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

胤祥发自戛纳 http://cinephilia.net/57328 评分：★★★★（场刊体系，四星满分）

哈扎纳维希乌斯的新作《敬畏》（这个译名不够好啊，应该翻成“革命时期的戈达尔/1968年的戈达尔”之类才能抓住重点嘛）在今年戛纳之前普遍不被媒体看好，被认为是扑街片的最大热门之一；但在经历了史上最长排队（之一？）之后，推迟了45分钟才开始的媒体场放映却，出乎意料地让全世界记者在此起彼伏的笑声和掌声中心满意足地离开（为啥没有标喜剧！！）。其实我看到一小半就觉得此片处处惊喜，看到一半就觉得70周年纪念金棕榈大奖非本片莫属——本片对1968年的戛纳电影节吐得一口好槽，真是十分欢乐；但又因为手法比较复杂，大概有几位评委很难明白片中的槽点，估计更get不到本片的笑点和精妙之处……所以大概顺水推舟发这么一个纪念奖是最平衡的选择。

影片根据戈达尔的前妻安妮·维亚泽姆斯基（Anne Wiazemsky）的自传《一年之后》改编，讲述戈达尔从拍摄《中国姑娘》之后政治倾向愈发激进，最终与妻子分手的故事。故事看上去是部普通的传记片，但阿扎纳维修斯在影片中完全挪用或戏仿戈达尔惊世骇俗的电影手法，堪称最大的惊喜。影片分为十个以小标题字幕卡开始的段落，并包含一段“尾声”，片中则不时就蹦出一些戈达尔的技巧，比如跳切、变速、突然变成负片、间离性旁白、不匹配的字幕（以表达人物潜台词）、声画对位式的配乐、音轨混录的各种突然变化、材料的混用（如超八摄影机）、没事儿就打破第四堵墙，并且直接挪用如《中国姑娘》中的横移镜头，甚至让扮演戈达尔的路易·加雷尔直接说出“我又不是戈达尔，我只是个扮演戈达尔的演员”这样让全场会心大笑的台词，可谓是一部有关戈达尔的自反式传记片。

除了这种戏仿或者自反的典型后现代手法之外，影片最具喜感的部分就是对戈达尔“小资产阶级性”的嘲讽。影片从前妻的角度，把戈达尔塑造成一个善妒的、控制欲极强的、难于交往的、夸夸其谈的、刚愎自用的、自视极高的、极为情绪化且极为自恋的“天才”（与影片开始安娜描述戈达尔的那些美好的词语完全相反）。从这个角度看，本片在戈达尔和安娜的关系上，事实上构成了一个失败的皮格马利翁故事：戈达尔试图按照自己的理想状态去塑造或者调教安娜，但最终他失败了。而失败的原因在安娜看来，是戈达尔在事业上的自负与自恋，同时也是在两人关系上所要求的极度控制，并完全无视安娜的情感与需求。但影片剧作的高超技巧就在于对调子或曰“尺寸”的精细把握，因为安娜逐渐认清戈达尔的“渣男本质”之余，对他仍然崇拜得无以复加（“你是伟大的戈达尔”）；从这个角度出发，阿扎纳维修斯很好地用一种揶揄而并非刻意丑化的方式写出了戈达尔的复杂性：这包括他对自己“不再年轻”这一事实的恐惧以及导致的不自信和控制欲；因为思想愈发激进而陷入的创作焦虑——包括对自己得意之作《中国姑娘》受到恶评的“恼羞成怒”，对自己此前作品的勇敢否定却不得不面对路人、粉丝和同行（甚至包括贝托鲁奇）更加喜爱他此前《筋疲力尽》《蔑视》等作品的事实而感到的无奈；因为被“革命小将”们频频打脸而进一步强化的自我怀疑；以及综上所有因素而导致的脾气反复无常和与朋友交恶……

影片把戈达尔思想和艺术创作的激变时期与1968年红五月（连带着当年在开幕式上就闭幕的戛纳电影节）的社会背景，以及戈达尔与安娜的情感危机很好地结合了起来，更为难得的是，阿扎纳维修斯非常准确地再现了戈达尔这一时期的思想困境。这包括他对电影的资产阶级属性的反思，以及他要从电影语言到创作方式全面革新电影的勇敢尝试以及失败过程。阿扎纳维修斯成功地揭示了因为戈达尔本人的局限性（用我们熟悉的批判话语来说，主要是无法摆脱他的阶级属性，比如贝托鲁奇指出的“你根本不了解工人阶级，只是对他们抱有幻想”），他所设想的那种纯粹的革命电影必然失败——正如法国1968五月风暴必然走向失败，但他成功地革新了电影语言——正如五月风暴留下了从社会运动到批判理论的丰富遗产。虽然关于戈达尔如何改变了电影并不包含在影片故事文本之内，并且结尾从安娜的角度来看，维尔托夫小组的《东风》完全是一部不可理喻的失败之作，但戈达尔在电影史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显然是不言自明的、或者是未曾说出已然说出的事实，是并不需要安娜或是不知戈达尔为何人的普通观众认可的事实；而且本片采用的复杂形式（甚至包括这种嘲讽的调子），恰是对戈达尔的丰功伟绩最直接的赞美和歌颂。

所以这部影片最终完成了两种彼此分离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叙事：显而易见的是一个盲目崇拜著名导演并嫁给了他的年轻女演员，从亦步亦趋到发现他的偏执与嫉妒难以忍受，同时逐渐自我意识觉醒并离开了他的故事；而另一个需要大量电影史知识与背景的故事则是伟大的戈达尔在孤独地自我质疑并尝试完成“创造一种新的电影”这样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最终悲壮失败的故事——比《八部半》更令人扼腕叹息。戈达尔的举动无异于堂吉诃德挑战风车，但安娜所谓的觉醒也不过是离开戈达尔的革命电影，去担任一部意大利软色情片的女主演（简直嘲讽到了极致）。最终影片唯一的主角当然还是近乎小丑的戈达尔（忽然想到如果能用40岁的伍迪艾伦来扮演这个角色会多么的出彩——当然路易·加雷尔真的完成得很好，他的敏感、脆弱起码值一个凯撒奖或是欧洲电影奖的影帝提名），而最高级的喜剧正是这种在嘲讽之余令人难过，主角令人发笑却又引人同情的喜剧，更难得的是这部影片同时又有着极为精致和高级的形式，还难得地能引入电影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来反观无比重要的1968年——跟这个一比，其他的简直都是噱头。

硬要说点遗憾的话，大概最主要的是对1968年的戛纳电影节只能通过广播报道来交代，而并没有再现（实话说片中对五月风暴的再现已然很棒了）；同时并没有对五月风暴的终结极其后续影响，显得不够完整——当然这一点也可以理解成戈达尔最终的逃避。片尾戈达尔在意大利探班时候的企图自杀一方面有点太情节剧化或者说是矫情，另一方面也使得结尾欠缺一个视觉上有所提升的场面；而最后落到《东风》上，其实也有点力度不够，如果稍稍往思想上面翻一下可能会更好。但言而总之，本片的完成度甚至比《艺术家》更高，关键是它更为欢乐（居然还有专供中国的笑点），一扫前几日的疲惫，我差点手一抖就拍出个本届最佳……

（原载《虹膜》）

作为一个戈达尔影迷，当这位法国新浪潮电影大师与第二任妻子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的情事，被法国导演米歇尔·哈扎纳维希乌斯搬上银幕时，我不仅内心毫无波澜，甚至有点想笑。

我对这部去年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的《敬畏》之所以毫无期待，有两个原因。首先，所有对戈达尔的生平有所了解的影迷，都知道他的第一任妻子安娜·卡丽娜，才是他的一生挚爱和灵感来源。

两人的合作，催生了戈达尔最具影响力的几部杰作：《随心所欲》、《法外之徒》、《狂人皮埃罗》、《阿尔法城》；而两人之间疾风骤雨般的情感关系，也如同八点档肥皂剧一般既狗血，又精彩。所以如果一定要把戈达尔人生中的某段情感关系搬上银幕，那么最合适的选择，显然是他的第一段婚姻，而不是他与维亚泽姆斯基之间较为平淡的关系。

我对《敬畏》难以产生期待的第二个原因，源自它的导演人选。戈达尔这个同时引发着敬畏和蔑视情绪的文化人物，显然值得被人们讨论，但我不相信哈扎纳维希乌斯能为这种讨论提出什么有见地的观点，因为在我看来，他一直是个平庸的导演。

哈扎纳维希乌斯最擅长的电影次类型，大概是戏仿类电影。他的成名作《OSS-117之开罗谍影》，是对007系列电影的恶搞，而让他问鼎奥斯卡的作品《艺术家》，则是对无声电影的戏仿与“致敬”。

然而他对经典文本的戏仿，只是停留在过家家层面上的低龄游戏；他通过对影像的把玩与复刻消费了原文本，却对原文本的内在逻辑毫无反思。他的戏仿电影既不具有梅尔·布鲁克斯对文本进行解构的破坏力（《灼热的马鞍》、《新科学怪人》），也不具有戈达尔与斯科塞斯对文本进行重构时的独到见地（《筋疲力尽》、《纽约，纽约》），甚至不具备伍迪·艾伦忠于原文本精神内核的真诚态度（致敬《婚姻生活》的《丈夫、太太与情人》；致敬《野草莓》的《结构爱情狂》）。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他抛弃戏仿路线，拍摄气质严肃的“原创”电影《搜寻》时，他所面对的处境，竟然是无人问津。而《敬畏》的温吞表现，再次证明了他才能的平庸，和原创力的匮乏。

当《敬畏》的剧情进行到第五分钟时，我已经能理解哈扎纳维希乌斯为什么要把1967到1970年之间的戈达尔，作为自己影片的男主人公了。因为当时自视为政治激进分子的戈达尔，正在狂热地信仰毛泽东主义等左派思想，而哈扎纳维希乌斯想要通过《敬畏》，尽情地嘲笑他。

哈扎纳维希乌斯可以嘲笑戈达尔吗？当然可以。处于激进时期的戈达尔，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很荒唐。这位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导演，想让自己的电影接近“工农阶级”，但他想要接近的观众根本读不懂他精英化的电影语言，他们最喜欢的恰恰是他厌倦与蔑视的美式电影。于是他通过电影来闹革命的理想，就此成为了空中楼阁。

但《敬畏》的问题在于，它对戈达尔电影所处的语境，以及把他推向激进主义的时代精神与社会环境，完全缺乏关注。戴高乐执政时代无处不在、令人窒息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法国政府在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时的殖民主义态度，都是让左派知识分子对现存体制充满失望，最终走向激进的原因。

不过在《敬畏》中，所有这些时代背景，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表现。哈扎纳维希乌斯眼中的戈达尔，仅仅是一个因为深陷中年危机，变得荷尔蒙分泌失调的中二病患者。这个角色为了寻回往昔的青春活力，娶了个比自己小了接近二十岁的年轻妻子，成天混在大学生的政治辩论会中，却因为完全抓不住辩论重点，被年轻人嫌弃。

至于原本也是位左派青年的维亚泽姆斯基，则在《敬畏》的镜头中变成了对戈达尔惟命是从，毫无个人意志的花瓶角色。然而在现实中，恰恰是这位少女的激进与勇敢，让戈达尔把自己对革命与青春的憧憬，倾注在她的身上。这是两人之间情感关系的真正基础，但它同样没有被《敬畏》所表现，因为哈扎纳维希乌斯太陶醉于自己对戈达尔的恶作剧式嘲弄了，以至于他完全没有看到男女主人公关系中的微妙之处。

而影片的选角，也称得上是败笔。两位主演路易·加莱尔和斯塔西·马汀，与戈达尔和维亚泽姆斯基都谈不上形似。在精神还原方面，他们就差得更远了：加莱尔表现出了戈达尔的坏脾气和粗鲁无礼，却没能表现出戈达尔的旺盛精力和他略带顽皮的机灵劲儿。而马汀在整部电影中只是安心地待在男主角身边，尽到了一个花瓶的职责。

在我看来，戈达尔在六十年代末的挣扎，显然不是缘自中年危机与内分泌失调，而是一个电影语言革新者所必然会面临的困境。当你在个人创作生涯的前几年里，一直在把电影媒介的可能性推向极限，如今却发现现实世界与政治生活所发生的变化，要远远胜过你所谓的艺术创新时，你该作何选择？是接受自己手中媒介的局限，安心地做一个守成者，还是彻底打破电影的边界，将它与抗议运动、教学行动、政治思潮和时代精神，通通融为一体呢？

戈达尔选择了后者，他迎接了挑战。虽然他在“革命时期”拍摄的电影过度理论化、艰涩无比，且带有说教气息，但它们对于电影语言的创造性运用，依然充满了想象力。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犬儒主义代言者——哈扎纳维希乌斯先生，则用一个老祖父般包容的目光，嘲笑着戈达尔的反资本主义/反好莱坞理想；至于他自己的电影是不是空无一物，他倒是完全不在意。

其实戈达尔根本不是圣人与完人，哈扎纳维希乌斯哪怕对他的档案素材多下点功夫，也不至于会像现在这样，摸不准戈达尔的死穴。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生前接受采访时，便讲述过如下的一段往事：

1968年6月，让-吕克在我面前和特吕弗吵了架。让-吕克想去中止亚维农戏剧节的举办；特吕弗则与帕索里尼站在同一立场上，因为后者曾说：‘我没法支持和工人阶级出身的卫兵们作对的中产阶级学生。’当时我们在特吕弗制片公司的办公室里。让-吕克生气地说：‘我本来以为你是我的兄弟，可你却是个叛徒。’于是，他们分道扬镳了。

单单是这段一百多字的往事，就胜过浪费了观众一百分钟的一整部《敬畏》。

革命从来不是抽象的东西，但艺术却是高度概括性的存在。

艺术家真的能逃过政治化的命运吗？或者说政治化后的艺术是不是只能成为一种propaganda？看完Le Redoutable，我不禁想起这个话题。不是什么新颖的题目，但在这部影片里，则成了一切的始与终。

“不选择政治，也是一种政治化的态度，”电影中的戈达尔如是说，一语击中要害。要么选择政治，要么选择电影，要么用创作取代革命，要么用革命取代创作，这在如今是多么可笑的观点，在六十年代的巴黎，甚至世界，却是那么强有力的表达。无论合理与否，那是一种态势，一种急于改变一切的热忱。每个人都被卷入，没有局外人，要么左脚穿鞋，要么右脚穿鞋，可最终我们渴望的或许不过是赤脚。我喜欢这个关于革命的比喻，幽默，顽皮又不过分傲慢。

戈达尔个人艺术生命的转折点是以一种大多数艺术人难以理解的方式进行的，他想要使艺术成为真正革命性的东西，不为任何阶层说话，不代表任何一派，因此他才那么欣赏发动运动的学生身上的那股子年轻的热情。“值得赞美的是学生运动，是运动，不是学生，”这句话由戈达尔说出来，恰如其分。最终他自己杀死了那个从前的戈达尔，却忠于了自己，虽然这个站在“敬畏者”号上的自己显得尖酸、刻薄、冷漠而且愚蠢。但是深彻地了解自己的愚蠢难道不是一种智慧吗？

然而，戈达尔绞尽脑汁想要摆脱的阶级身份却是他无法抗拒的，在那个凡事都需要划分阵营的年代，你不可能做一个旁观者，你的生活不是拍电影，没有人会为你念旁白，被误解似乎是正当的，也应该习以为常，电影中每次戈达尔眼镜摔碎都是他在革命中尴尬身份的暗示。他所热爱的学生们鄙视他，觉得他是敌人，而戈达尔自己既无法认同以前自己所属的那个肤浅愚昧傲慢无知的中产阶层，却也根本不理解工人阶级为何物，他成了被孤立的人，成了那个真正“赤脚”的人。他的革命注定不同寻常，因为他即背离了原先的群体，也无法适应新的集体。他终究还是一个浮浅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罢了。他把自己置于两者的夹缝之间，既不能往前，也不能后退。这样的身份尴尬性似乎是知识分子在革命中最容易形成的状态，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托马斯·曼《魔山》中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多多少少都有与这部影片中塑造的戈达尔相似的地方。

而我们也都知道，戈达尔对自己艺术的改造注定是会失败的。这种改造是杜绝私欲的，要求人成为一个圣人，去关切那些苦难中的人民，人民不获救，所有人都没有资格享乐，更不容许逃避和自我麻痹。回想中国当时的现实，所谓权力斗争不过存在于权力内部，而那些无数被鼓动的人，则更多的是相信了、迷醉在了这个“成为一个真正高尚的、不愚昧肤浅、不自私自利的人”理想里。

戈达尔在寻求摆脱一种对主流政治的媚俗的同时，却被另一种激进的构想吸引了。当时谁也不知道革命会不会成功，有的人敢于以行动呼应他们内心真实信仰的更好的可能，有些人却也因此备受伤害，但更多的人对此嗤之以鼻。结果是这场革命忽视了人性的幽微之处，忽视了绝对民主带来的暴力和对知识的践踏，但它行进过程中的生命力和抗争精神，那种不满足于现状的的反叛者的勇气却值得敬畏。这也便是影片最后一幕戈达尔拍摄《东风》所表达的观点。

无论是艺术还是社会，在“敬畏者”号上，便意味着永远执着于改变和挑战现有的格局，为了更好。这是出于好的意图和正当的目的，无论事实证明它是对是错，是有效还是无效，都不能掩埋运动本身所揭示的东西。

而当我们回到艺术本身，或许摆脱政治性是可能的，因为惠特曼、T.S.艾略特、庞德，甚至艾伦·金斯堡都这样做了，用纯自由的文本，不让语境代替语境。但是他们本身却无可避免地卷入政治中，即使政治不认同他们，他们也无法回避，这同样也可以用来解读Le Redoutable中的戈达尔。

片中还有几个亮点值得提及。戈达尔、安妮一行人乘车从康城返回巴黎途中的争吵配上欢乐的背景音乐，讽刺效果一流，戈达尔在革命中身份的尴尬性再次凸显。而戈达尔回到巴黎后，突然的反色调的处理和背景中不断卡顿在最后几个音的肖邦夜曲，则像是一场冰冷的自我透视，使狂热瞬间冻结沉淀，效果类似于自我审视。

看《艺术家》的导演通过一部《敬畏》来表达对戈达尔的戏谑，一开始还不觉得有什么，越看到后面，尤其（或者说或许）是看了豆瓣影评后，对这部片子的厌恶有增无减。卖弄小聪明，投机取巧，就像一个三十岁的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经验的半吊子用它所学到的半吊子水平去嘲讽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前辈。有勇气，但又不是青年志士的血气方刚，更像是一个市侩小民在街头发发牢骚碎碎念；有本事，但也谈不上娴熟出色的技术输出，更像是一个电影技术教学课堂，跟艺术家一样，罗列已有，中规中矩，没有突破没有超出；有聪明，但又没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和观点输出，看完了片子就好像是听一个会说话的朋友念叨了一个下午的流水账，但这位朋友归根结底要表达的东西似乎也就只是发发牢骚，走出门可能就忘了这回事。里面所呈现出来的戈达尔的形象甚至比导演本人都更有输出，这或许是戈达尔的功劳，因为戈达尔的个人魅力太强烈了。而louis的表演也值得表扬，后来才发现这是他，包含五月革命内容的片子他还真是不落下。louis一直都是有灵性的，在我看来。但anne的角色不知道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她的身份除了所谓戈达尔的妻子这样看似举足轻重的角色之外，完全可以被任何其他角色取代。看上去就是一个情绪化的有事不说闷在心里的普普通通的寻常女朋友，这种人物出现在现实生活已经不讨喜了，当然，批评这个角色跟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大关系。在电影里，当以更理性的方式看待时，这个角色没有存在的作用和必要性，连推动情节发展这样简单的任务都不曾有过。当一部电影里只有一个人物在输出，其他都是陪衬的时候，我个人认为这不是好的电影。当一部电影有过分的炫技的嫌疑时，便已然给人一种不真诚的观感。这在当今乐坛选秀也是层出不穷的。

但这也很矛盾，一首歌四五分钟，一部电影最长两小时，如果你想得到人们的关注，炫技是否也无可厚非呢。毕竟观众越来越难抓住了，这个时代让所有事情都变化得很快，尤其是人心。但也可能是人反过来作用了时代，然后把错误归结到时代身上，时代也很委屈。

尽管我本人认为不论各行各业各种方式，能够长期吸引人的方式都是真诚，真实。但其实从这部电影里能看到的也是一个警告。片中的戈达尔在激进时期所说的言论，对自己言论的自信和坚持，对他人的蔑视和无礼等等，我们无法说对错，但我们确实抱有一定的态度。他很真实，又或者说，他假装得很真实，但这种真实是否来源于他自己，他自己又是什么，或许片中的他也没有想明白。真实难道就真的是真实吗，这是我要表达的意思。时间地点，人的成长和变化，人的经历，场景，思想，甚至气候等等的变化都会让真实有所不同。一旦这种真实被后来的自己推翻了，那在前段已经输出的被人所推崇的真实是否也需要由后来的自己化身敌人粗暴革命呢。

就不要在这里纠结什么还可以温柔改革的无聊问题了。

这又来到了之前和美术系的朋友争执的问题：对待艺术要包容还是挑剔。

如果我能对影片中戈达尔表现出的气质感到鼓舞和共鸣的话，那很明显我是挑剔的批评家，一个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卫士，一个拒绝平庸和平常的脾气不好的怪人。

到底是包容使艺术进步还是挑剔使艺术进步呢。好像这是一个无法辩论的命题。

朋友并不赞同我对另一个共同认识的人做出的艺术的评价。那个人之前把学校的废弃车辆涂成白色写上问号，我认为这是非常垃圾的手法。原谅我如此偏激的语气，我真的不喜欢。我也当面跟那个人说过，我认为这是非常差劲的如果非要说是艺术的东西的话。要么融入，让人隐晦地发现，要么别出心裁到令人欢呼，我认为这些车应该这么处理，如果单纯地想引起注意的话。而把他们涂白写上问号，就像一种投机取巧哗众取宠，说这是艺术，我更倾向于是一种消费。对，他们更像广告和商业性质的纪录片，消费完了就抛了，引发讨论然后呢，没有然后。而所谓的引发讨论，引发了什么呢，所谓的讨论呢，所谓的关注呢。如果我们想要平庸的艺术，那这已经达到了，这可以说是了。但如果我们想要有突破，或者说，有更进一步的结果，那做到这一步是不够的，或者说，想到这一步是不够的。

什么才是艺术，这他妈的谁知道。谁都不敢也不能瞎说。你想扣个帽子，扣什么都行。但如果你真的想做出点什么，你确实得有行动，得做，但与其做出这样的东西，不如先想，想到几乎要放弃了，或许才是起步阶段。

我个人认为，咱们只说艺术，不是其他方面，也不是，也不止，好吧我也不知道怎么界定这个范围，挑剔出精华，但也有可能是错误的精华，跟真实一个道理。包容出多样性和可能性，也有可能出精华，但那是平庸大众的“精华”里偶尔出现一两个天生丽质难自弃罢了。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不过这一切也需要我再好好研究完戈达尔的各种人物传记才能有七成底气地评判关于戈达尔的电影的好坏吧，做人要谦逊，也要自知。

敬畏这个名字太正式，更喜欢台版翻译：情陷高达。

路易加瑞尔，梦戏巴黎里面的男二，难怪高达拿掉眼镜的时候，看着非常的眼熟。对比他的正常有头发的照片，看来这次是先预演了年老脱发谢顶的模样，这么想想有点辣眼睛。但是，演员的本职来说，真的完成的很棒。高达古怪又幽默，话多又爱吃醋，觉得真的又可爱又嫌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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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陷高达》的电影，整个配色都是我喜欢的风格，真的想把每一格剧照都收下来，慢慢观看。在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高达的演员，摘下眼镜之后，有点面熟。但是，因为高达的古怪又幽默，对他喜欢又嫌弃的情感，让我眼前只有高达而想不到有别的什么角色。电影放映结束之后，去豆瓣上搜索，啊，原来是梦戏巴黎里面的那个法国性感的弟弟。两个电影的剧照判若两人，放在一起才发觉，哦，原来是同一个人。高达到像是演员谢顶胡渣中年版的样子，可见发型多么重要。

看了电影才知道，原来那时候，毛泽东的思想对法国影响这么大，尤其是让工人们走上街头，进行革命，到处都是举着红色带着黄色星星的旗帜，还有共产党镰刀➕锤子的徽记。我记得电影里描述当时的学运思想是，老板如果被被工人否定了，那他就没有意义，老师也是同样。而高达所在的那两个人组成的派别里面，则是认为，拍摄电影需要由演员和导演一起讨论来决定拍摄，并非由导演一个人说了算，他是服从政治的。然而这样又会带来电影拍摄毫无效率，又不得不服从电影的。

而那时候，高达已经拍摄了轻蔑和断了气，还有狂人皮埃洛，中国姑娘也是刚刚拍摄完毕，那时候是1967年，但是这部电影并没有达到跟高达想要的那种跟上革命步伐的效果。

电影里面，最多的一个意象就是高达的眼镜，自从他结束中国姑娘的拍摄，参与到革命，就不断参与到学运公开发表言论，但是学生却不理解和看不起他，屡次被全场嘘声，于是他的眼镜就不断地因为各种原因被踩碎。这里，导演用了喜剧的方式来处理，第一次是高达最开始参与游行逃跑滑倒被踩碎，第二次是走在路上，被逃跑的游行者撞倒再次牺牲了眼镜，后来是通过广播播放，高达在记者会上反对电影节的继续举办，在人群的推挤中又被踩碎。最后，经过很多次的失败和挫折，电影说，高达因为高额的眼镜更换费用，而不再参与革命了，这里既是幽默也是讽刺，高达后来总是把理由浓缩成一句话：我感兴趣的是学运，而不是参与学运的学生。

不了解戈达尔的生平 只是觉得看着蛮好玩的 调侃和情绪的控制也恰到好处 我觉得不错 看到评分这么低 评论里也不外乎都是说导演没资格调侃戈达尔 电影与戈达尔本身经历不符之类的 我只想说 呵呵

你们选择把戈达尔摆上神坛是你们的事 但你们不仅自己要对着他上香磕头还不许别人说他一句半句的不是 这就不太好了吧

毕竟这片子只是个喜剧片 符不符合事实也并没那么要紧吧？人家也没打着纪录片的名号啊～到底戈达尔在那个时代的生活状态是怎样 也不是每个观众都想要真正去了解的 大多数人不也只是想看个热闹而已嘛 因此导演极尽调侃 突出一下戈达尔的自我 戏说一下戈达尔的情事 到底又有何不可？我倒也没有想说这片子有多么多么好 只是想说 个人崇拜情结还是稍加收敛比较好🙃

还有 说导演想拿这片子来黑戈达尔的…也真好笑 人家至于这么费尽心机的专门拍一部电影出来黑你们家男神戈达尔么 少在那边阴谋论了 导演也最多不过就是耍个小聪明 塑造了一个自我矛盾冲突明显 观众喜闻乐见的剧中人物罢了 只不过这个人物碰巧跟史上某位导演的经历雷同 碰巧也叫戈达尔 也许换换思路 这么想想 大家的精神洁癖就会好很多了

这部电影可说的太多了，传记片有趣的点都有了，还原历史情境、人物正反勾勒、临摹戈达尔的电影风格和影像变异形式……而调侃戛纳电影节的部分对于70周年来说太应景，根本就是一部献礼片。看完好希望能看到一部在世中国导演的传记片。总是打趣一句话，人家的艺术家真是令人羡慕，无论想做什么都是自由的，而现在的我们连想做什么都不知道。两位beauty路易·加瑞尔和斯塔西·马汀都全裸了，马汀完全照着经典女神的路子去了，无可限量。