移植顺利完成，哈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双手移植的孩子。但主治医生非常清楚，这10个小时的付出仅仅只是开始，手移植涉及多种复合组织，除了手术技术上的难度，他们还将面临更大的挑战，那就是排异。

北京市移植耐受与器官保护重点实验室里，一只小黑鼠的身上被移植上了一块不属于它的皮肤。显微镜下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正在进行，黑鼠的免疫系统识别出了不属于自己的皮肤细胞，它立即拉响防御警报，接到通知后，具有杀伤力的淋巴细胞迅速赶到现场，识别外来细胞，对它们进行摧毁打击。在持续的攻击下，半个月后，小黑鼠身上的外来皮肤逐渐坏死，最终被彻底排斥掉，这样的过程每时每刻都在人体内发生。正是拥有了如此强大的免疫系统，人类才能在百万年的进化史中与各种致病因素顽强对抗，得以健康强大地存活。然而，也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自我保护能力，一度成为困扰移植的最大阻碍。

国际器官捐献与获取协会主席马蒂·曼亚里奇：在近来的两三个世纪里，手术在不断发展，在技术上实现了血管和身体各部位器官的连接，医生现在可以将动脉和动脉、静脉和静脉连接起来，但排斥反应依然是个很大的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郑树森：器官移植关键就是说它要产生排异，因为尽管我们是同种、同一个人类，但是它是异体，它面临着一个排异的问题。

唐孝达，中国最早开展肾移植手术的医生之一，时至今日，这位已经耄耋之年的老教授依然对自己的第一台肾移植手术记忆犹新。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教授唐孝达：在手术台上发生了超急性排斥反应，完全接好了，尿都已经来了，正准备要关了，关腹了，要把伤口缝合了，突然一下看这个肾脏，移植肾脏怎么颜色暗下来了，变软了，那基本上是没有办法了，只能把肾脏取掉，否则人的性命要丢掉的，我们最怕的就是排斥反应。能不能度过急性排斥反应，就是来决定这个人能不能够有一定的存活的时间。

此时，距离三点吻合术的发明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同样的失败却在世界各地不断上演。1954年，美国医生默瑞完成了世界上第一台同卵双胞胎之间的肾移植手术。由于免疫系统相同，接受肾脏的弟弟没有出现排异，术后生存长达八年。这是罕见的成功案例，不是所有病人都有一个免疫系统相同的孪生兄弟。为了抑制免疫系统的攻击力，一些抗排异的药物和X射线被用在了移植病人身上，但副作用十分强烈。世界上第一例心脏移植的病人在术后仅仅存活了18天，他并非死于排异，而是死于抗排异药物的副作用。

“他死了，他知道自己即将迎接美好的生活，因为在术后10天内一切都正常，我很感谢竭尽全力救治他的医生们，同时感谢全世界祝福他的人和给与他的帮助。”

此后的一年内，全世界共完成了102例心脏移植手术，但术后八天的死亡率高达60%，平均生存期仅有29天。整个器官移植领域被一片悲观的气氛笼罩，很多医生甚至提议暂停器官移植的临床应用。

拉斯克医学奖得主、英国剑桥大学外科学教授罗伊·卡恩：我们需要一种更好的药物，更有效但同时能减少毒性的药，我们开始对其他一些化合物进行研究，以为可以找到更有效的药物，但是没有一个是真正意义上更加有效的，直到我们开始在动物实验上探索，这就是环孢素。

年近90的罗伊·卡恩曾是剑桥大学的外科学教授，他经历了移植外科最为艰辛的时代。卡恩没有想到，就是在这里，他从一个时代的见证者成为另一个时代的推动者。

“这是挪威，他们在那里发现了环孢素。”

1969年，瑞士一家药厂的研究人员从一些源自挪威高原的土壤真菌菌株中提炼出了一种化合物，这就是卡恩提到的环孢素。它在免疫抑制试验中显示出了一定的免疫抑制作用。在当时这个结果并没有得到药厂的重视，却引起了远在英国的卡恩的注意。

拉斯克医学奖得主、英国剑桥大学外科学教授罗伊·卡恩：当时我联系了药厂，问他们要更多的环孢素来对大型动物做器官移植实验，但他们说我们已经不再研究这个成分了，现在已经停止研究了，但是你可以把我们剩下的试验样品带走。

卡恩和团队开始了针对环孢素的研究，试验中，他们为环孢素找到了极佳的溶剂，使它们可以更彻底地被机体吸收。当溶解的环孢素被引入动物移植实验时，奇迹出现了。

拉斯克医学奖得主、英国剑桥大学外科学教授罗伊·卡恩：当年大概有60个人在这里开会，有些是美国人，有些德国人，还有法国人，一定还有瑞士人，因为药是在那里被发现的。我们呈现了实验结果，接着讨论是否值得继续在病人身上研究。

实验结果显示，环孢素可以将动物移植术后的生存时间大大延长。

“如果不是因为罗伊·卡恩教授的研究成果，世界上数以百计的人可能已经不在人世。其中一些是卡恩教授的病人，接受过他的手术……”

很快，环孢素被引入卡恩的临床试验，经过反复调配比例，它在移植病人身上同样展现出了超强的抗排异能力和较小的副作用。

拉斯克医学奖得主、英国剑桥大学外科学教授罗伊·卡恩：让我记忆最深刻的病人是一个20岁左右的姑娘，她46年前做的肾脏移植手术，至今肾脏工作得还非常好。她的经历不光让我记忆犹新，而且也是一个非常显著的案例，说明移植手术的结果可以是非常好的。

卡恩的慧眼识珠使移植的术后存活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仅肾移植的术后存活率就从50%提高到了80%，器官移植终于走出了漫长的黑暗期，无数器官衰竭病人的命运因此改变。环孢素的发现让抗排异药物的研发打开了新的局面，越来越多的高效抗排异药陆续诞生。

尽管手移植涉及多种复合组织，将面临更为复杂的排异现象，医生们依然对哈维的未来保持乐观。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整形外科主任斯科特·莱文：不出所料的是，哈维出现了一些排异反应，我们观察到了皮肤的异样，他出现了皮疹、肿胀或者红疹，我们通过药物成功进行了治疗，包括提高免疫抑制水平等措施，排异反应最终得到了缓解。

一年后，酷爱棒球的哈维成为棒球赛的开球手，手移植给了他梦想成真的机会。如果足够幸运，在未来的漫长人生中，这双手将随着哈维的成长一起长大。

——你想要做什么？

——我就是想写一封信给（捐献者的）父母，感谢他们捐给我这双手，因为他们本来不必这么做。

在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选择让逝去的生命用另一种方式留存在这个世界上是移植的最伟大之处。如果没有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器官移植将难以实现。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病人他每天都在等待新的生命的机会，等待生活质量的改善，他不是一个单纯的生和死，有时死了，一死百了，但是还有个活着的话，活着的痛苦，更加需要我们帮助。

国际移植协会主席南希·阿舍尔：我们目前只能满足全世界5%到10%的病人的移植手术需求，这个状况无疑是需要我们积极改进的，无论是器官寻找方面还是捐献者方面，抑或建造心的肝脏、肾脏和心脏。

器官资源的短缺迫使外科医生们进行全新的尝试，一个看似天方夜谭的计划开始实施。在这间上海老弄堂的出租屋里，金琪已经独自度过了两个月。

“我一直觉得如果不是因为脸的问题，我可能会去当一个摄影师。”

由于一次严重的细菌感染，金琪在一岁时失去了自己完整的脸和一部分肢体。

“可能它对我的影响最大的就是让你生活在一种就是对未知的恐惧里面，很多事情你就觉得自己根本就不可能去做，根本完成不了。”

为了直面生活，最终这个坚强的女孩只身来到上海，希望现代医学能够给她一张完整的脸。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中国顶尖的整复外科所在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复外科主任医师李青峰：她是非常严重，常规方法没法解决，可能要做异体的移植才能解决。

异体脸面移植——当今移植领域的技术巅峰，2005年，法国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异体脸面移植，但尖端的技术背后却有着难以弥合的问题。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复外科主任医师李青峰：大家有一个担忧，就是到底我们异体脸面移植后，你给她的免疫治疗是不是安全。

不仅如此，人脸具有特殊的社会属性，很难找到合适供体。李青峰团队决定另辟蹊径，依靠三维模拟技术，他们按照金琪的骨骼和面部比例为她打造出了这张脸面模型，以此为基础，医生们将让金琪的身上长出一张完全属于她自己的脸，这个当今世界整形外科的精尖技术被誉为“中国式换脸”。2017年4月，金琪的第一次手术开始了，经过反复筛选，医生选中了胸口这块皮肤作为金琪未来脸面的基础。金琪的腿部，一片手掌大小的血管网被取出，它将移植到胸口为那里的皮肤输送血液，提供营养。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复外科主任医师李青峰：我们这一张脸皮是由至少八套以上的血管在滋养它，而你造出来这张脸皮要移植上来最多只有一套或者两套血管来滋养它，所以还要解决血管化，确保它移植存活。

随着水囊的置入，金琪前胸的皮肤被撑大，未来，医生还将为她植入从脂肪里提取出的干细胞，它能使皮肤保持活性，继续生长。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复外科主任医师李青峰：首先你要有一张这么大的脸皮，这个脸皮它还要很薄，它能够让你的表情呈现，让你的精细结构表达出来。

在最精尖的血管化治疗双重保驾护航下，一年后，金琪的皮肤将扩张到理想的大小。在这张皮肤上，医生们将用金琪自身的软骨为她构建出缺损的鼻子和嘴唇，并在彻底成形后将它们完整移植到金琪的面部。为此，金琪还将至少接受大大小小七次手术。

“对我自己来说的话可能做手术它更多的是一种人生的执念吧，现代医学的进步是很让人惊讶的，可能就是说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一些事情，现在就变成了事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复外科主任医师李青峰：这个技术平台，它不只是可以去预构脸，它也可以预购人体的其他部位，使人类重建人体或者人体的体表器官组织的手段和方法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今天，干细胞技术等前沿科技为突破器官供体短缺的瓶颈提供了新的可能。实验室里，科学家们正在尝试用干细胞培育各种组织和器官，在未来的某一天，它们也许将替换衰竭的器官，给等待移植的病人们以新的生机。

国际移植协会主席南希·阿舍尔：移植手术使得受器官衰竭疾病威胁濒临死亡的病人命运得以改写，把这些病人从死亡边缘拉回来，重获健康，这是当之无愧的奇迹。

中国工程院院士郑树森：20世纪的器官移植是我们整个人类的发展史上一种神奇、一种魅力、一种伟大的工程，拯救了人类的生命是立竿见影，是没有任何可以替代的，是一场非常了不起的工程。

国际移植协会弗朗西斯·德尔莫尼科：生而为人，我们知善恶，我们懂得行善举帮助他人，这是人性隐藏在心中的天性，移植手术挖掘了人们隐藏的天性，使得这份真善得以展现，人们会为他人捐献器官，为他人开启人生的新篇章，这是非常美丽的。

2015年1月1日起，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已经为我国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合法来源。

中国北京，第六届中国器官移植运动会隆重开幕。

“您的决定让这些鲜活的生命重新绽放生命之光，您的礼物如此珍贵，仿佛漫天闪烁的繁星。感谢您，送出这生命的礼物。”

这些曾经的垂危病人在移植的帮助下拥有了健康的生活，重新焕发了活力。

从神话到现实，从觊觎力量到共享生命，移植是20世纪医学界最伟大的突破之一，也是人类相互救助的巅峰。它连接生死，由死而生，外科医生用缜密的思维与超群的想象力成为跨越生死的连接中不可缺少的桥梁。随着更多研究的突破，一切不可思议或许都将在不远的未来发生。

2019-07-8 Douban编辑部

央视出品的纪录片，以“宝藏”著称。

《航拍中国》、《舌尖上的中国》、《如果国宝会说话》……各式各样，各行各业，各种风格，自由切换。

最近，央视又推出了一部高分纪录片。

我敢说，这部新片的质感绝对超乎你的想象——

手术两百年

豆瓣评分9.4，超过60%的观众给出了五星好评。

谈起医学纪录片，印象中最为深刻的，大都是血淋淋的真相与冲突。

对于医学发展本身的探究性纪录片，少之甚少。

这也是中国第一部全景展现人类与疾病抗争的科学纪录片。

为了在片中呈现出医学的“理性”，摄制组历时3年，辗转了12个国家进行拍摄，采访全球顶级专家有50余位，医院、医学院、博物馆70余个。

而主题音乐的录制，是由中国爱乐乐团进行演奏的。管弦乐赋予的恢弘气势，也让片子具备了美剧的高级质感。

它虽绝对冷静、客观，但却不枯燥，在科学历史推进中，闪烁着人文关怀。

现代医学的开端，必然要从手术开始讲起。

人类早期的手术，一切全靠“摸”。

公元2世纪，古罗马有一位名叫盖伦的医生，负责医治受伤的角斗士。

为了更好医治受伤的人，盖伦开始寻找探求人体奥秘的方法。

在医学历史上，盖伦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要通过解剖来认识人体的人。

在当时的古罗马，解剖人体是不被允许的，盖伦只好通过解剖动物来了解、推断人体的内部结构。

通过对猪、牛、羊等哺乳动物的解剖，盖伦提出了身体的平衡理论。

他认为身体的平衡决定了生命健康程度，并且体液分为四种，它们流经全身，保持人体平衡。

12世纪出版的波斯语著作《曼殊尔解剖学》，就是出自于盖伦的理论。

时至今日，盖伦的“平衡理论”依旧在印度沿用，传统的“放血”疗法仍广泛流传。

但实际上，其他哺乳动物的身体结构，与人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没能实现人体解剖之前，外科医生们所进行的手术，都是黑暗的。

一个好的外科学家，必须非常了解人体结构。

解剖学指挥了医生的大脑，也操纵了医生的双手。

在14世纪以前，因为伦理、宗教等原因，公开解剖人体是被绝对禁止的。

1353年之后，为了战胜黑死病，教会被迫取消了禁止尸体解剖的禁令，允许医生们通过学习解剖了解人体。

在意大利北部的帕多瓦，诞生了世界最初的人体解剖著作。

在当时，人体解剖课的教授依然是1500年前以盖伦的理论教材为主。

但实际上，这已经无法在真实解剖过程中获得验证。

29岁的安德烈·维萨里，帕多瓦大学的年轻讲师，决定编写一套全新的解剖学教科书。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以图文形式描述人体解剖学、接受解剖方法的完整著作。

维萨里的《人体的构造》，迈出了现代医学的第一步。

解剖不再是残忍的违背伦理，而是为了理性认识活着的人体。

一直到现在，解剖学已经成为了每个医学生的必修课。

他们将用于解剖教学的人体，称为“大体老师”。

学生们不仅通过大体老师了解了人体结构，也正在学着了解“人”本身。

这是一次彻底的，人体情感自我探索之旅。

了解人体构造只是解剖的第一步，想要正确、安全地进行手术，还必须对人体内部循环体统有更深刻的了解。

在帕多瓦大学的人体解剖剧院中，当时作为学生的威廉·哈维，第一次认识了静脉和里面的静脉瓣。

也是从这间大教室开始，哈维开启了对血液循环系统的研究。

在毕业之后，哈维通过不断地研究，出版了《论心脏和血液的运动》一书，用明确的实验数据论证出，人体血液以心脏为中心循环流动的结论。

这是人类第一次清晰准确地描述出人体动态生命活动的过程。

人体生理学，由此正式开启。

现在的医生，正是在人体生理学的基础下，帮助患者尽快从手术创伤中恢复。

没有他们不懈的探索，就不会有现在的手术。

是他们，为我们打开了现代医学的大门，为无数的生命带来了延续的希望。

在有了人体解剖学和人体生理学的支持下，手术逐渐走向普及。

但手术本身，依然缺少最基础的三大保障——止血、麻醉、消毒。

早在中世纪，承担起手术职责的，却是理发店。

我们戏称的“Tony老师”，在当时被统称为“医疗理发师”，需要通过资格考试，持证上岗。

放血、拔牙、截肢等等，都是医疗理发师的基本工作。

即便如此，非到万不得已，极少人会登门求救。

因为他们知道，做手术就是拿自己的生命冒险。

在当时，做手术被称为“三无”——

无麻醉，必然痛得半死；

无杀菌药，不能抗感染；

无止血，只要一截肢必然血流不止。

19世纪中后期之前，病人随时会因为疼痛、病菌感染或者失血过多等原因而死，死亡率高达50%

在中世纪的欧洲战场，有一位外科军医帕雷率先提出了止血的解决办法。

当时，止血的办法通常是用烧红的烙铁按在伤口上，把血管烧凝结了，同时也把周围的肌肉和皮肤都烧坏了。

伤口难以愈合，疼痛更是无法想象。

为了解决止血的问题，帕雷发明了鸦喙钳。

止血钳拉出动脉，用缝线扎住血管末端，彻底封死血管，减少在截肢时产生的大出血。

除了止血钳之外，帕雷还用温和的药膏代替沸油清洗枪伤伤口。

甚至还发明了义肢、义眼和带齿轮的关节等外科及整形器械。

在实现了止血之后，减少疼痛成为了手术过程需要攻破的又一大难题。

每个人都会害怕疼痛，过度的疼痛会使肌肉收缩，心率和血压上升，呼吸加快，严重时会导致休克，甚至死亡。

在19世纪中期以前，手术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速度。

曾经有医生在手术过程中，由于速度过快，切掉了助手的两根手指头。

在这场手术中，甚至还引发了观摩者的心脏病，造成了三个人的死亡。

这也是唯一一次，死亡率为300%的手术。

为了减轻手术的痛苦，莫顿尝试着以麻醉的形式，让病人进入睡眠状态，以完成“无痛”手术。

这种人类史上最初的麻醉剂，是乙醚气体。

在手术完成之后，无数人急切地询问病人的感觉。

他表示自己手术过程中完全睡着了，“什么都感觉不到。”

如果没有麻醉的发明，现在的外科医学根本无法展开进展。

而到了今天，麻醉师要担当的职责不仅在于为病人减除疼痛，还需要担起监测生命体征，保证病人苏醒的职责。

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生命守护神。

在解决了疼痛问题之后，令人疑惑的是，手术间的死亡率依然在上升。

过去，手术室并不像现在的全封闭环境，而是完全对外开放的。

观摩手术的、甚至进行手术的医生，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病菌会随着医生的手术进行，进入病人的身体内部器官，导致病人可能死于感染。

第一个发现感染问题的人，是在维也纳医院担任妇产科医生的塞麦尔维斯。

他提倡自己所在病区的所有医生在接生前，必须用漂白粉反复洗手，这样就能极大程度的减少产妇的死亡。

明明是极其简单的行为，却被其他医生所嘲笑——

只要洗手就能解决问题了，这是什么废话？

这样的“废话”，却真正降低了产妇的死亡率。

但即便如此，塞麦尔维斯所推崇的消毒杀菌等理论，却被当时所不齿，他的生命也孤独地在疯人院中走向了终结。

如今，全世界的任何一家医院，都严格执行着塞麦尔维斯的提议。

医生不仅要消毒洗手，所有的医疗器械还需要进行严格的、多道工序的消毒处理，才能进行下一次的循环使用。

以上的这些，不过都是在这几百年、几千年的医学发展中，最为基础的探索。

胸外科、脑外科、癌症等等，这些人类与之对抗了数千年的疾病，也在医学的高速发展中有了新的突破和进步。

我们也正在见证着，医学的进步，人类的健康，以及未来的美好。

《手术两百年》，发展的不仅仅是以数字来衡量的“两百年”。

这“两百年”，实际上包含了无数医者“治病救人”的仁厚心愿。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郎景和，继林巧稚、宋鸿钊教授后，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第3位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专家，他曾这样说道——

“医学实际上是人类善良情感的一种表达。”

“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就像一个深渊黑洞，我们不知道，我们手拿着提灯，我们照亮了一段一段，我们最后可能会认识一个局部，还有很多的东西我们不认识，但是我们是求索者，医学也一样。”

这两百年间，我们怀抱着最简单、却也是最艰难的期愿，从蒙昧的黑暗，直到触碰科学生命，才看到了未来的那一束光。

医学的理想是彻底征服疾病，虽然我们离这个目标依然有些遥远，甚至永远都难以达到。

但坚持探索、理性追逐，下一个两百年，或许，我们一定也能改变世界。

本文作者：阿呆

弹幕说“柳叶刀，顶尖论文的发源地”，本来以为是一个妙喻，跟学临床的朋友说起才知道《柳叶刀》是本权威医学杂志……

维萨里《人体的构造》，里面的人体经常摆着讽喻的姿势。

众所周知，这是双凹碟圆形的红细胞

骨小梁

这我不知道是啥，蹲一个高手

通过评论区的豆友了解到，这个大玻璃泡是早期的麻醉工具

帕多瓦大学的医学解刨室，学生们拿着蜡烛一层层转下来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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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正片截图

《人体的构造》发表同年：15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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